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史学史在当今欧美国家史学界是一门比较发达的学科。就其起源来说，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就出现了。先是法国人，后是英国人写的史学史。但就其内容来看，那些著作不过是一些互不连贯的史学家传记汇编。直到18世纪初，史学史一般仍然未摆脱按年代编次，或分门别类的史学百科全书，或史学名家传记集的模式。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史学家们产生了撰写能经受科学检验，能说明史学变化、今昔异同的史学史的要求。德国戈丁根大学的史学家们十分重视史学史研究，在这方面多所倡导，并写出了突破前人窠臼的著作，为近代意义的史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中叶，在哲学、自然科学和相关学科迅速发展，以及各种史学流派纷纷兴起的影响下，史学在人类知识中的地位改变了，史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巨制鸿篇陆续问世，延衍变化，形成了今天的繁荣局面。

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夕，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从间接接受，乞诸东邻，到阅读原著，直接翻译；从一知半解到初步系统研究，不但水平有所提高，而且范围较前扩大，数量有所增加。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张广智同志在发言中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不再重复。

新中国诞生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史学工作者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和教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在建国初期，除苏俄史学外，其他西方国家史学，几乎无人问津。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情况有了变化。1960年年底，由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会议。会议认为外国史学史应列入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学计划，还决定编写《外国史学史》教科书和编译有关西方史学流派的资料。1962—1965年间，西方从古到今的一些史学名家的代表作有了全译本或节译本。我国学者对西方大史家或重要史学流派的专题研究亦着手进行。无奈好景不长，一场浩劫使刚刚萌芽的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与介绍工作陷于瘫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学术园地日月重光，西方史学研究重新获得生机，初步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近几年来，对欧美各国重要史学流派和史学家的研究逐渐普遍，范围较前扩大，钻研渐次深入。西方史学名著的翻译工作进展也颇为迅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圣铭同志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和孙秉莹同志编著的《欧洲近代史学史》（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两书的问世。前书简明扼要地勾画了从古希腊直到20世纪初西方史学发展的概况；后书内容丰赡，持论严谨，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最初尝试。教育部对这门学科也开始重视，中外史学史已列为招收研究生的学科，还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在一些大学里恢复或开出了西方史学史课程。1984年秋，教育部在成都召开了《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会议决定集体编写一部适用于高校历史专业的教科书，讨论通过了编写原则、编写要求、编写内容与分工，力图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史学史》。

纵向来看，近六七年来，我国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取得了超过五六十年代，更非旧中国时期所可比拟的成绩，但要建立具有中国风格的西方史学史科学体系，并在国际史坛上显露头角，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和进行辛勤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