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改变艺术史的瞬间

乔托在艺术史上的伟大成就留给后人丰富的艺术遗产，但同时也给后来人留下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是他？究竟乔托只是刚好成为那个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艺术史上的人，还是他天生便有过人之才，是上天选中他来改变艺术的方向？16世纪的艺术史作家乔治·瓦萨里既是最早一批记载乔托生平的人，同时也是最早提出这个困惑的人。他在乔托传记的开头写道：

……唯独是他，尽管生于蹩脚的匠人之中，却得天独厚地复活了那奄奄一息的艺术，使之具有称得上完美的形式。那个粗俗和糟糕的时代竟然有力量以如此高明的方式造就了乔托，那些年月里的人们很少知晓或者完全不知晓的绘画竟然由他完全恢复了元气，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瓦萨里生活的年代距离乔托活跃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他努力收集到了很多有关乔托的资料，其中不乏一些有趣的细节，例如教皇本笃九世曾派使者赴佛罗伦萨探访名家，当使者找到乔托，并向乔托索要一幅小稿以便用作范例回禀教皇之时，乔托用笔在纸上徒手画出了一个完美的圆形，并对使者说：“这一幅就足够了。”当使者将这张圆形连同乔托没有依靠圆规，仅徒手画圆的见闻一并告知教皇后，教皇和罗马了解艺术的群臣便立刻意识到乔托远非寻常之辈。

这个细节非常有趣，既显出乔托的本领，也展现出他生活中幽默的一面。类似的事情在这份传记中还有不少，瓦萨里对此总结道：“乔托足智多谋，幽默风趣，妙语连珠，至今在佛罗伦萨还流传着对他的生动回忆。”

然而，尽管关于乔托的生动回忆有很多，但对于为何偏偏是乔托的艺术造诣完全超前于时代这件事，瓦萨里无论如何也没有头绪，最终干脆将其归结于奇迹。而这一问题，在七百年后的今天，学者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答案。

要理解乔托成就的源头，就必然得从他所受到的影响看起。前面已经提到，乔托很可能曾向契马布埃学画。除此之外，乔托还可能受到了比萨雕塑家父子尼古拉·皮萨诺（Nicola Pisano）和乔瓦尼·皮萨诺（Giovanni Pisano）的影响。这两位艺术家虽然主要活跃于比萨，但也去意大利各地承接工作。尽管皮萨诺父子所生活的时代距离密切关注古罗马艺术的文艺复兴到来还有一百多年，但此时的他们已经开始从一些古罗马遗迹中寻求艺术灵感了。比如他们为比萨洗礼堂制作的讲道坛浮雕，在描绘耶稣诞生的题材时，就已经在关注情节的塑造了。从雕像中的圣母、助产士和约瑟之间，能够看出明显的情感互动。

乔托了解古罗马艺术的另一个证据来自他在描绘《升座圣母》中的宝座时所绘制的大理石纹路。古罗马人曾经极为擅长此道，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庞贝遗址的墙壁上看到各式手绘的大理石纹理图案。

不过，即便把契马布埃、皮萨诺父子和古罗马艺术的要素加在一起，依然不足以让乔托在艺术上做出如此巨大的突破。但当我们把这些前人的影响从乔托的身上去除的时候，乔托真正独创的成就便显现了出来：他应用了一种被后世学者归纳总结为“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简单来说，就是从眼睛观察到的事物中取经，从中研究出视觉的规律，并将这些规律应用在绘画上。这种技法曾经被古罗马的艺术家应用，但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失传。是乔托将其找回，并且青出于蓝，发扬光大了。

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今天谁都知道，要想画得像，先得看准。但正如前面已经提及过几次的，在乔托之前的艺术家，创作时更多是遵循前人总结的“规矩”，而不是直接从大自然中学习。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创作绘画、观看绘画的视角，正是由乔托带给我们的。

对于乔托怎么就决定和传统告别，改从自然中取经，学者们至今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他获得了教会内部开明一派的支持和启发，也有人认为这是艺术家群体自发形成的突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一旦乔托的目光从传统而固定的绘画范式上挪开，注意到丰富而生动的大自然时，他便能从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并和自己从前人处学得的创作技法相结合，最终碰撞出前所未见的新艺术。

