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讨论现代派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

陈焜

现代派的讨论，触动的问题是比较深的。前些年，我们学习的材料都是讲，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用我们思想的光芒去照亮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已达到垂死和灭亡的阶段，它的文学也是反动和没落的文学，等等。但是，“四人帮”以后，我们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了，觉得世界和我们自己都不是这类材料描述的样子，许多自以为正确的观点和实际并没有关系，是独立在事实以外的东西。这就出现了非解放思想不可的要求，希望突破禁区，纠正那些不恰当的观念。所以，现代派的讨论不单涉及了文学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到底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怎样理解当代社会历史条件的问题；不单涉及了一些带专门性的问题，还涉及我们到底要建立怎样的学风的问题。因此，这样的讨论对于帮助我们的思想更接近实际是好处很多的。马克思讲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但是，如果旧制度只是想象自己具有自信，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那么它犯的时代错误就是喜剧性的。“四人帮”的那些问题，我想是需要从这样的角度想一想的。

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研究现代派的问题具有根本的意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怎样才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各种态度是相去很远的。马克思主义是宗教的教条，还是科学的世界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拘泥于个别的词句，还是要掌握基本的精神；是墨守过时的结论，还是根据基本的精神来研究新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个已经完成的封闭体系，还是承认它需要发展，还应该善于吸收现代文化的成果；是把苏联的某些观念当成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和典范，还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思想从苏联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判断真理的标准是教条还是实践，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要郑重考虑的。我想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讨论。

（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垂死和灭亡的问题

垂死和灭亡的观点，一向是我们评价现代派的主要根据，这是很明显的。既然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既然资本主义进入垂死和灭亡的阶段，现代派当然是帝国主义的文学，是资本主义穷途末路和垂死挣扎的表现。这样的论点，长期支配着我们的意识，现在虽然采取了略有改良的形式，但精神是原封不动的，值得我们考虑。

我认为，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概念来解释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一定要把某种文学的性质同某种社会制度的历史地位等同起来，仿佛垂死和灭亡的时代就只能有垂死和灭亡的文学，并且用这样的逻辑把现代派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灭亡直接联系起来，这种看法在文艺理论上包含的观点是很不恰当的。

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应该考虑。

我想，我们并没有疑问，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剥削制度，是一定要灭亡的，就像社会主义制度最终也要让位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样，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但是，要谈到这种制度的灭亡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那么，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要有科学的根据。

马克思说过：“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从这样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不断地遭遇着危机，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危机，但是，它还有进行自我调整的活力，还没有穷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现象作出比较恰当的估计。如果把垂死和灭亡解释为漫长的历史时代，认为在死亡的时候还可以出现比较大的发展，那就失掉了提出死亡这个概念的意义，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错误，拿来评价现代派也是不合适的。当然，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本人在运用这个观点的时候曾经得出过没有经住实践考验的重大结论，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认识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呢？

（二）资产阶级作家依赖豢养的问题

我们都熟悉，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批判过资产阶级作家对于钱袋的依赖，对于收买的依赖和对于豢养的依赖，这样的讲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还要不要再用这样的语录来批判现代派，情况是很明显的。事实上，在分析启蒙学者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怎样的遗产》中曾经着重强调过他们之间的差别，何况马克思讲过：“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关系，都是这样。”

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认识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呢？

从现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

用垂死和灭亡的观点来批判现代派，把垄断资产阶级走狗的罪名加给现代派，这些常见的提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有确凿的根据也站不住。庞德为纳粹做过事情；艾略特自称是政治上的保皇党；纪德批评过苏联，过去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难道凭这样的事实可以给现代派定下走狗的铁案吗？现代派的事实是多样化的，要找到任何材料来证明任何观点都非常容易。例如马雅可夫斯基从未来派走向革命，超现实主义的阿拉贡和艾吕雅等人都参加了法共。但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现代派就是革命派也是一样站不住脚的。所以问题是要从整个社会历史条件的基本情况出发，从现象的总和上把握它主要的方面。

现代派文学的出现，的确是不能和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的基本事实割裂开来的。但是，现代派不是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穷途末路和垂死挣扎的表现，而是它的危机的产物；现代派不是帝国主义政策在文学上的工具，也不是在危机中维护旧势力的派别，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的反映，是对帝国主义政策发出的反响。为了说明这样的观点，就需要对现代派的发展和它的基本精神作一个粗略的探索。

