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意识流”是泥石流吗？

潘大安

“意识流”是当代外国文艺创作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写作技巧，通常主要用于小说，也应用于戏剧、诗歌、电影等文艺形式。简单地说，“意识流”技巧就是通过把人物的心理、意识活动的“腹稿”直接现诸文字，以此来体现“言为心声”，从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显示出客观世界在形形色色人物的主观世界里所产生的不同反映和留下的不同印象。

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实行法西斯式文化专政，推行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当代外国文学的研究横加干涉，给外国文学作品一概贴上“封资修”标签进行封锁，以致“意识流”这个名词在我国广大读者中间，甚至在文艺界至今都显得比较生疏。近几年来，对之虽有评论，亦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总起来说还是贬过于褒。因为少见，必然多怪；有些人谈“流”色变，斥之为“文学异端”，比之于“泥石流”（喻其饱含“污泥浊水”，对文学艺术具有破坏力）；有的认为如同“裸体画之”，不适合中国国情，有损国粹，应加抵制，对于“意识流”文学亦应抽刀断水，阻“流”于千里之外；更有人云亦云者，尚不知“意识流”究竟为何物，便以先入之见偏颇言之。凡此种种，应从“意识流”实际出发，充分讨论，以求得统一的认识。

“意识流”作为外国文学创作中一种不同于一般传统格式的现代表现手法，有其源头活水，有其沿革演变，更有其新颖独到的艺术特点及表现力，是值得我们吸收、借鉴，拿来为中国现代新文艺所用的。如果运用得恰到好处，既可免效颦之弊，又能使我国文艺表现形式别开生面。“意识流”在外国文学中由来已久：远在十四世纪英国诗歌之父，现实主义文学先驱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巴斯妇人之独白里以及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王子独白里就已出现了“意识流”原始形式的萌芽。而后，经过各个时期的演变、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著名“意识流”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在他的《心理学原理》[17]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术语。接着，英国文学评论家梅·辛克莱尔在评论英国第一位有意识地运用“意识流”技巧写作的女作家陶洛赛·理查德森的多卷作品《朝圣》[18]时又首先将该语引用于文学领域。[19]一八八七年，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兼作家爱杜阿·杜夏丹在法国象征派诗人领袖马拉梅及德国诗人兼作曲家法格纳创作思想的影响下，糅合二家之艺术风格为一体，采用“内心独白”技巧写成小说《月桂林被砍了》（英译名为《我们将不再去树林》），后来又著《内心独白》[20]一书，对该写作技巧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在二十世纪初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时期内，“意识流”技巧逐渐定形，趋向完善，有了比较系统的创作理论，对之影响较大的是詹姆斯·白格森、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及哲学思想。当时最有名的“意识流”作家有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亨利·詹姆斯以及威廉·福克纳等为数不多的几位英美作家。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当推爱尔兰流亡作家乔伊斯。他从本世纪初起便离开祖国，流寓欧洲大陆。他首先发现了《月桂林被砍了》一书在写作技巧上的价值并设法再版，使之免于湮没。一九二二年，他完成长篇巨著《尤利西斯》。该书仿效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体裁，同时通篇采用人物直接内心独白，把杜夏丹的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书中的行文用字上标新立异，甚至逾越传统语法规范，以期将人们未经表白的真实想法按其产生方式表达出来。[21]《尤利西斯》在创作艺术上达到了“意识流”技巧运用的顶峰。成为世界文学中的“意识流”经典作品。其后，仿效者虽不乏其人，终无胜于蓝者。目前，“意识流”技巧主要被作家们用来为其作品中某个人物或某些篇章服务，很少出现专门的“纯意识流”小说。

