第1章

据英国Bloomsbury出版社1995年版本译出

妙呀雪团儿

被难耐暑热的人们含在口中

妙呀春风吹向那些

渴望起航的水手

妙不过一床被子呀

让两个情侣同衾相依

我喜欢不失时机地征引古老的诗句。我几乎过耳不忘，又成天到晚地听，只是我有时不知道这些片段怎样搭配。这时候，我会抱着那些真切入耳的词句或说法不放。

大约一百年前，普拉卡周边的街区是一片沼泽，现在是赶集的地方，这儿的人叫我佐巴纳科斯。意思是牧羊人。大山里出来的人。是一首歌让我得名的。

每天清早去赶集前，我都会擦亮我的黑皮鞋，掸掉我的斯泰森牌[1]遮阳帽上面的灰尘。城里灰尘大，污染重，给太阳一晒更是变本加厉。我还打领带，对一条蓝白色反光的领带偏爱有加。一个盲人永远不应该对外表粗枝大叶。不然的话，有些人会匆匆忙忙误会他的。我的衣着像个珠宝商人一样，我在集市上卖的倒是塔玛。

塔玛这样的东西，盲人来卖是合适的，因为摸一摸就能分辨出这个和那个不同。塔玛有锡做的，也有银做的，金做的。它们全都像亚麻一样薄，尺寸都像信用卡一样大。塔玛（tama）这个词源于动词tázo，意思是许愿。人们许下一个诺言，希望以此换来保佑，得到解救。年轻人要去服兵役，会先买一个刻印一把刀的塔玛，这是一种祈求：愿我不曾受伤就可以退伍。

不然就是某人身上发生了一件坏事。比方说生病或飞来横祸。一个人身处险境，爱护他的人在上帝跟前许愿：如果他们爱的人康复，他们会做一件好事。假使你在世界上孑然一身，你也可以自己给自己许愿。

光顾我生意的人去祈祷前，会先买个塔玛，用丝带穿过它的小孔，然后把牌子悬在教堂里神像前的栏杆上。他们这么做，是希望上帝不会忘了他们的祷告。

每个塔玛的软金属上都凸印着一个图案，是处于险境的身体部位。胳膊或腿、胃或心脏，或者像我这种情况：一双眼睛。我有过一个狗的塔玛，但是神父看不过去，说这东西亵渎神圣。这神父无知透了。他在雅典住了一辈子，不知道一条狗在山区可能比一只手还要重要，还要有用。他想都想不到，失去一头骡子的惨痛也许会大过失去一条久伤不愈的腿。我给他引了福音书的话：你们看，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它……我对他说完，他扯扯自己的胡子，像躲避魔鬼一样背过身去。

男人女人需要什么，布祖基琴手比神父清楚。

我失明以前干什么，我不打算对你说。如果你猜三次，保准三次都错。

故事从上个复活节开始。就在过节的礼拜天。早晨九、十点钟，空气里飘着咖啡香。出太阳的日子，咖啡香飘得更远。有个男人问我有没有可以送给女儿的礼物。他讲着话不成句的英语。

是个宝宝？我问。

她是成年女子了。

她哪儿受苦？

哪儿都受苦，他说。

心脏的，成吗？我终于提议，一边从托盘里摸索着找到一个塔玛，递给他。

这是锡做的？凭他的口音，我猜他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年纪估计和我差不多，也许大一点。

