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学派对东亚各国现代化的影响

1.东亚各国现代化初期的历史情境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第三讲的主题，历史学派对东亚各国现代化的重要影响。我在第一讲探讨过，思想的效应如同病毒传播，思想的病毒在人群中感染一些头脑，这些头脑产生的思想继续感染其他头脑，这样的过程需要几十年才显现效应。例如，首尔大学的张夏准教授是著名的李斯特主义者，他对韩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产生了影响，并且他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政策深受李斯特主义导致的“东亚模式”影响。又例如，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金井延（1865—1933）是德国新历史学派领袖施姆勒的弟子，他对明治后期的日本公共政策产生了影响。刚才我介绍的朱绍文，博士论文主题就是李斯特，他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李斯特主义者。而后，他的李斯特思想想必感染了他的博士生左大培。所以，大培现在可能有相当强烈的李斯特主义倾向。

事实上，东亚各国（特指日本、韩国/朝鲜、中国）现代化初期，不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相互声援，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和李斯特主义者也相互声援。直至今天，左派共产主义者当中，有一位长者（年龄大约65岁），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造反派”洛仁·戈尔德纳（Loren Goldner），他的博客名称是“造反者札记”（Insurgent Notes）。我随意看了12月9日他写的博客，是关于纽约警察射杀黑人男孩引发的“我不能呼吸”抗议运动的。我在准备第三讲时，读了他写的一篇长文，如图3.10，介绍德国历史学派对日本明治维新、朝鲜独立运动和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知识界及公共政策的影响。这篇文章的许多段落，我已贴在第三讲的心智地图里。此外，他还主持一个网站，“libcom.org”，专门报道世界各地各时期的革命运动。左派共产主义或许是我知道的左派当中最激进的“主义”，主旨是以暴力革命改造全世界。可是，我浏览这些主页，不能发现任何替代既有秩序的方案。

其实，这是古今中外“左派们”面对且无法解决的基本问题。凡将社会意见划分为“左、中、右”三派或“激进、中间、保守”三派的时候，必以既存的秩序为基准。类似地，凡将文化意见划分为这样三派时，必以既存的文化传统为基准。例如，我认为我自己可被贴上“社会中间派”与“文化中间派”的标签。我的一位老友可贴上“社会左派”与“文化保守派”的标签，我的另一位老友可贴上“社会右派”与“文化保守派”的标签。你们或许认为我这两位朋友各自的立场有内在紧张，或许是，但或许不是。也因此，我历来反对“贴标签”。其实，我们将看到，东亚各国现代化初期的知识状况，与我这两位老友贴标签表达出来的内在紧张关系十分相似。各国知识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内，从欧洲现代化的经验中抽取了看起来更适合各国特定情境的部分，于是导致了各国知识分子对诸如“国家”、“个人”、“自由”这类抽象概念截然不同的态度或价值排序。这些概念在欧洲历史情境里原本是相容的，可是移植到东亚历史情境里，因怀特海说的那种“错置实境谬误”，就未必相容了。

戈尔德纳这篇文章的小标题引我关注——“国家、认同，及中国和日本的民族问题”，它的大标题反而在中国的政治教科书里很常见——“一般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与东亚的阶级斗争”。在东亚地区，日本和朝鲜各自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中国人在遭遇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之前，只知文化优势超越族群认同，而不知族群认同可以超越文化认同。中国和日本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之后，都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洋务运动时期，据徐中约的记录，李鸿章致函曾国藩恳请主持洋务，但被曾国藩婉拒。理由是，他深感引入西方“天学”和“算学”之后可能颠覆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既存秩序。此事说来话长，剪断铺叙，要从1862年恭亲王提议在北京开办“同文馆”说起。