在一些人眼里，西方“意识流”作品是没有情节的，“不仅扑朔迷离，甚至不知所云”，是作家“故弄玄虚，捉弄读者，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叫人实在读不懂”。[22]从笔者个人的研究实践来看，此论多言过其实之见而少实事求是之风。当然，“意识流”技巧作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中一种新型表现手法，作家笔触从描写外部世界转而探及人物心灵深处；不是以人物的日常活动而主要以其思想活动构成作品主要内容，因而在形式结构上与传统作品相比，有其迥然不同的一面。其中一些双关语（特别是同音双关语，如同我国歇后语中的“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并合词，转换了词类功能的词（如将副词当动词用）以及一些比喻、典故等语言现象是无法在汉译时确切表达的。然而，外国文学读者或工作者中，凡能读懂一些外文原著，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在阅读“意识流”作品时也不会遇到多大困难。问题在于这类作品往往以有限的篇幅，集中反映在特定的短时间内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动态，采用“心理时间”，突破时空界限，进行立体交叉式叙述，因而具有较大的压缩性和凝聚力。如《月桂林被砍了》写巴黎情场一个花花公子六小时内的意识活动；《达罗维太太》（伍尔芙夫人著）写女主人公十二小时内在伦敦街市及家中的见闻观感；《尤利西斯》则记录了三个主要人物在都柏林二十四小时的经历和感受。这样，“意识流”作品就不可能平铺直叙，“且听下回分解”，成为一部“流水账”，亦非通读一遍即可了然于胸。由于这些作品的叙述随人物的万端思绪而峰回路转，曲径通幽，因而在阅读时需要一个像演员揣摩角色、进入角色那样的过程，有一个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体会过程，需要反复咀嚼回味才能彻悟其中之意而深味内中之妙。同时也要求读者具备比较广博的背景知识来帮助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这样，在阅读“意识流”作品时，对广大读者这方面就提出了新的较高的要求。

“意识流”作品虽不像侦探、冒险小说那样以曲折复杂、紧张离奇的情节取胜，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作者在作品内容情节的构思、处理上所下的功夫。如《尤利西斯》全书分成三大部分，每一部分诸章集中表现一二个主要人物的意识活动（并夹以客观叙述及对外部事物的描写），书中各章均与《奥德赛》中的一个故事相对应并冠以小标题，[23]每章文体因主题内容而异并别出心裁地对之进行模拟，如“梦魔体”“蠕动体”“迷宫体”“遁走体”“育胎体”“胀缩体”“魔幻体”“循环体”等。即使是书末长达四十余页的女主人公无标点内心独白，也绝非“张天师画符”；正如我们读不加句读的古文，只要有一定的文法知识和阅读实践，自然不难断句。况且该独白全篇八个大句中含有数个联想中心启发、引导读者。有人将该书的创作特色归之于对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散文体滑稽史诗”体裁的一种沿袭，有人甚至认为该书的整体结构与一首奏鸣曲相类似。正如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温所说：“……凡是小说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个你听不熟悉的或是没有料到的平面上：它们写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绪的，或内在的事物。讲到心理故事，我想不出有哪一部作品能比得上詹姆斯·乔伊斯的最优秀的巨作《尤利西斯》。书中的故事是在不断发展的，那是一日之中的发展变化——而我们应该知道，故事的检验标准，正在于它是否是向前发展的。”[24]再以福克纳的“意识流”名著《声音与愤怒》来说，全书四个部分分别为四个人物在不同程度的意识状态中的独白，其篇章设计形同作曲中的对位法，叙事节奏犹如音乐里的快板、慢板和行板。又如伍尔芙夫人的代表作《到灯塔去》，全书三个篇章长短繁简各不相同，在结构上象征灯塔的照射，又始终以灯塔为中心，分别从不同主人公的思想角度进行描写。书中人物的安排有主有从，两个主人公的思潮起伏呼应。全书结构明晰，文思流畅，读来恰似一首抒情诗；中间的一个短篇《岁月流逝》起着连接两幕的过渡合唱的作用，成为跨越心理时空界线的桥梁（在《达罗维太太》中作者亦以伦敦海关大钟所表示的机械时间来衬托心理时间），足见作者匠心所在。