在历史上，自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有了迅速的发展以来，资产阶级的文化一向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从世俗文化的角度讲，主要是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从宗教的角度讲，主要是包括宗教改革以后的清教徒运动和新教文化。清教徒追求灵魂的纯洁与得救，新教强调勤奋和节俭，这些传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是重要的精神支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把新教的精神称为资本主义的精神。但是，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有两个事变猛烈地动摇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个传统。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在中产阶级中形成了享乐主义，瓦解了清教徒和新教的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的新情况不但保持着资本主义剥削造成的贫富差别和对立，现在对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说来又更加强烈地感觉到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使人受到物质的统治和压力；由于传统的家庭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瓦解而产生孤独和人被连根拔起的感觉，成了现代生活的一种较新的大问题。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而酿成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大屠杀，这次大战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政府和政治的神圣性，削弱了基督教的纽带，破坏了对于人道和理性的崇拜，瓦解了对于人类自我完善能力的信赖。这两个事态瓦解了那些社会一向用来使自己变得崇高庄严的道义信念，使人们失掉了目标和方向，结果是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危机。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观念又没有形成：社会发生了沉沦，许多人陷在深刻的苦闷和痛苦之中。这样的情况，曾经有很多作家作过描述。英国诗人叶芝写道：“事物瓦解了，中心保持不住，/只有混乱在世界上得到放纵。”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说：“在1915年，旧世界结束了。在1915到1916年冬天，古老的伦敦的精神崩溃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座城市死亡了，它作为世界的心脏死亡了，并且变成了那些破碎的热情、肉欲、希望、畏惧和恐怖的漩涡。”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写作了《现代人寻找灵魂》，仅仅是书名就说明了精神上的空虚和追求，具有时代的重要特征。

西方现代派正是由这样的条件产生的。

现代派，有时称为先锋派、试验派，也许最好是称为现代主义，意思是差不多的，包括了各种名目的主义。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欧洲形成了诸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意象派等各种各样的流派，其后又影响了北美。从狭义的角度讲，所谓现代派主要就是指这段时间形成的各种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在重要的人物中，诗人有瓦莱里（Paul Valéry）、艾略特（T.S.Eliot）、庞德（Ezra Pound）、里尔克（R.M.Rilke）和布勒东（Aadré Breton）等，小说家有托马斯·曼（Thomas Mann）、普鲁斯特（Macel Proust）、乔伊斯（James Joyce）、纪德（André Gide）、卡夫卡（Franz Kafka）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等；剧作家有斯特林贝格（August Stringberg）和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等。此外，绘画方面有马狄斯（Henri Matisse）、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布拉克（Georges Braque）等，音乐方面有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和索恩贝格（Arnold Schoenberg）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学又有了新的变化，但是，现代主义的思想和艺术观念仍然还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意识流手法就在当代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因此，从广义的角度看，当代的各种先锋派和实验派依然是战前的现代派的继续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和黑色幽默等文学潮流也可以称为现代派，重要的人物有萨特（Jean-Paul Sartre）、加缪（Albert Camus）和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

现代派的各种主义之间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例如对待机器，未来派欢呼机器的发展，认为它标志着文明的进步，许多其他的主义则诅咒机器对人的统治，但是，从基本的情况看，现代主义的那些现代意识、现代感受和现代经验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中心就是危机的意识。

危机的意识，只要简单地举出艾略特的《荒原》和海明威的《别了战争》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荒原》用饱含着思想见识和感觉情绪的意象描写了那种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念的瓦解而造成的沉沦，把现代社会描写为一切生命都已死寂的荒原；《别了战争》则描写了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屠杀而产生的对爱国、荣誉和牺牲等传统观念的幻灭，表现了失魂落魄的迷惘。这两部作品都从社会生活和个人灵魂的深处写出文明发生了崩溃的情景，体现了典型的危机意识。

和危机意识相联系的观念是异化观念。

现代派的异化观念，主要是西方现代哲学、现代心理学和现代社会学根据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料提出来的，在不同的理论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失常是人的一种异化；对社会学家艾弥尔·德克海姆来说，沉沦就是社会和个人的异化。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不同，主要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是受资本奴役的劳动，不但不能展开人的本质，反而失掉人的本质；工人劳动的结果是产品的丧失而不是对产品的支配：发生了劳动的异化和产品的异化。马克思主张采取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消除异化。后来，恩格斯还用异化的观念分析过人和客观规律的关系，指出“必然王国”对人的异化，说明未被认识的客观规律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使人得不到行动的自由，经常走向愿望的反面，不能进入“自由王国”，等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第一次公开发表，在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异化在现代派文学中就有了更加广泛的表现。