太平军横扫清廷为弥补八旗子弟衰败而建立的江南“绿营”之后，曾国藩的湘军（本为湖南地方的“团练”，相当于现在的民兵组织）独力挽救清朝于覆亡。此处我要引述徐中约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描写：湖南湘乡县的曾国藩（1811—1872）虽然并非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个坚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他在1838年考中进士，随后在官场逐级升迁，至1849年当上礼部右侍郎。此后，于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一年后兼署吏部左侍郎。在居留京城期间，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理念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得益于这些品格。1852年年中，曾国藩被委任为江西省乡试主考官，赴任途中得悉其母亡故，依照社会习俗要回乡守制。在守制期间，朝廷起用他为湖南组建一支团练。……于是前往长沙。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兵和团练都不是太平革命军的对手；如果要有所建树，就必须超越皇帝的命令而组建一支新军。太平军绝非曾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叛匪，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是按照明朝名将发明且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为抗衡这支圣战大军，必须将团练转化成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非常有意思的是，曾国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决定同样采用明朝将军戚继光发明的军制，另外再向这支军队灌输一种使命感，即捍卫孔孟传统的中华文化遗产。曾国藩又以共同地方背景为基础，谨慎地招募兵丁，确保具备“团队精神”。曾国藩于1860年被朝廷授权“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湘军扩展为12万人，由一批能干的儒将统率。稍后，曾国藩推荐由李鸿章组建一支新军以支援湘军，并送给李鸿章三千“湘勇”以为淮军的骨干。平叛之后，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和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权力超过了总理衙门（外交部）。

同文馆英文教习丁韪良（W.A.P.Martin）终于克服了首席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于1866年将天文与算学列入课程表。1869年，丁韪良擢为同文馆总教习，并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那里确保了财政支持。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天文，我认为还是直译为“天学”更好，天学开篇就讲地球绕着太阳转，以及诸如此类的观测，所以，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科学而言，微不足道。由此观之，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也要颠覆了重写。洋务派必须引进算学与天学，因为左宗棠深感坚船利炮的制作，绝不是传统工匠可以模仿的，中国的工匠不懂图纸，故船舰和枪炮的零部件不标准化，故而不能替换，每一枪每一炮每一船，出厂之后就无法修理。于是要将算学引入海军学堂，同时也必要引入天学——船舰出海，观天才可测算位置。这样教学的结果，中国最早一批西化人物多起于海军学堂。

更早倡导借鉴西方思想的，是钦差大臣林则徐。根据徐中约的描写，他命人翻译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报纸，收集西洋地理、历史、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情报。借助这些粗浅知识，他对英国的力量稍起敬意，购买了两百门洋炮加强广州城防，并命人翻译西式铸炮手册。后来，他将这些资料交给魏源（1794—1856），于1844年汇编为《海国图志》。

又据徐中约的描写，大部分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都亲眼目睹了西洋坚船利炮的优势。有一则轶闻称，胡林翼看到两艘洋火轮在江中毫不费力地飞速逆流而上，他惊诧不已，无可奈何地叹息说：“此乃吾等无法解喻之物也！”念及将来要面对如此一个深不可测的敌手，胡林翼惊恐万状，又由于他在征剿太平军期间过度劳累而身体衰弱，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在那些目光深远的人看来，造船，成为王朝求生必不可缺之事。1865年，曾国藩建议，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由1863年入曾国藩幕府的容闳（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生）从美国采购机器，制造枪炮船舰并设译馆。中国最早的翻译家严复来自左宗棠1866年在马尾开办的福州船政局下设的船政学堂。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1863年致函曾国藩时预言，如果中国不能在造船和枪炮制造方面急起直追，则日本不久就将超过中国。李鸿章毕竟不如曾国藩有“文化直觉”，他认为，中国除了武器之外，在文化政治方面不仅不应学习西方，而且甚至在西方之上。1872年由曾国藩与李鸿章提议，向美国派遣首批学童30名。

曾国藩1872年辞世，同年，左宗棠调任西北镇压回民叛乱，李鸿章主持大局，洋务运动进入第二阶段，重点逐渐转移到工业本身，而不再仅仅是制造武器。李鸿章鼓励“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总局。李鸿章规定：“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但出资入股的商人却无权参与经营，这样的制度当然会导致腐败。徐中约记录：

贤能正直之人通常对洋务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一些品格低下者愿意涉足现代化规划，这导致了腐败和不正之风，屡见不鲜。即使是李鸿章本人也不以人品高尚著称——据称他留下了四千万两的家产，他的追随者无情地榨取自己所负责的工厂和企业。

徐中约记录洋务运动的第三阶段，1885—1895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和海军衙门，并开办轻工业以求富国。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支持下，南方的棉纺业开始迅速发展，经济体制则改为官商合办与商办。

