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颤动于狱中

五四运动的爆发，像一声春雷，震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大地，在全国掀起反帝的革命风暴。

周恩来于1919年4月从日本留学回国。回到天津后，他立即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并应天津学生联合会邀请，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这份报纸，灌注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从编排、撰写到校对、印刷，都由他负责，其内容不仅宣传新思潮，报道国内时事，同时密切配合爱国斗争，在推动进步青年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0年1月23日晚，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奸商竟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学生。第二天，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时，军警不但不惩办奸商，反而逮捕各界代表20人，同时下令将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查封，对天津人民的爱国运动进行大肆镇压。

五四运动时期的周恩来

面对险恶的局势，天津各界的反抗并没有停息。

1月29日，五六千名各校学生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再次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启封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然而，学生集会却遭到大批军警用枪托刺刀进行的血腥镇压，重伤学生五十余人，周恩来等四位代表当场被捕！

周恩来被捕后，和其他被捕代表一起被关在警察厅。2月17日，警察厅司法科传讯了周恩来，讯问关于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由何人主使和组织等问题，周恩来均巧妙应答。当问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何人主笔时，他说：“《联合会报》没有主笔，有三四个审查员，是合议制，不过往警察厅立案的时候，是我出名，所以你们要问《联合会报》的事，我可负完全责任。”当问到学生会捐款来源时，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此后，警方又让全体被拘代表笔答类似问题，代表们机智填写，警察厅终无办法。

不久后，警察厅长杨以德又利用春节，叫了五桌酒席，在狱中“宴请”各界被捕代表，还特意对周恩来说道：“周先生的家里人，不是在黑龙江做事吗？那里荒地有多少？学好了去开垦啊！那种事情多么发财呀！”周恩来横眉冷对，给敌人以有力地回击。

最终，警察厅使出无限期拖延处置的伎俩，既不公开审讯，又不释放，妄图以此消磨代表们的意志和锐气，平息反日爱国风潮。

4月2日，周恩来等六名被拘代表率先绝食。两天后，全体代表绝食，决心以死捍卫初衷，并提出三项要求：一是释放单独扣押在拘留所的代表；二是允许代表们到院中散步；三是将被拘代表送法庭或由警察厅司法科受理，速开公审，按法律裁决。正是由于周恩来机智勇敢地带领大家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警察厅不得不答应了代表们的三项要求，并被迫将患病或未成年的各界联合会代表三人释放。

被移送检查厅后，拘留条件有所改善，经过代表们的斗争，除两名女代表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来往，有一定范围的阅读书报和通信自由。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预备检查厅开庭询问，下午读书、看报，学科学、学文化，晚上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革命问题、开展斗争。在狱中，周恩来巧妙运用文艺武器，开茶话会、娱乐会、纪念会—南开新剧《一圆钱》第四幕也在狱中舞台上演。更有意义的是，他把监狱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系统地讲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资本论》、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些事迹，在他亲自以日志形式记载狱中斗争生活的《检厅日录》中都记录了下来。

欢迎周恩来等被捕代表出狱的车队，周恩来乘坐的是第二辆汽车

1920年7月6日，在各界代表狱内狱外斗争的配合下，在国内社会舆论的责难下，审判厅被迫公开审理该案。公开审理之日，几百名群众列席旁听，著名律师刘崇佑为他们做了有力的辩护，周恩来也当庭进行答辩。他的发言，条理清晰，论证有力，把法官驳斥得哑口无言，顿时形成对审判者的审判，使审判厅成为传播真理的讲坛。最终于7月17日，当局被迫释放全体被捕代表。

近6个月的狱中磨难，让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出狱一年多后，他在一封信中讲到自己共产主义信念的变化过程。他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说，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