我用法语说，我还有一个金子的，如果你想要的话。

她康复不了了，他回答。

最重要的是你许的愿，有时候也别无他法。

我是个铁道工，不是个巫师，他说。给我最便宜的、锡做的吧。

我听见他从衣兜里掏钱包的窸窸窣窣。他穿的是皮裤皮夹克。

锡和金子在上帝那里没有分别，是吧？

你骑摩托车来？

带我女儿来玩四天。昨天我们开去看了波塞冬神殿。

苏尼翁那一座？

你去看过？对不起，我是说你去过？

我用一只手指敲了敲我的黑眼镜，说道：在这以前，我看过那座神殿。

锡做的心脏要多少钱？

他跟希腊人不同，没有砍价就付了款。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妮农。

妮农？

N-I-N-O-N。他拼出每个字母。

我会想着她的，我一边归整钞票一边说。就在此时，我忽然听见一个嗓音。他女儿定是去过了集市里别的摊位，现在回到他身边来了。

我的新凉鞋——看！手工做的。谁能猜着我是刚买的呢。没准穿了好些年。也许我是为了我那场没有举行的婚礼买的。

指头中间的绊带不硌脚？铁道工问。

吉诺会喜欢的，女儿说。他对凉鞋有品味。

这鞋子系住脚踝的样子很好看。

走到碎玻璃上，这鞋子可以护脚，女儿说。

过来一下。嗯，这皮子又好又软。

爸，你记得吗，我小时候洗完澡你帮我擦干身子，我坐到你膝头的浴巾上，你会跟我说，每个小脚指头都是一只喜鹊，偷这偷那，偷完就飞走了……

她说话的节奏明快清楚。没有懒音，没有拖腔。

嗓音、声响、气味，现在都给我的眼睛带来礼物。我聆听，我吸气，然后就像在梦中一样观看。听着她的嗓音，我看见一片片瓜果工整地摆在盘子上，我也知道，假使我再次听见妮农的嗓音，会立即辨认出来。

几个礼拜过去了。人群里某个人说法语、我又卖出一个心脏塔玛、一辆摩托车驶离交通灯前发出呼啸——这些事情，时不时就会让我想起那铁道工和他的女儿妮农。他俩只是路过，没有停留。然后，六月初的一天晚上，有点什么变了。

每天晚上，我从普拉卡走路回家。失明有个效应，你会产生一种玄妙的时间感。手表固然无用——虽然我有时也卖手表——我却也知道当下是什么时间，准确到分钟。回家的路上，我照例会从十个人身边经过，和每个人闲聊几句。对他们，我是提醒时辰的人。一年以来，科斯塔斯是这十人之中的一个——不过我和他说来话长，改日再叙了。

在我房间的书架上，我放满了塔玛、我的很多双鞋、一套带托盘的玻璃壶和玻璃杯、我的大理石残件、几块珊瑚、几个海螺壳、放在最上层的巴拉玛琴——很少会取下来——一罐开心果、许多镶了框的照片——真的有——以及我的盆栽：木槿花、海棠花、日影兰、玫瑰。每天晚上我都会摸摸它们，查看它们长得如何，最近又开了几朵。

喝上一杯，冲了澡，我喜欢搭火车去比雷埃夫斯。我沿着码头走，时不时打听打听，哪些大船靠岸了，又有哪些会在当晚起航，然后就去找我的朋友雅尼消遣。他现在开着一家小酒馆。

景象是无时不在的。所以眼睛会疲倦。嗓音不同，它就像一切和词语有关的事物那样来自远方。我站在雅尼的酒馆里，听老人聊天。

雅尼跟我父亲年纪相仿。他从前是个蓝贝蒂卡[2]音乐家、布祖基琴手，战后挺受人欢迎，跟伟大的马尔科斯·瓦姆瓦卡里斯[3]一同演奏过。如今只有老朋友出面邀请，他才会抱起他的六弦布祖基琴了。他们大多数晚上都请他弹奏，他也还都记得。他坐在一张藤编坐垫的椅子上弹琴，左手无名指和小指中间夹一支烟，抚动品丝。有时他弹琴，我也会随兴地跳起舞来。

当你随着一首蓝贝蒂卡歌谣起舞，你会踏进音乐的圈中，那节奏就像一个铁条围住的圆形笼子，你跳着，就在那个曾经活过歌曲中的人生的男人或女人面前。音乐挥洒出他们的哀愁，你的舞蹈是一种致敬。

将死神赶出院子吧，

好让我不必见他。

墙上的钟呀

领起了葬礼的挽歌。

夜复一夜地听蓝贝蒂卡，就像在身体上刺青。

*

在那个六月之夜，两杯茴香酒下肚，雅尼对我说，朋友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一块儿住？