我们读了上面的文字，不难感受现代化初期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器物时遇到的主要困难其实来自制度层面。但改制，与文化密切相关。我说过，人的行为模式和与行为模式匹配的制度，这是两件相互纠缠的事情，而文化是它们共同的土壤。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要求制度和行为模式的现代化，后者要求改造或抛弃传统文化。可是西化的行为常夹带德性的败坏，引发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激烈批评。故而，无须深究理由，对普通人来说，现代化=西化=道德失范。另一方面，有志于改变国弱民贫状况的士人，典型如晚清曾国藩和民初章太炎，为现代化而借助甚或鼓吹西化，陷入理智与情感的两难处境。

日本大约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已有人留学西方。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是，1868年明治维新，“文化—经济—军事—技术”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思路已占据主导位置。1868年之后，明治政府派人出访美、英、法、德，务求搜集西方最佳经验（“the best of the west”）带回日本。由此可见，日本毕竟不是素以“泱泱大风”自居的中国。以“文化圈”视角观之，日本位于“儒家”、“基督教”、“佛家”这三大文化圈交界处，有强烈的“拿来主义”之风。何况当时的亚洲版图，从朝鲜到越南，数百年来大部分都在中国权力的影响之内，日本若要崛起，首先要颠覆中国权力。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中国权力在鸦片战争之后已迅速瓦解，故不应继续“以中国为师”。

出访考察欧美四国之后，明治政府决定引进：（1）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2）法国的军事制度和民法系统，（3）德国的宪法和司法系统。不过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日本全力以赴学习“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新德国。当时的世界强权，英法占据主导位置。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斯密—魁奈”经济学思想，鼓吹自由贸易。俾斯麦的德国，在日本看来恰好是“后发优势”的典范，故“以德为师”成为主导日本社会的思想潮流。

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内，日本的经济政策当然要受李斯特主义的影响。其实，李斯特在美国研读的汉密尔顿保护主义，源自路易十四霸权时期法国的重商主义者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科尔贝尔在1665—1683年间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他是工作狂，直到病逝。他坚定推行的国家贸易保护政策，成功发展了法国制造业，史称“科尔贝尔主义”。汉密尔顿深为科尔贝尔主义而着迷，努力将这一政策移植到美国，果然帮助了美国制造业发展。

据维基百科“Gustav von Schmoller”词条，德国新历史学派领袖施姆勒于1861年毕业于图宾根大学“国家科学”（融合了经济学、法学、历史和行政管理），在符腾堡大学统计学系任教——不要忘记“统计学”与“治国术”的关系，1882年转任柏林大学教授，1899年开始担任柏林大学驻普鲁士上议院代表。施姆勒还是德国经济学会的创始者和长期会长。1875—1910年间，施姆勒对德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政策，贡献卓著，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施姆勒激烈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公理化和演绎主义方法——1871年以后，这一方法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他与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大论战，由他们这一代延续至他们的弟子这一代，二十年之久。论战的双方相互吸收合理论点，逐渐趋同，这是学术思想史常见的现象。以致后来熊彼特有如此的评论：那实在是他们内部（自家人）的一场论战（“this was really a quarrel within that school”）。

类似的论战，我有类似熊彼特这样的评论，发生在奥地利学派第二代宗师庞巴沃克和美国经济学领袖费雪之间，持续十年，双方始终很客气，而且认真吸收对方的合理论点，于是在我读他们那时发表的文献时，已很难判断究竟他们之间有何实质分歧。我们都熟悉费雪的资本定价公式：等式左方是资产的市场价格，右方是一连串未来净收益的折现值的加总。这一公式，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里，始终是“另类”，很难融入静态一般均衡的逻辑框架。因为，费雪深受奥地利学派庞巴沃克的“迂回生产方式”论点的影响，于是将“时间”或“过程”视为资产定价的核心，并将《利息理论》题献给庞巴沃克。

类似地，我们今天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文献，可见到强烈的制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倾向，而当初，正是因为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的缺失，才引发了施姆勒对奥地利学派的激烈批评。1930年以后，施姆勒领导的新历史学派淡出历史，被奥肯领导的弗莱堡的“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取代。

