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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準是靠描写农村人生知名于文坛的作家，他也的确比较熟悉和了解乡村人生及农民的生存形态与心理。《黄河东流去》即使不是第一部描写“黄泛区”难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到目前为止相对说来比较全面和生动地反映“黄泛区”人民的苦难、挣扎和斗争且具一定内蕴的长篇小说。

就目前我国长篇小说的普遍水平而言，《黄河东流去》获取“茅盾文学奖”是说得过去的。它具有一定的特色，不至于让读者看完就忘。虽然作者从表现阶级斗争出发的意向过于明显，从而陷入了某种狭隘性，但对农民心理与行为的描写不仅比较准确，而且能够通过农民心理与行为的描写，透示出传统文化对普通中国人行为规范与价值审视、选择的影响和制约。作者选择国民党军队企图以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速度，从而造成水淹数县、几百万难民流离失所之惨剧作为描写的开篇和历史的背景，有揭露国民党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的意向，也有由这一人为的悲剧去重现历史之一幕的打算，同时也是为了表现老百姓于切身的经历与感受中，由忍耐到抗争，从自发到自觉走向革命的历程。

无疑，这样的描写并不缺乏一定的历史容量。就中国而言，“黄泛区”只是一个小局部，就“黄泛区”而言，赤杨岗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村子。而作者正是以赤杨岗村为缩影去反映那一阶段中国的历史和人民的经历、际遇，进而表现了一个旧政权的衰落与一个新政权的兴起，自然不乏历史的契机及其他的因素，同时，人心的向背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这样，《黄河东流去》以李麦作为农民由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代表而加以描写，并不是没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不少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都或多或少地与李麦有着相类似的经历。私仇是压迫与反抗之斗争十分普遍的动因，而当私仇不仅仅是相互报复、不断残杀，各自寻找更有力的支持时，就会发展为愈来愈广泛的冲突和斗争，并归向不同的阵营。不过，对于李麦过于理性化，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程式化的描写，不仅由于拔高的意向而使得这个人物流于生硬苍白，实际上也影响到了想通过这个人物所表现的历史内容。从而显得不够自然，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图解历史和人生的色彩。

《黄河东流去》比较精彩的部分是上部关于赤杨岗村几户村民逃难路上遭遇的描写。苦难之中见真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平民百姓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渡危难，于茫然而阴暗的境地中，依靠乡亲之间相互拉一把的温情而支撑着生存下去的描写，不仅比较细致生动，而且相当丰富地展示了传统文化对普通中国人尤其是中原大地的农民之生存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影响。乡土意识，人不亲土亲，血浓于水，愈是在困难的时候愈是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同情，有一个馒头也掰一半给同伴而决不独食。正是这种以血缘为核心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血缘关系的同乡亲情，形成了中国农村所特有的一种凝聚力及向心力，也是一种虽然原始但相当稳固的抵抗突然而来的打击及伤害的力量。赤杨岗村的几户人家从洛阳到西安逃难路上的经历，就显示了这种力量。这也是中国农民的生存能力特别强，承受苦难的忍耐力特别坚韧的内在原因。

《黄河东流去》的问题是比较简单地从阶级分析出发去划定好人和坏人，而忽视了其他复杂的因素。农民和地主，无疑是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不过，黄河的洪水却是不管阶级的，它不仅冲毁贫农、雇农的房屋和土地，也会冲毁地主的房屋和土地。就特定的意义说，国民党军队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那一带地主的损失要比一般农民大得多。这样，失去得更多的地主们同样，甚至在这一点上会更为痛恨炸毁黄河大堤的决策者。而《黄河东流去》的作者却看不到，或说受到历史的限制而没能表现出这些因素，也就是没能从人的视角出发去表现特殊阶段的人生与社会，而仍然是比较生硬地以阶级定性法去安排人物的角色，从而也就无法表现出人物性格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转化与变化。当黄河水冲毁了祖祖辈辈所生存的家园时，地主已不再成为地主，同样茫然和悲愤。突然一无所有的他们，与原先就一无所有的贫雇农，一时间不仅拉近了距离，而且会增多相同的语言。而所谓乡亲与同宗的关系，也并非只是在于穷人与穷人及富人与富人之间，亲不亲决不是只有阶级划分，否则也就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强大与深远了。

简单的阶级定性，使得作品中人物关系的描写趋于呆板和简单，影响到更丰富内容的表现。世界上本来就难以从绝对出发去确定好人和坏人，而认定富裕的就是坏人，贫穷的就是好人，更是一种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处理。而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处理，使得《黄河东流去》难以比较深刻地表现出历史与文化的蕴涵，也表现不出抗战期间的复杂关系。虽然有权的与有钱的都比较怕死，历来对侵略者屈膝投降的也多是有权和有钱的人，但无可否认，面对民族的屈辱，同样不乏坚持民族气节而占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多物质财富的人。笼统地以偏概全，追求典型化却又缺乏更具艺术包容量的历史观点，基本是按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去解释历史，看不到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认识与评价，是《黄河东流去》明显的不足。因而，作品虽然不乏个别篇节、个别人物的精彩描述，如徐秋斋这个乡村文人的艺术形象就具有一定的性格内涵，老农民海老清对耕牛的感情及固执地认为唱戏人属于下九流，也都十分生动地表现出中国农民特有的心态与价值选择；但从整体上看，主题的简单及表现的生硬，都给人留下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作品的强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