现代派文学的异化，一般有以下的内容：一种是物质文明、现代技术、现代管理以及现代理性对人的异化，感觉到这些被人创造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和奴役了人，使人变成了一个平均数，不能发展人的本质；一种是社会对人的异化，特别是专制集权和官僚机器对人的异化，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人不能控制的异己力量，它无情地压迫和敌视人的本质，使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被压得粉碎；一种是人对于他自己的异化，觉得人被迫丢掉自己的特质，扮演一种角色，承担某种没有人性的功能，使人失掉人的本质，变成畸形发展的东西，成了非人；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日益冷漠和疏远，甚至受到丛林法则的支配，使人在人群中感到极度的孤独，或者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迫害，等等。从这些情况看，异化观念和危机意识具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对危机意识进行了更加抽象的概括，并且是更加着重从人的角度来认识危机的内容。换句话说，危机意识是社会的具体性比较突出的概念，具体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和精神道德等各个方面比较实际的问题；异化则是思辨性很强的概念，它抽象掉问题的实际方面，一般地考察人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他和物，和社会，和其他人以及和他自己的矛盾。这些内容都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

那么，对危机和异化，我们适于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它是一种世风日下的堕落，还是取得了某种进步和发展？我认为，危机和异化都表明资产阶级阵营中一部分最敏感的人士已经对现代社会形成了较少带幻想的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各种传统观念所包含的千年王国的福音是一种现实的思想，要求对世界和人的真实取得新的认识，并且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处境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这和那种还在追求过时的观念的意识相比，当然是一种明显的进步；和十九世纪的文学一样，它当然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自我批判。所以，如果我们认真地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就应该承认一个时代只能得到它的历史内容允许它得到的文学，具体地讲，我们只能要求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尽可能对自己的存在形成比较清醒的意识，而不可能用一种永恒的标准来要求这个时代的文学表现一种根本不现实的蓬勃朝气和积极向上的情绪（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韩愈也是比较清楚的，他很强调每个时代的文学有它自己时代的特征）。因此，危机和异化的意识恐怕不是颓废和堕落，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自我矛盾有了新的发展的表现，是人对他所面临的矛盾有了新的了解的结果。

当然，无论是危机和异化，现代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别是很大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和异化观念的整个着眼点是社会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消除异化的论点当然是应该修正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坚信人类为了克服异化可以取得不断的进步，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而不会停滞不前，这样的思想当然是合理的；而现代派的危机和异化则是着重强调个人的困境和人类一般的生存条件，不考虑社会的革命改造。但是，尽管有这些差别，现代派文学的危机和异化对于促进社会意识的发展是有一些好处的。长期以来，异化经常被人看成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实际问题要关心的人是不注意它的，而且一般地讲，在普通人当中，在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改善的时候，满意和感谢的心情是存在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种物加于人的统治产生愤怒，感觉到异化的痛苦；特别是由于这些观念的思辨性，虽然是马克思讲过的观念，在工人运动中一向不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目前，西方工人运动已出现这样的动向：除了要求保障各种具体的权益，还提出了要求设立更符合人性的劳动和生存条件的问题，也就是提出了要创造条件克服异化的问题。这和现代派的影响也不是毫无关系的。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对现代派的异化和危机还需要再进行认真的讨论，主要是关于那类永恒的标准。

永恒的标准，任何文学都必须指出革命的正确出路，表现积极向上的情绪，描写真善美对假丑恶的胜利，符合这样的标准就是好文学，违反这样的标准就是坏文学，这样的标准支配我们的观念已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虽然经常利用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资料，把危机的概念引申和发展为垂死和灭亡的概念，用来对外部世界形成片面的看法，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但是，我们又指责现代派指不出正确的革命出路，包含着颓废反动的情绪，违背了真善美的理想，完全否认它所表现的危机和异化有任何可以肯定的意义。对这个问题，我还想再讲几句。