“意识流”技巧通过揭示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情绪感触来反映客观事物，通过反映同一外部世界在社会上各色人等的头脑中所造成的不同印象来表现不同的思想性格，其结果虽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片面性，但毕竟不失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国外有人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手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圣麦克斯》中这样说过：“不论语言或思维，自己都不能形成一个特殊的王国，它们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已。”心理活动是人们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在头脑中的反映，反过来又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而下意识活动则是属于心理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活现实触动人们思想深处，影响波及下意识领域，以致形成“条件反射”或“下意识记忆”，日后勾起“自由联想”，这是普遍存在的心理、生理现象。十年“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在人们心头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有些过去屡遭迫害的人们至今仍心有余悸，每闻喧嚣之声便猝然变色，当年挨斗情景又历历在目。这种活生生的生活现实正说明以上的问题。

西方一些“意识流”作家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所造成的思想、创作局限，往往对本阶级一些人物的思想意识比较敏感，作了较多较细的观察，笔下人物的思想活动代表了他们那个阶级的意识特征。这些作家不可能也不愿意去描绘无产阶级纯洁美好的心灵，也不会去反映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精神痛苦和他们的叛逆性格。然而，由于这些人自身的遭遇和经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示了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痛恨。因此，在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中，主观或客观上都对现实作了不同程度的暴露和批判。如乔伊斯本人就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尽管他的作品有其错误甚至反动的一面，他却在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他的“意识流”创作的先声）和《尤利西斯》中描写了一个最后离家出走的年青知识分子同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反抗意识，揭示了他错综复杂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体现了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中知识分子为寻求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人前途而“上下求索”的思想，也反映出现代西方世界动乱失治、希望渺茫的社会局面。美国现代派诗歌创始人艾略特就是受了该书的启发而写出著名长诗《荒原》，道出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幻灭。在英国女作家伍尔芙夫人的小说《达罗维太太》中，作者通过女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的内心分析，揭露了英国“上流”社会女性的庸俗、势利、自私、冷酷，表现了她们多愁善感、醉生梦死的空虚精神生活，从而反映出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同时，作家通过描写一个患“弹震性精神病”，最终自杀身死的退伍军人的疯言疯语，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从而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美国南方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在他最为成功的“意识流”小说《声音与愤怒》中通过一个南方白人“世家”兴衰史的一场自白，揭示了美国南方黑暗、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反动本质及其最后走向分崩离析的必然性。作家在书中让康普逊家的一名黑人女佣作为四名独白者中唯一头脑清醒的人物而冷眼旁观，使“旁观者清”，从而流露出自己对黑人的尊重和对南方种族歧视的不满。

由上看来，外国文学中的“意识流”代表作品在形式结构上并非“一团乱麻”“一盘散沙”。相反，“意识流”技巧在书中却起着“望远镜”的作用以及美国作家道斯·帕索斯在他的三部曲《美国》中称之为“照相眼”的作用，使作品乱中有序。在思想内容上，这些作品亦非藏污纳垢的“泥石流”，而有其耐人寻味、发人思考之处，有积极、进步、现实主义的一面。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们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所以，对于国外的“意识流”作品，特别是“意识流”技巧，不容全盘否定，更不宜因噎废食，避之远之。这种技巧如同其他各种文艺形式或科技原理一样，只规定了怎样运用之，而亦未规定只有哪一家才可以用，用于什么人和用来为谁服务。外国的资产阶级作家用它来为他们那个阶级的文艺服务，中国的无产阶级作家为什么不能将它“洋为中用”，拿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服务呢？