施姆勒在海外的名声，首先是德国的社会改良者，其次是经济学家。故而，他门下吸引了北美和亚洲的许多社会改良派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一讲介绍过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早期的教授威廉·阿什利、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1854—1943）、明治维新人物金井延（Noburu Kanai）。

据日文《百科事典》“金井延”词条，金井延，明治—大正时期的社会政策学者，静冈县出身，东京帝大卒业后赴德留学，归国后1890—1925年任东京帝大教授。据《日本人名大辞典》补充，金井延，明治—昭和时代前期的经济学者，赴德留学，返国后在帝国大学任教授，介绍历史学派，倡导保护劳工利益，并创立日本社会政策学会，著有《社会经济学》。又据《朝日日本历史人物事典》，金井延留学归来后，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法科大学教授，兼任大学经济学部的初代学部长，退官后担任日本劝业银行常务理事。明治20年代史称“金井时代”，明治30年代史称“金井—松崎”时代。东大草创期经济学重镇中的重镇，学风乃“社会政策学派”。再据《世界大百科事典》，金井延，日本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先驱。他的另一名声是帝国大学“主战派”（又称“强硬派”）由留欧七博士构成的“七人组”的第三人——那时日本的强硬派主要是指在“对俄战争”和“出兵朝鲜”这两大议题上的态度，而对中国用兵的议题，要晚几十年才提上日程。

朝鲜现代化初期的历史情境，在李鸿章主持中国外交的时期，可说是东亚三国之中最艰难的。一方面，李鸿章深知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愿轻易放弃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以清政府迅速衰败的势力，他又很难拒绝俄国、日本、西方列强对朝鲜“开港”的诉求。在朝鲜内部，保守派和开化派始终斗争激烈，朝鲜王室试图于中国势力衰败之时在列强之间挣扎维持自己的主权。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进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朝鲜出动军队驱赶。日本以此为借口派军队至釜山海域威逼朝鲜签订通商条约。稍后，日本外务省大臣森有礼拜访李鸿章，面议朝鲜问题，建议由中国筹划朝鲜开港事宜。1876年，因李鸿章无力援助，朝鲜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开放口岸。1881年，美国水师总领薛斐尔要求中国出面协调美国与朝鲜通商事宜，迅即得到李鸿章同意。1882年，朝鲜与美国通商协议签署，稍后，与英、法、德、意诸国签署类似协议。同年，李鸿章奔母丧，朝鲜“壬午兵变”，叛军驱逐国王李熙，攻打日本使馆，杀死多名日本人之后烧毁使馆，叛军拥立大院君李罡应（李熙的父亲）重新掌权（1863年，朝鲜国王李升逝世，12岁的李熙以旁支子弟继承王位，他的父亲大院君李罡应摄政）。李鸿章迅速派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六个营三千兵力进军汉城（当时袁世凯随军在营务处任职），将李罡应送往中国，并恢复李熙王位。两年后，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亲日派的金玉均在日本兵帮助下打入皇宫，劫持国王李熙并准备另立幼主。在袁世凯提议下，清军再次迅速行动。袁世凯在三天之内平定了政变，李熙再次复位。

史料显示，袁世凯曾一度黯然回国。为了阻止朝鲜王室亲日势力的分离，清政府派袁世凯护送大院君李罡应归国，以起到压制朝鲜亲日势力的作用。由于深得李鸿章器重，袁世凯获得中国在朝鲜的最高权力——“在朝全权通商大臣”。1894年2月，由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席卷全国，并于5月占领全州城。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请求清政府支援。李鸿章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带领陆军1500名赶往朝鲜，驻扎在牙山。但这一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早已部署日军开赴并控制了朝鲜全境。“东学党”内乱平息，日本为不撤兵制造新的理由，提出朝鲜发生动乱因内部管理腐朽导致，故应进行内政改革，中国和日本应联合主持管理朝鲜的内政事务，如果中国不同意，日本将武力逼迫朝鲜独立，以利改革。同年7月，日本正式对中国宣战，导致次年中日“甲午战争”。

