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前，思想文化界的极“左”思潮正在清除，面向世界的原则日益受到重视，中外文化交流趋向频繁，信息传播愈益便捷。这一切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工作的有利条件，瞻望未来，前景令人鼓舞。不过，也要看到，西方史学史在我国是一片尚待开拓的园地，我们的图书资料十分缺乏，研究手段相当落后；尤其严重的是学术界中“左”的思想影响，远未肃清。要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除了加强人才培养和改善物质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适应新的形势，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水平。为此，特就如何促进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浅见，就教于有关专家和读者。

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正确处理对待西方史学遗产的问题。

对从古及今的西方史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是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西方史学传统的内容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以及历史教育等等，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诸多方面中，史学家史学流派对历史的认识又居于核心的地位。因为对历史的认识既反映了他（他们）本身的史学观点，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是史学家进行工作的指导思想，轻视或忽视史学家史学流派的理论思维，就不可能对任何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史学著作乃至史料工作的特征和意义获得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认识，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从而达到明辨是非、去伪存真、去芜取菁的目的。

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应当首先解决的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西方史学，除少数包含有唯物的或辩证因素外，几乎无一例外是属于唯心主义体系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形成以后，唯心主义史学也仍然占有强大的阵地。列宁在评论唯心主义思想时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我们对这段话的理解是：任何思想、观点，不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是历史的产物，甚至是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考察他们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既要看到它们所受的时代的、阶级的以及个人认识能力等等局限性，又要看到思想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和相对独立性，某种观点对当时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经济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在今天的意义。凡在历史上产生了有益的社会效用或在现代仍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成果，都应当看作是精萃的遗产。这一标准，对于史学，亦不例外。

还要看到精华与糟粕的分野一般不是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的。历史上就很少纯之又纯、完美无疵的史学观点或流派，更多的是菁芜驳杂，良莠并存。对于精华与糟粕，既要加以区别，又要联系起来考察，通过爬梳剔抉，方能进行评价，知所取舍。我们所理解的继承，不等于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或客观地介绍。所谓肯定，应当首先是历史的肯定，然后在吸取其精华，舍弃其糟粕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新。所谓批判（这原是一个外来语），按其本义，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一笔抹杀，而是沙里淘金，去粗取精，尽可能地化无用为有用，从思想的渣滓中找出合理的、对我们有益的、有参考价值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方面已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历史认识的根源、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的指导原理与方法。但是正确的原理与方法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探讨与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代替史学研究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一史学流派、某一史家、某一史著所作的按语，不等于对它们的总体评价。如果以上的认识可以成立，那么，在经历“十年动乱”后的今天，我们对待西方史学传统时，必须进一步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不以今天的价值观念作为进行判断的准则，既要反对贴标签、套公式、简单化、片面化的教条主义和从臆造的模式出发，任意剪裁和歪曲史料为我所用的主观唯心主义；也要反对罗列现象、堆砌材料、不接触事物本质的经验主义；而应当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吸取当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过去没有定论，或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进行一番考察或新的探索。

下面就西方史学的批判与借鉴问题，谈几点看法：

其一，某些唯心主义历史思想包含了唯物的或辩证的因素，如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点、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阶级斗争学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有用的思想材料，这是众所周知的。又如俄国的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反对农奴制和封建专制，要求进行民主革命的社会历史观点也是得到列宁的充分肯定的。

有些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历史学家或者由于出身贫困，或者由于个人遭际坎坷，同情下层人民，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持批判的态度。如英国的高德文（W.Godwin）在其《英吉利共和国史》中颂扬革命人民的正义行动，谴责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专制；科贝特（W.Cobbett）一生同情贫苦人民，鄙视英国腐朽的政治制度，在其著作中生动地描绘了中世纪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的著作不一定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观点也不尽正确，但其中的民主因素是值得重视的。还有不少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史学家，如法国的米什勒（Michelet）、英国的格林，在各自的名著《法国史》《法国大革命史》中均蕴藏着大量的民主倾向。又如美国的摩特莱（J.L.Motley）在其有关荷兰共和国的历史著作中热情歌颂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暴政，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美国的希尔德累斯（R.Hildreth）以历史为武器，痛斥黑奴制度和奴隶主分裂主义的“州权论”。他们的著作对推动西方史学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史料学方面，西方的史学批判精神，对第一手资料的重视，对史料的外形和内容的鉴定，要求对史学家的性格、政见、经历以及史著的资料来源、写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考察、分析等原则，史料搜集、整理和保管的方法，都含有科学性的因素，是值得借鉴的。

其二，有不少唯心史观是适应时代需要，为历史上的进步阶级服务的。如14、15世纪的人文主义史观，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观都是资产阶级用以反封建、反神学的思想武器。又如维柯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探讨，康德对历史发展动因以及上帝与人类、个人与集体之关系的研究，海尔德（Herder）的历史主义思想，孔多塞的社会历史不断进步的观点，都是直接、间接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以上种种史观，尽管有认识上的片面性，甚至缺乏科学根据，在当时都具有进步意义，对其在史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仍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其三，同一历史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社会作用。比如17、18世纪的社会历史进步思想曾经起过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制造舆论的作用，有积极的意义。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思想就成了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捍卫现存秩序的理论，其性质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又如德国统一以前，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史学曾经起过鼓舞民族精神、号召民族统一的作用，及至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就蜕化为民族沙文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宣传工具了。对于盛行一时的“普鲁士学派”就应当本此原则，进行历史的分析。