他眼睛不盲，我说。

你又来了，他说。

我离开酒馆，买了一点烤串在街角吃。之后，我照旧请雅尼的孙儿瓦西利替我搬来一张椅子，把自己安顿在窄巷深处的人行道上，那里对着一些树木，是一波波喧闹中独享幽静的所在。我背靠朝西的空墙，感觉到它储备了一整天的温暖。

远远地，我听见雅尼弹着一曲蓝贝蒂卡，他知道那是我偏爱的：

你的眼睛哟，小妹妹，

敲开了我的心扉。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回酒馆去。我坐在藤编坐垫的椅子上，背靠着墙，手杖倚在双腿间，等待着，就像准备慢慢站起来跳舞的人一样。那首蓝贝蒂卡弹完了，大概始终没有人起舞。

我坐着，听见起重机在卸货，它们要卸一整夜的货。然后有个寂静无声的嗓音说了起来，我认出是那个铁道工的嗓音。

费德里科，你怎么样呀？他在说。听到你的声音真好，费德里科。对，明天我大清早出发，就是几个钟头以后，礼拜五咱们就在一起了。别忘了，费德里科，香槟都归我付钱，都归我，所以订它个三四箱啊！你看着办。我只有妮农这一个女儿。她马上要出嫁了。对，一定。

铁道工对着电话用意大利语聊天，他在有三个房间的自家屋子里，在厨房，屋子坐落在阿尔卑斯山麓的法国市镇莫达讷。他是二级信号工，信箱上的名字是尚·菲列罗。父母是移民，来自意大利产稻米的小城韦尔切利。

这厨房不大，临街的前门后还有一辆硕大的摩托车停在停放架上，因此更显窄小。平底锅搁在瓦斯炉上的样子表示掌厨的是个男人。他这地方，正如我在雅典的房间一样，没有丝毫女性的印记。这是个男人独立于女人生活的地方，人和地方都习以为常。

铁道工挂了电话，走到摊开一张地图的餐桌前，拿起一份单子，上面写有道路的编码和城镇的名字：皮内罗洛、隆布里亚斯科、都灵、蒙费拉托堡、帕维亚、马焦雷堡、博尔戈福尔泰、费拉拉。他用透明胶带把单子贴到摩托车的表盘旁边。他检查了刹车油、冷却液、燃油、轮胎压。他用左手食指掂了掂链条的重量，测试它够不够紧。他开了点火开关。表盘亮起红灯。他验看了两个前灯。他的动作是仔细的、有条理的，尤其该说是轻柔的，仿佛车子是个活物。

二十六年前，尚和妻子妮戈尔一起住在这个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里。有一天妮戈尔离开了他。她说自己受够了他夜间工作，他一有空闲就给法国总工会做组织策划，他在床上读宣传册——她想要生活。然后她砰上前门，再也没回到莫达讷来。他们俩没有孩子。

同一天夜里返回雅典的火车上，我听见了另一个城市播放的钢琴音乐。

一道宽宽的楼梯，没有地毯也没有墙纸，只有一道光滑的木扶手。音乐从五楼的一个套间传来。这栋楼的电梯很少有开工的时候。不会是唱盘也不会是CD，只是一盒普通的磁带。上面的声响全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一支钢琴夜曲。

套间里有个女人坐在一张挺直的椅子上，对着一个通向阳台的高高的窗户。她刚掀开了窗帘，久久地俯视着夜色中整个城市的屋顶。她的头发朝后梳成发髻，双眼疲倦。她埋头工作了一天，绘制一个地下停车场的工程详图。她叹了口气，揉了揉疼痛的左手手指。她的名字是泽德娜。

二十五年前她在布拉格念书。1968年8月20日夜间红军的坦克开进城中，她一度上前和那些苏联士兵讲理。次年，坦克之夜的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她加入了瓦茨拉夫广场的群众队伍。一千人被警察拘押载走，五人被杀。数月后几个亲密朋友被逮捕了，到1969年圣诞节那天，泽德娜成功越过边境去到维也纳，又转程去到巴黎。