据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所载，8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对中国宣战，9月15日，日军第5师团对平壤发动总攻，多数清军将领贪生怕死，次日，两万清军战败，向鸭绿江溃逃。同时，中日海军在黄海开战，日本联合舰队击败北洋舰队。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室，将王室成员带到使馆，囚禁国王李熙，胁迫大院君李罡应摄政，出任“国政总裁”。又据《李朝实录》“乙未事变”，日本人杀害了李熙王后闵妃（闵妃被韩国后人纪念），并且，李罡应建议废闵妃为庶人。至此，开化派取得胜利，李罡应从之前的失势排日，转变为替日本人“出面摄政”，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迅速淡出。

1895年，由“乙未事变”和“断发令”（改阴历为阳历等新政措施），激起朝鲜民变，史称“反日爱国义兵运动”（主要成员是农民），1896年蔓延至朝鲜全境。同年，“中俄密约”签署，俄国有权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并且俄国军队可穿越中国进入朝鲜。同时，俄国与朝鲜也签署了一项密约，主旨在保护朝鲜王室不受日本胁迫。至此，朝鲜国内政治势力形成多元格局，类似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由列强支持，各派势力竞争控制权。随后的十几年，在朝鲜全境出现了“独立协会爱国运动”，独立协会的核心成员大多为留美学生，他们与1896年创刊的《独立新闻》一起构成了朝鲜现代化的思想先导。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史称“乙巳保护条约”，并开始有组织地向朝鲜移民。农民与学生结合的结果，也与列强“巴黎和约”密切相关，1919年爆发了“三一运动”，而这场全国范围的独立运动导致了至少五个不同名称的“朝鲜流亡政府”，其中最著名的是受蒋介石保护的“上海流亡政府”，以金九（1876—1949）为领袖（他也参与了东学党起义）。1949年“国父”金九遇刺身亡（多数史书认为李承晚是主谋），稍早，1948年，李承晚（1875—1965）成为韩国第一届总统。

以上大致就是朝鲜现代化初期的历史情境，可见，1905年以后，民族独立成为朝鲜政治的核心议题——要知道，对普通朝鲜人来说，“李朝”（1390—1910）在五百多年漫长时期获得的正统性极难在日本统治的几十年内消除，尽管日治时期朝鲜有迅速的经济发展。故而对朝鲜而言，以“国父金九”为典范，民族的统一和独立是最高目标，个人自由和经济发展退居为“二线议题”。至今，对朝鲜半岛的政治，我的这一基本判断依旧不变。但是，1948年以来的朝鲜之不能统一，是因为“冷战”。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已基本消失。

中国在辛亥前后有类似情形，那时，对孙中山等人而言，民族主义是首要目标，民生与民权退居二线。只不过，清朝统治近三百年，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已有足够的正统性。

如上这番冗长的历史回顾，主旨是希望将东亚三国嵌入我的思想史“三维理解框架”，使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社会和社会成员在各自的生活世界（“物质—社会—精神”）的重要性议题。例如，在我的感受中，考察中国、日本、朝鲜现代化初期的情况，或许可得下述印象：西方现代化的三项核心价值——国家强盛（民族主义）、经济发展（民生主义）、个人自由（民权主义），在日本的表现形态，与它们在朝鲜和中国的表现形态相比，更接近这些核心价值在欧洲的表现形态，符合所谓“脱亚入欧”的口号。尽管，欧洲各国之间也有明显差异。中国与朝鲜，或许，中国更多关注经济发展（民生问题），而朝鲜更多关注国家强盛（民族问题）。

将东亚社会嵌入它们所处的长期历史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框架，这是我们理解德国历史学派对东亚现代化初期思想影响的第一步。然后，我认为，需要将东亚社会现代化初期的思想者们的人生轨迹嵌入于我的三维理解框架，才可展开我们的反思。当然，这是更细致的思想史研究，不能在这里铺叙。

关于东亚社会，另一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1600—1868）时期，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显著发展，而且日本的家庭制度与中国和韩国的有本质差异，被中曾千枝称为“包容性家庭”。基于包容性家庭的传统，日本的家族企业可由家族之外的人继承。可以想象，包容性的继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延缓或降低了财富在人群中的不平等配置程度。明治时期，维新派学者如金井延向政府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尽快确立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各种社会政策。1900年代，日本知识界同时引入了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社会政策学派”在日本的崛起，有助于日本工会运动和劳工权益的维护。