其四，有些带片面性，甚至是歪曲了、颠倒了的历史认识，如波丹（J.Bodin）、孟德斯鸠、黑格尔、博克尔等人关于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的学说，或强调气候，或强调土壤，或强调地形，对前人忽略了的，或未曾充分研究的问题作了探索，在某些方面提出了独到之见，丰富了历史思想的内容，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他如经济史观、文化史观、心理史观等等，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引人思考的问题，弥补了前代史观的缺陷，在推进史学思想的发展上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是非功过，是值得深入分析研究的。

其五，要注意政治立场观点与史学思想、学术成就的联系和区别。政治思想对史学家的史观无疑是有影响，甚至是左右某种史观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某些史学家身上也会出现两者相互背离，乃至矛盾的情况。政治上保守的史学家可以在学术上做出很大贡献，甚至写出有民主性因素的著作；而史学思想进步的作家也有的在政治上是保守、反动的。德国以批判史学知名的尼波尔（B.G.Niebuhr）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但他的代表作《罗马史》却反映了憎恶专制、鄙视贵族、同情自由农民的倾向。英国牛津学派大师斯塔布斯（M.Stubbs）是虔诚的神学家，敌视民族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却以精于文献考订之学和攻治英国宪政史而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业绩。和上述两人相反，世界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坚信理性，坚信进步，痛恶封建专制和教会神学，富于批判精神，却拥护乔治三世对北美独立运动的镇压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另有一位英国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家柏克（E.Burke），他反对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之说，但承认人民有要求正义的权利；极力诋毁法国大革命，但同情北美独立战争、波兰反抗沙俄、印度反抗英国的斗争。他坚持用历史的观点研究过去和现在，尊重历史的连续性，认为抛弃了世代相传的制度，社会就会解体。他的历史主义思想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成分。对于以上这类史学家、历史哲学家的评价是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的。

附带提一下关于阶级出身对于史学家一生事业的影响的问题。家庭出身与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往往在史学家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米什勒和格林家世寒微，他们的著作都富有民主性，这是在西方史学界流传的佳话。但又不可一概而论，镇压巴黎公社的元凶梯也尔，其父为一锁匠，属于劳苦大众的一员。俾斯麦铁血政策的追随者、普鲁士学派的健将德洛伊生（J.G.Droysen）八岁丧父（其父为一随军牧师），全赖亲友资助，始克完成学业。另一方面，俄国有名的几位革命民主主义者，无不出身名门，本人也是贵族；英国的博克尔出身富商家庭，终生未任公职，一心治学，终于留下了影响欧美史坛的名著。这几个简单的事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人物的不唯成分论的教导是应当永远铭记的。

其六，不少史学家的政治态度和历史认识，由于主客观原因，在其一生之中是常有变化的，甚至早期和后期相比，判若两人。法国的基佐在其早年著作中抨击拿破仑的独裁和查理十世的封建反动统治，倡导阶级斗争学说。1848年欧洲革命后，思想倒退，由于敌视无产阶级而寻求与封建贵族妥协。英国的卡莱尔（Th.Carlyle）早年同情劳苦大众，关怀民间疾苦，在其著作中多有流露。到了晚年一反常态，卑视人民群众，宣扬英雄史观，支持美国的黑奴制度，鼓吹强权政治和殖民扩张，为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王腓特烈树碑立传。在一部著作中前后各卷，持论迥异之事亦不乏其例。梯也尔的巨著《执政府和拿破仑帝国史》第一卷出版于1843年，末卷出版于1862年。此书的头几卷对拿破仑赞扬备至，词多溢美。后来在路易·波拿巴执政时期政治上失意，遂将对侄儿的满腔怨愤迁怒于乃叔。于是，在他笔下，拿破仑一世成了丧失理性的暴君。对于这类史学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认识，应当划分阶段，分别对待，具体分析，才能进行总体的评价。

其七，有些历史观点在政治上和社会效用上并无积极意义，但对前人的认识有所突破，对前人的缺失有所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或新的线索。朗克学派在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抽象推理、空疏论证，提倡尊重史实、尊重史料诸方面即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认识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和一致性，反对以史料学代替史学，反对英雄史观，要把历史研究的对象由个人转向群体和社会，重视历史解释和各种因素对历史运动的作用，要求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对于匡正和弥补朗克史学的缺陷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就个人来看，法国的泰纳（H.A.Taine）著书肆意诬蔑法国1789年革命的伟大意义，思想反动；然其研究历史运用心理解剖方法，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活，独辟蹊径，对历史的综合性研究颇有启发，有其可取之处。

其八，还有些在当时就是对抗历史潮流，或宣扬反动政见的史观或史著，其内容是非科学或反科学的，如英国的托利派史观，西欧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五花八门的史观。对其保守或反动的思想应予揭露和批判；对这类著作所依据的正反两面的资料则应详为分辨。例如英国托利派史学魁首克拉伦顿（Earlof Clarendon）的《英国大叛乱及内战史》所记多属亲身经历及当时的王党活动，不失为第一手资料。而且，此书在后来由于适应了英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的心情，颇受欢迎，其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又如德国的政客兼历史学家特莱契克（H.V.Treistchke）在德国统一后写成的《19世纪德国史》鼓吹“大日耳曼主义”和种族偏见，但此书提供了有关德意志民族发展较为全面的图景，其第二卷对复辟时期的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作了全面的介绍，是有参考价值的。

以上列举的情况无疑绝非概括，所作的分析更难免谬误。总之，尊重历史，尊重实际，一方面应防止反对一切的虚无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要反对无批判地盲目接受的倾向，这是我国在对待西方史学传统上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