她跟尚·菲列罗相遇在格勒诺布尔的声援捷克难民的一场晚会上。他走进来，泽德娜一眼就注意到他，因为他长得像她在一部关于铁路工人的捷克影片里看过的某个演员。稍后她发现尚真的在铁道工作，马上觉得他和自己注定会变成朋友。他问泽德娜怎么用捷克语说：波希米亚是我的国家。她听了笑起来。他们成了情人。

铁道工每次在莫达讷有两天休假的时候，都会开摩托车到格勒诺布尔探望泽德娜。两人骑着他的摩托一起出游。尚带她去到她从未见过的地中海边。萨尔瓦多·阿连德[4]赢了智利总统大选，当时他们谈过要迁居圣地亚哥。

然后，十一月时，泽德娜透露她怀孕了。尚说服泽德娜留住他们的孩子。他说，我会照顾你们俩的。来我莫达讷的家一块儿生活吧，有三个房间，一个是厨房，一个卧室给我们，另一个卧室给小男孩或小女孩。我想我们的宝宝会是个女孩，泽德娜忽然心醉地说。

在雅典的火车站月台上有人说可以陪我行走。我假装自己既瞎又聋。

他们的女儿妮农六岁时，一天晚上，泽德娜听见电台上说，布拉格有一百个捷克公民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人权和公民权利。她问自己，这可会是个转折点？她出国已有八年。她需要了解多一些。

你去吧，尚坐在厨房的餐桌上说，妮农和我没事儿的。你慢慢来，也许还能弄到延期签证。回来过圣诞节吧，咱们一家坐雪橇去莫里耶讷！噢，不要伤感，泽德娜。这是你的本分，同志，你会高高兴兴回来的。我们会很好。

泽德娜依然在五楼的房间里听那支夜曲，她掩上窗帘，走到蓝白瓷砖的壁炉旁的贴墙镜子前。她望着镜子出神。

十七年前那天晚上，她对尚问及签证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否像着魔的人、疯狂的人那样，同意他们三个不再拥有一个共同的家？

我们究竟如何抉择？

镜子的底角嵌着一张汽车票：布拉迪斯拉发[5]——威尼斯。她用手指疼痛的左手抚弄票子。

一张毯子从摩托车的鞍座上披挂下来。毯子上有三只睡着的猫。

尚·菲列罗一身黑皮革、皮靴，走下楼梯，走进厨房。他打开后门底部的一扇小活门，拍拍手，猫儿便跳下车子，溜到花园里去了。活门是他十五年前做的，当时妮农得了一只她唤作伟伟的小狗。

然后我听见了那个令我想起瓜果切片的嗓音。是同一个嗓音，但这时它吻合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她说：我走过我们的火车站，伟伟在我的外套下面。每二十四小时，我们的站有六十一班火车通过。任何送往意大利的货物都经过我们的隧道。我把他抱在外套下面，他的下巴挨着我最顶上那一粒纽扣，他的耳朵蹭着我的翻领。如果不算蜗牛呀、蚯蚓呀、毛毛虫、蝌蚪、花大姐和小龙虾的话，他是我的第一个宠物。我叫他伟伟，是因为他才那么点儿大。

尚打开临街的门，跨上摩托车，用脚蹬了蹬。后轮一抬上门阶，车子就自动滑出路面。他举头望了望天空。没有星星。黑暗，一种有能见度的黑暗。

我走过火车站，伟伟从我的外套里探头探脑，每个人都停下来，指指点点，带着笑容。有认识我们的人，也有不认识的人。他是个新生命。本堂神父先生问我他的名字，好像他打算安排一场洗礼似的！伟伟！我跟他说。

铁道工去锁上家门。他在门上转钥匙的动作，已经像是担保他下个礼拜就会回家。他手工的操作都有一种给人信心的风度。他属于那种信赖手势多过言语的人。他套紧手套，发动引擎，扫视燃油表，挂一挡，释放离合器，便滑行而去。