长期以来，日本的流行语是“一亿国民皆中流”，也就是说，绝大部分雇员收入都在中产阶级范围内（雇员平均年收入约400万—500万日元）。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2013年日本企业正式员工及非正式员工每月平均工资（除去各类补贴、奖金）为29.57万日元。2007年日本税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一家企业总经理的年收入是1亿日元，约为雇员平均收入的20倍。作为对比，克鲁格曼在他的专栏文章里披露的美国大公司高管的年收入大约是普通雇员的100—400倍。韩国从2013年度开始实施董事薪酬公示制度。据韩国民间调查公司“财阀网”统计，薪酬最高的是从事化工和通信等业务的SK集团的崔泰源会长，年薪达30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6亿元）。以企业所有者为中心，韩国企业董事的薪酬明显高于日本。而韩国普通雇员的平均收入大约只是日本普通雇员的30%—50%。也就是说，韩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日本。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源于德国的“社会政策学派”在韩国始终没有在日本那样影响广泛。最后，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在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可见，中国经济不平等程度很可能超过韩国和美国。

2.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

与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东亚社会的传播同时或更早传播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我选择了两篇文章，截图贴在这一讲的心智地图里，如图3.11。其中，罗素写的《巴枯宁与无政府主义》（李国山译）值得你们优先阅读，我全文贴在心智地图里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有大批文献可以研读。我这里收录的专著，权威的，大约5种。此外，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我收录了数十篇。邹振环的这篇文章，全文截图贴在心智地图里，因为他介绍了《互助论》对民初知识界的冲击。

瞿任侠《无政府主义研究》序言开篇这样写：“近代的无政府主义的声浪大极了，居然有搅翻全球的情势，尤其是当我们中国的要冲，我们是值得研究的。”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情况，你们可以浏览的初级读本，例如汤庭芬的《百年中国无政府主义史话》。学术著作，我推荐三种：（1）德里克（Arif Dirlik，1940—）《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1991）；（2）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3）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德里克认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符合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家与佛家的平等意识，故可在中国迅速传播。德里克还指出，汉语翻译“anarchism”很难，因为这个词的涵义绝非废除一切政府，而是废除一切权力（福柯继承了这一思路）——在这一意义上，无政府主义的原意是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自然状态、“自然法”传统、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以，这个单词早期翻译为“安那其主义”，宁可音译也不扭曲词义。有时候，无政府主义也被翻译为“无治主义”。不过，更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者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初期的历史情境之内感受到“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相关联的那些重要性，基于重要性感受，他们怎样介绍无政府主义。

这里，我要引述几段文字，以为评论之题材。《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晦鸣录》（又常写为《晦明录》）第一、二期节选：

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世界之人类，皆兄弟也。吾人本能相互亲爱，政府乃倡为爱国之论，教练行凶杀人之军队，以侵凌人国为义务，于是宇宙之同胞，互为仇敌，而和平全失。是故，政府者剥夺自由、扰乱和平之毒物也。……今世界政府之恶已显著矣。欧美之民已渐知政府之无用而厌恶之矣。无政府主义之发明，既如旭日当空，无政府之世界，不难实现者也。

我浏览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刘师复（1884—1915，《晦鸣录》主编）的文字，除了道德感召之外，实在没有提出具体办法来改造中国的旧制度。

刘师复继续写了这段文字：

顾世人之闻无政府说者，胸中往往有数疑问同时并起。今当有以解其惑。疑者曰：无政府则无法律，无法律则社会破坏而扰乱以起。释之曰：法律非能止社会之扰乱者也。扰乱之起由于争，人之有争，由于社会组织之不善，非法律所能为力。观于都市之地，法律最为严密，而争讼犯罪者最多；乡野之地，往往为法令所不及，而争讼犯罪者绝少。此法律无益于社会之明证。人之生也，必求满生活之欲望。生活之欲望在衣食住，衣食住赖乎物产。物产者土地生之而人力成之者也。故论正当之道理，凡能出力以致此生产者，当然能满足其生活之欲望。乃事实则不然。社会之私产制度既成，有金钱者斯得最高之生活，而不必为出力生产之人。人见金钱之万能也，于是相率而金钱是争，纷纭扰攘，孽孽屹屹，无或出此。争之而得，则骄奢淫逸，视同类为牛马；不得则弱者转沟壑，狡者习诈伪，拙者卖身（奴婢妾），卖力（雇佣及车夫），卖皮肉（娼妓），以为苟且之生活。其强悍不驯者则铤而走险，以劫掠为生涯，视杀人为儿戏，于以成今日悲惨黑暗罪恶危险之社会。究其原因，则莫非私产制度为之阶，虽有法律，曷足济乎？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既无所可争，又何扰乱之足虑哉？