永远向上的朝气、对善和美的追求，不断前进的革命，这样的作品只有在完全真实的时候才可能是真正感人的，否则会适得其反。实际上，用简单的办法拿这样的观念来解释整个世界往往是于事无补的。你可以用这些观念对历史作出任意的说明，但历史绝不会接受这类观念的导演，它总是要超出这些观念的善意，而不会为这些观念而存在。不顾社会历史的真实，把这类观念变成绝对的普遍标准、文学中至高无上的境界；不从事物固有的本质中揭示它真实的状况，包括它遭遇的那些后退或向前的动向，而是要文学服从自己主观的观念，那就是用道德化的标准来标榜自己道德上的善良，用永恒的抽象观念来要求文学，结果绝不会创造出真实的善和美，只能把文学变成虚假的东西。

何况要讲到革命，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我们都明白，革命只有在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是可能的；危机可以发展为革命，也可以发展为缓和；而且在革命的条件成熟以前，有许多时候就是充满了苦闷和绝望，想不出应该怎么革命。怎么能把指出革命的出路看得那么简单呢？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又应该怎么指呢？林彪关于时代特征和世界革命都讲过一些头头是道的设想，这些设想能不能成为批判现代派的依据呢？何况即使你看清了革命的出路，文学为什么就必须成为图解革命的政治课本？作家为什么就必须成为统领革命的革命导师？自古以来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伟大作用的杰作也不在少数，它们为自己的时代服务，总有一些一般的规律，为什么不应该予以认真的注意？

那种善良美好的观念也是非常可疑的。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要了解世界，就需要有勇气面对赤裸裸的罪恶，要了解恶的存在，要看清恶所造成的灾难，要明白恶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这样就需要有一种比善良和美好更能经风雨的力量，有一些比天真和轻信更难受欺骗的经验。把美好的观念当作文学追求的目标，指责现代派丢掉了美好的眼光，思想这么善良。叫人怎么办呢？

其实，现代派文学的问题的确是很多的。他们一般都强调人类生存条件的不可改变，否定历史的进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我个人想过很久，但还是说不大清楚。最初，我只觉得否定进步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现代派强调人在世界上的命运总是要遭到挫折和痛苦，似乎也不完全没有道理：我找不出两种观点之间的关系。后来才觉得，从抽象的角度讲，就人和世界的关系看，人总是面对愿望和现实的矛盾，他期望实现的东西总是超过了他能够得到的东西，而且人总是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生存诚然充满了挫折和痛苦，人只能勇敢地面对现实，把自己的认识建立在切合实际而不是空想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比较合理的道路。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追求和挫折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和发展水平是完全不同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能够争取到的东西总是越来越多，他总是比过去更接近于成为人，因此，人类的生存条件总的说来是不断进步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历史的进步。如果是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说，人虽然的确要面对现实，但是，人对于发展所抱有的无限要求也不应完全从它使人受到挫折的消极意义来了解，而必须看到它推动和促进的积极作用。人永远不会把他已经取得的成就看成尽善尽美的顶峰，永远不会要求历史停下来凝固在完美的一点上，不再前进。当过去不敢梦想的境界实现时，人还是不满意，又看到还有更高的境界在前面。所以，人类永远不满足，永远在奋斗，永远在前进。想到这些地方，我不赞成现代派的历史观。如果说现代派的确有颓废的东西，那么比较主要的颓废就是对历史发展的颓废。这是比较突出的基本问题之一。此外，现代派较多地关注个人，忽视社会，这一点甚至和西方现代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某些新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它缺少一种从社会与个人相结合的角度上认识问题的观点；现代派反对现代理性的虚假，谴责它丢掉了人性的因素，肯定了非理性的存在和作用，但是又极端地夸大了非理性。这些都不是局部性的问题。形式上的某些革新是没有意义的，也很明显，等等，这一类问题是还可以举出一些的。但是，我认为，抛弃那种美好的观点，这不是现代派的短处，而是它的长处。这种情况要从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根本意义上来了解。

实际上，所谓传统观念的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那些美好观念的危机。人道和理性的信念是包含着许多美好的观念的。但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如果有什么陈旧的东西死亡了，那么这种东西就是美好的观念。尼采说：“上帝死了”，这句话也是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的。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要求现代派用美好的眼光来描写世界，那就是要求现代派停止在十九世纪的观念上，倒退到危机以前的思想状态上，这有如希望饱经磨炼的成年人重新变成天真的儿童，当然是不可想象的。