到21世纪为止，尽管人们对于乔托的艺术成就已经随着一代代学者的研究有了相当充分的了解，但在他身后仍有一个巨大的谜团没被解开，而这很可能是整个艺术史上最有魅力的谜团之一，那就是：乔托到底去没去过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殿，接手壁画装饰工作？

阿西西是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的一个城市，这里既是前面提过的天主教圣人方济各的诞生地，也是他创立方济各会的地方。在他于1226年逝世两年后，方济各会修建了一座圣殿以安放他的遗体，这座圣殿至今仍是天主教朝圣地之一。在圣殿修建完成后，方济各会委托了一批艺术家绘制内部的墙饰。首位有史可查的带头人，即“建筑主事”（Capomaestro），正是契马布埃。他为建筑绘制了各式《圣经》故事和圣人的生平。除此之外，他还带队在墙体的边缘绘制了一批建筑飞檐托饰^[图5]。这些装饰力图让观众把平面的墙体看成凹凸有致的“飞檐”。

[图5] 契马布埃，错觉飞檐托檐口

13世纪晚期，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殿高教堂

然而，从现存的结果来看，契马布埃本人并未完全掌握后人所称的“焦点透视法”，也就是说，他画出的假砖块只是“努力装出立体的样子”，和足以乱真的透视还有不短的距离。然而，在契马布埃之后，接手他工作的下一位建筑主事，则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在这第二位主事负责的其中四件作品^[图6]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他率先摒弃了契马布埃的画法，而采用一种非常接近于人眼观感的方式来创作，并且他似乎正在摸索“完美逼真”的技法，每件作品的表现手法不同，但越发接近我们眼中真实飞檐的样子。

[图6] 第二位飞檐托边饰主事，错觉飞檐托檐口

13世纪晚期，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殿高教堂

当观察到这一点之后，艺术史学者便大胆假设：阿西西的第二位主事决定放弃传承至契马布埃的“传统范式”，并努力让画面接近人眼看到的自然观感的那一天，就是西方艺术史迎来大转折的“第一天”。我们能够清楚地指着这几面墙说：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在13世纪末的某一天，从这里开始了。

于是就只剩下一个问题：接手契马布埃工作的第二位建筑主事是谁？他没有留下名字，文献中只记载着在接手工作的那批艺术家中，大家都将水平最高的那人称作“以撒大师”（Issac Master），但没提到他具体的名字。考虑到乔托一方面确实是已知最早成功从自然中取经的中世纪艺术家，另一方面他也很可能是契马布埃的学生，难道乔托便是“以撒大师”吗？我们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高教堂的墙壁上亲眼见证了这位艺术家一手开创出了整个新时代的过程，但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早在瓦萨里的传记中便有记载：“在阿西西高教堂中，乔托在两侧的楼廊下，绘制了三十二幅圣方济各生平事迹的壁画。”尽管瓦萨里没有具体提到建筑主事或以撒大师，但他的这一说法还是在接下来的四百多年内被视为乔托就是阿西西诸多壁画作者的定论。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德国艺术史学家卡尔·弗雷德里希·凡·鲁莫尔（Carl Friedrich von Rumohr）于1827年指出了阿西西高教堂画作和斯克罗韦尼礼拜堂作品之间存在的风格区别之后，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中，鲁莫尔的意见获得了诸多重量级学者的支持。一直到现在，阿西西高教堂的这位以撒大师究竟是谁，还是一桩著名的悬案，因此被称为“阿西西难题”或是“乔托难题”。

可是，坚持认为在阿西西教堂作画者并非乔托本人的学者们，也无法断定这位所谓的以撒大师的身份。如果这位以撒大师不是乔托，那又会是谁呢？难道在那个时代，还存在一位能够做出这样巨大突破，却被我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下的大艺术家？虽然学者们进行了多番猜测，但从那些候选艺术家传世的作品来看，又不完全吻合。包括卢西亚诺·贝洛西（Luciano Bellosi）在内的一批中世纪艺术专家认为，虽然没有决定性证据，但倘若合理推断的话，真的没有别人能比乔托更能担此重任了。贝洛西已于2011年辞世，一个大问号仍然悬在乔托的头上，但不管这个疑问何时能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从现在往前算七百年，罕有艺术家对后世的影响如乔托这般深远。瓦萨里没说错，乔托完全配得上“奇迹”这个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