中国的现代小说从整体上看主要是继承了古代白话、章回小说的传统，偏重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外部活动，对于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内心活动则不去表现或很少表现，作品往往“开门见山”，太露太直。倒是鲁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吸收了不少欧洲文学创作的营养，一反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陈式，在自己作品中加入心理描写等西方写作手法，[25]同时又保持了作品中语言风格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成为短篇小说“中西结合”的典范，为中国新小说树立了楷模。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通篇写疯人自白，借以表现置身于封建礼教桎梏之中遭迫害、受压抑的人们的变态心理，这也可视为“意识流”手法的一种“洋为中用”。鲁迅先生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了他的革命文学口号：“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今天，王蒙同志在鲁迅先生开创的中国新文学道路上迈出了大胆、可喜的一步。他的短篇新作，题材新颖，构思巧妙，意境深远，使人耳目一新。目前在评价这些作品时，有些人出于好心，生怕它们同西方“意识流”小说“同流合污”，现在看来其实大可不必。即使在西方文学中，除了上述的以及其他少数几位作家曾写过数量有限的“纯意识流”小说外，以后“意识流”仅作为一种写作技巧被运用于某些小说作品，并未形成专门的小说流派。严格地说，“意识流”技巧只是西方文艺创作中数种心理描写手法的统称，一般以在采用该技巧写作时人称、语言及意识水平的不同而分成几类，如“自白”、“全知描述”、“直接内心独白”（包括“感官印象”）、“间接内心独白”（即“内心分析”）等。写作时有的作家择其一种，有的兼而用之。那种触景生情、“瞻前顾后”的“自由联想”则可出现于上述任何一种手法的描写之中。在作家对作品的干预程度上，有的在书中时隐时现，有的则退居幕后，有的干脆对人物放任自流，让他们“随心所欲”“畅所欲言”。在语言文字的选择上，则根据不同的意识水平和作者的干预程度而定。如在描写人物的下意识活动时，往往让文章的语法“语境自由化”，采用单部句、独词句、省略句甚至把句子变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同时较多地使用斜体字、省略号、破折号、括弧、图形或不用标点，以此来模拟意识流动的特征。从表面上看，这些意识活动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胡思乱想，其实字里行间往往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具有电影上“蒙太奇”样或音乐中“对位”“小乐句”样作用。王蒙同志的新作《蝴蝶》《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大体上采用了相当于“全知描述”的“意识流”手法，使用第三人称，作者本人介入控制，基本上使用作者自己的语言，以有节制的、适可而止的“自由联想”为主要思维意识特征，人物的意识水平主要处于清醒状态，间以少量朦胧、梦幻意识，联想中“形象思维”丰富，整篇作品也具有比较连贯的情节。王蒙同志作品的语言仍然保持了中国语文的民族风格，语风明快，行文洗练。句子大多采用简单句，修辞多用排比、类比句；句子之间、上下文之间联系较紧，并未超越我国语法规范。作品中各段的小标题相当于联想中心，向读者提示了内容情节。这些作品在风格上接近伍尔芙夫人的“意识流”作品，文章内容剪裁合理，人物浮想联翩、遐思不绝，文笔细腻，富有诗意。另一方面，作品中有些地方联想过于勉强，有的篇章平行句使用稍感过频，使得语言有矫揉造作之气；有些场合作者“情不自禁”，让自己的议论去喧宾夺主，代替主人公作不必要的说教。这也是在作者创作的试验、草创阶段在所难免的，不可求全责备。今后，随着王蒙同志创作上的不断探索革新，在中国新文坛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到时候我们称他的作品为中国“新意识流”小说，以别于西方“意识流”作品，又未尝不可？！