我已说明了现代派和传统观念的决裂，但是，问题总是有复杂的方面。如果把现代派看成与传统无关的东西，那也是非常不合适的。现代派还是维护着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传统，问题只在于，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肯定形式包括许多浅薄的东西，已受到现实的嘲弄，现代派只能在否定的形式中保持这样的理想；同时，因为是否定的形式，现代派也就免掉了那种把理想具体化所造成的限制。例如人的本质的发展，现代派不再像传统的观念那样为人的本质规定有限的概念，而是通过对于非人化的谴责，从反面提出了希望人的本质得到无限发展的理想。我认为，注意这样的现象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不是以否定的形式吸引着现代派，他们就失掉了存在的思想基础。何况现代派思潮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东西。它固然产生于现代的土壤，但是许多观念都可以在过去的思想资料中找到渊源，例如十七世纪的巴斯科就对现代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基尔克加德也是十九世纪的人，只是现代的历史条件使这些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而已。所以，无论如何，现代派依然是西方文学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传统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现代派文学，说来也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些年代中，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吸引了一批作家的注意，使写实的社会现实主义又有了新的回升，但是，一般说来，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是逐渐扩大的。二十年代，乔伊斯刚刚发表《尤利西斯》时，他受到的责难是广泛的，但是现在，《尤利西斯》已成了现代文学的古典性作品，是新的文学正统的奠基石。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派产生了新的特征，这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在战后有极大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是，存在主义也好，荒诞派也好，当代各种形式的意识流也好，都是二十年代就存在的东西，甚至黑色幽默的情况也是一样。所以，看起来，现代派文学的高峰是二十年代，后来在许多方面都是重复过去，没有特别重大的发展，也没有出现可以称为伟大的大作家；要谈到它的前途，是将要衰落，让位于新的潮流，还是会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在一个阶段上产生的意识是有重要意义的。自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文明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自我批判。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一样，这种自我批判的重点往往是强调诺言和现实的矛盾，用资产阶级在它想象自己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时候提出的那些信念来批判丑恶的现实。在这种批判中，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道义基础而提出的价值观念还是保持着，是十九世纪的作家在创作上得到力量的源泉。但是，现代派进行的自我批判有所不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增长了，对它们的信念崩溃了，这当然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而是资本主义文明对自己本身的意识有所发展的一个标志，是这种意识朝着自由所取得的一种进步。它现在诚然提不出具有肯定形式的思想，而且不但在最近的将来看不到提出这种思想的前景，也许，甚至在现代派作为一股潮流消失以后，这种前景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无论如何，它很可能是会为一种更高的意识的出现铺平道路的。经过这一番危机，它对肯定形式的思想提出的要求是更高了：它必须在正视现实，特别是在正视恶而不是粉饰恶的基础上为人指出一条切实的出路。

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

对现代派的认识，我个人的看法的确是不成熟的，仍然有不少妄想。在这些看法中，我觉得比较明确的问题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我们不幸都是有失误的人，将来难免不修正今天的观点。但是，从现在看过去，许多观点受到了检验，总有一些教训是可知的。所以，过去有一些观点是偏执僵硬的教条和庸俗社会学，我对此没有怀疑。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这类观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当然，解放思想并不是凭空乱想。解放思想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解放思想并不是要对现代派作出最高的评价，而是要打破蒙昧，把我们的思想提高到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水平上来。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被颠倒了。我们不是以实际为第一性，而是以观念为第一性，歪曲和牺牲实际，要实际服从观念，把这种思想方式当成正确思想的唯一标志。根据实际情况讲真话变成了非常可怕的罪恶。不少人变成十恶不赦的异端，遭到和烧死一样的下场；我们不是从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学的实际出发，而是从现成的结论出发，特别是从苏联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作出的结论出发。凡是在现成的结论中找得到根据的思想，不论实际情况如何，都是不可动摇的永恒真理，是一种踏实可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能用推理的方法建立起一套唯一正确的体系：一门学科被限制在这种思想的轨道上，自然会养成只讲“正确”意见而不讲真实情况的作风，和实际的距离就可想而知了。我想，这种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和危害，现在不是估计重了，而是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冲破它们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否则，我们加于马克思主义的损害是不亚于其他异端的。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