火车站旁的交通灯亮着红灯。尚·菲列罗等着它变换。没有别的车。他可以轻易溜过去，毫无风险。但是他一辈子是个信号工，他要等。

伟伟七岁的时候，一辆货车撞死了他。我接他回来那天，他的下巴歇在我的第一颗纽扣上，我把他抱在我的外套下面一路回家一路说：伟伟，我的小伟伟，从那一天起他就是个谜。

交通灯转为绿色，骑手与机车发动之际，尚让穿靴的右脚拖曳在后，同时用左脚脚趾挂二挡，到达电话亭时又加到三挡。

我是昨天看见它的，这条裙子挂在离贸易酒店很近的一个橱窗里，裙子上有我的名字NINON！它是通身黑色的中国丝绸，点缀着白花。长度也合适，到膝盖以上三个指头的地方。领子是连幅剪裁的V形长翻领，不是缝上去的。纽扣一路扣到底。裙子迎着光略有点通透，但不至于招摇。丝绸一向清凉。如果我晃动裙摆，大腿碰到裙子，就会像舔着冰激凌。我要找到一条银腰带，一条银光闪闪的阔腰带搭配它。

摩托车亮着前灯蜿蜒曲折地开上山去。车子时不时会消失在悬崖和岩石后面，一路不断爬坡，逐渐变小。现在它的灯光忽明忽暗，像茫茫石壁前一支祈愿烛的火焰。

对车手来说不是这样的。他是在黑暗中打洞，像鼹鼠钻过土地，他的光束穿行隧道，隧道在扭摆，因为公路要避开大石也要上升，常常拐弯。当他回头一瞥——他刚这样做了一次——后面除了他的尾灯和茫茫黑暗，也一无所有。他的双膝紧抵着油箱。每当骑手与机车驶进拐角，拐角都承受他们，托举他们。他们徐徐进入，快速离开。进入之际，他们尽可能延宕，等待拐角把横坡送过来，然后他们便疾驰而去。

他们攀山越岭，一路越来越荒凉。黑暗之中看不见那荒凉，但是信号工从空气和声响中能够感觉出来。他再次掀开头盔的挡风镜。空气又薄又寒又湿。岩石把他的引擎噪音抛了回来，粗嘎刺耳。

眼睛第一年失明，最坏而一再出现的瞬间是我早晨醒来那一刻。睡与醒的边界上昏暗无光，令我经常想发出尖叫。我慢慢才习惯这样的情状。现在我一醒过来，首先就要摸到一点什么东西：我自己的身体、床单、床头板上木雕的树叶。

第二天，我在自己的房间醒来时，摸了摸我放衣服的椅子，又一次听见妮农的嗓音，很生动，好像她刚刚沿着一架梯子从街道攀了上来，就坐在窗台上。不再是孩子了，却仍然不算是女人。

今天——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我喜欢身在云端。无处落足之地，能让我感觉到上帝无处不在。爸爸开摩托车送我去了里昂的机场。第一程越过阿尔卑斯山，飞到维也纳。第二程飞到布拉迪斯拉发。以前这个城对于我只是个邮戳，或是妈妈地址的一部分，现在我总算亲身来到这里了。多瑙河很美，沿岸的房子也很美。妈妈来接飞机。她比我心目中的样子漂亮些。我都忘了她的嗓音有多美。保准很多男人都爱上她的声线。她戴着她的婚戒。那个五楼的公寓套间有高高的天花板、高高的窗、瘦脚伶仃的家具。一个适宜长谈的套间。所有的抽屉都装满文件。我看傻了眼！我回自己的房间得出门走到楼梯口，用钥匙打开另一扇前门。我想，这个房间以前是属于另一套公寓的。妈妈提到事情“跟可耻的告密者有关”，我不很明白她的意思。我喜欢我的房间。窗外有棵大树。什么树？妈妈用她美妙的声线说，这你应该认识，是金合欢树。最美妙的是，这儿有台机器可以播我的磁带。

三天一字没写。我一定是太快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