有人认为“意识流”技巧以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因而是与无产阶级文艺创作格格不入的。这些人未必了解：无论“意识流”作品或是关于运用“意识流”技巧的理论，都是古已有之。以英国文学为例，早在“意识流”这一术语出现以前，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人江·邓便已对自己思维活动中出现的“意识流”现象作过形象的描述，[26]在十八世纪伤感主义作家斯登的小说《姗弟先生传》中便已呈现出现代“意识流”小说的主要特征，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最早的准“意识流”小说。在此前后，其他一些作家亦在无意之中运用过这种技巧的原始形式，并提出过有关创作理论，为现代“意识流”作品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欧洲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分别在自己作品中作过这方面的尝试，如英国的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等，法国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令人不快的困境》等。另一方面，这种技巧本身所根据的不是资产阶级现代哲学、心理学中那些反动的、唯心的本质部分，而是其中描述的一些客观的、合理的哲理及心理现象，有些思想、概念尚可上溯至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的唯物论者洛克、哈特利和普利斯特利的“联想理论”以及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和唯物论者狄德罗的认识论观念。这绝不同于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如英国的厄尼斯特·琼斯那样，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理论，荒谬绝伦地从“俄狄浦斯变态心理”出发对不朽的现实主义悲剧《哈姆雷特》妄加分析，甚至用以分析莎士比亚本人的创作意识。“意识流”作为一种创作技巧，虽有同哲学、心理学相联系的一面，但在文艺创作中更有其纯技术性的、独立的一面；在文艺创作中它既可以被用来体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思想，也可以利用它在作品中塞进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货色，问题在于它被掌握在谁家手中。现在我国无产阶级作家掌握在自己手里，运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出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又何咎之有？

在国外，“意识流”技巧的运用是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其作用的评估如列宁所指出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7]在国内，“意识流”遇到的是一个“洋为中用”的问题。关于对它的借鉴，茅盾同志的一段话是颇有启发的。他说：“我以为既然要从外国文学借鉴，那就不应划地为牢，自立禁区，而是对于凡在一个时期发生巨大影响的作家都应当作为或正或反的借鉴对象。这样才能达到取精用宏的目的，才能扩大眼界，解放思想，在文艺园地实现百花齐放，而且这百花将有久长的生命力而不是热闹一阵以后渐渐褪色了。”[28]

“意识流”作品以人物的内心世界为题材，以人的思想意识为素材，对我国文艺界来说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因而使作家们在创作中从酝酿构思到铺章布墨都面临着新的任务，还要求他们具备诗人的素养和作曲家的音乐理论知识。而广大读者对此也有一个逐渐消化、适应的过程。即使在国外，当“意识流”作品刚刚问世时，也有不少人认为是“离经叛道”。当时英国作家威尔斯曾批评乔伊斯无视常人而对一些天大的谜语大做文章。可是现在，那些“‘曲高和寡’的大师们的手法已被普遍吸取，甚至连大众宣传媒介也采用了乔伊斯的技巧”。[29]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的新读者群众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但若是把他们比作十八世纪的贵族读者们，那是不对的”[30]。过去由于“四人帮”的文化封锁，不要说普通读者，就连许多专业外国文学工作者也不能或很难接触“意识流”，一时哪里谈得上理解与欣赏，更不用说去摸熟“水性”，加以借鉴了。随着今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频繁开展，随着广大读者外文原著阅读水平的不断提高，“意识流”作品亦会为我国读者逐步接受的。毛主席说过：“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31]这是符合艺术生产发展规律的。现在，在我国“四化”建设中，不少外国科技成果和文艺形式的“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我们都吸收借鉴了，为什么单单要对“意识流”讳莫如深呢？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为什么文学艺术偏偏就要拘泥于一种格式，滞留在某个阶段呢？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以后，过去的曲高和寡也会找到现代知音，变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总之，“意识流”技巧是文学艺术创作中一种创新手法，能够行之有效地增强文艺作品的表现力，我们尽可以对之大胆实行“拿来主义”、激浊扬清，放到我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去检验、发展。王蒙同志在自己的创作生活一旦获得新生之后，便捷足先行，勇于尝试，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新作是社会主义百花园里一簇“重放的鲜花”，老树新芽，满枝春花。在催开鲜花的同时，他做到了资产阶级作家用“意识流”技巧无法做到的事：他向广大读者打开了人民群众明净的“心灵之窗”，他让人民“于无声处听惊雷”，倾听无产阶级对党倾吐的肺腑之言，他也让我们重新看一看那些曾在“四人帮”魔爪中挣扎悸动的苦难的心。随着党的“双百”方针和“洋为中用”方针在我国文艺界的进一步贯彻，将来，“意识流”会从更多的作家笔底源源涌出，融汇到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洪流中去。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