显然，刘师复在这里受限于转型期社会的混乱经验，他似乎很难想象不同于民初时期“私产制度”的其他社会的私产制度——例如在德国由奥肯领导的弗莱堡学派想象的“社会市场经济”。

刘师复继而批评教育救国论者：

或又谓：人民程度不一，教育未普及，一旦无政府，未明真理者尚多，必有率其旧社会之恶习惯，以为不秩序之行为者。此说为反对急进派者最普遍之论，即今日之心羡无政府主义者，亦往往怀此心理，以为必俟教育普及，然后无政府可实行，因之不敢主张急进者比比然也。不知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有政府。若万恶之政府既去，人类道德必立时归于纯美，不必俟久远高深之教育者也。……今日教育之不能普及，由于经济之不平等；经济之不平等，由于政府保护私产。故有政府之世，断无教育普及之理（欧美诸国名为教育普及，实则仍为富人教育普及耳。）且有政府之教育，大抵与自由教育之原理相反。一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盲学说盘踞于人心，实无异为无政府之敌。故谓教育普及而后可实行无政府者，无异地球诸星尽灭而后可无政府也。……故无政府必反对私产，同时以共产主义代之。

但是如何实行共产主义呢？刘师复对此实在缺乏想象，那是1913年，俄国还没有发生“十月革命”。而马克思本人，也只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之后，才想象要“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就是说，1870—1917年这一时期，西方和中国的思想领袖们都对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缺乏想象。

关于无政府组织“心社”的章程，刘师复强调：“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换句话说，中国最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能以违背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来实现无政府主义“目的”，故只好依赖于传统的道德感召力量。

不过，刘师复之外，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多效仿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为达成高尚目的而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刺杀、炸弹、街头运动和武装起义。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借助暴力手段推翻旧制度。也因此，早期共产党领袖们在体验了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之后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东亚各国现代化初期表现为“国家主义”。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中国文化传统里素有的实用理性，1919年中国知识界想象的“苏维埃”，如李大钊声称，真是“庶民的胜利”，故而中国应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的老师们随后教导中国共产党人，十月革命道路的核心经验是“宣传”（动员民众）和“组织”（列宁主义的政党）。

东亚知识分子若将“民主”和“平等”（民权主义）视为第一任务，就很容易鼓吹无政府主义（一切人的自由）或国家主义（以强权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在日本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实上，路哲考证，日本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汉语“无政府主义”就是照抄了日文这一名词的假名），也因此——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又带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明显影响痕迹。……从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报刊《天义报》和《新世纪》的情况来看，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对《天义报》以及他们的创始人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影响极大。而法国的让·格拉佛（Jean Grave，1845—？）和爱利赛·邵可侣（Elisee Reclus，1830—1905）等人，则对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有明显影响。

而在朝鲜，这一思潮的影响较弱。党史研究者简明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开篇这样写：翻开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简历，差不多每个人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后，都或多或少地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旦告别了无政府主义就投入革命专制主义的怀抱呢？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是东亚各国现代化初期或许仅有的两种可选择的新观念。诺齐克1974年《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译本1989年的“代译序”（何怀宏执笔）开篇论述（可商榷）：无政府主义（实现普遍的自由）与国家主义（实现普遍的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视为“自由”原则与“平等”原则之间紧张关系的延续。

梁漱溟晚年接受艾恺访谈时，多次对毛泽东有所评价，下面的引文源自《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这里，梁漱溟感叹的，首先是毛泽东的崛起，不依靠世家大族的社会网络。其次，毛泽东创造了新中国。对照着梁漱溟早年成名时凭借的社会网络，假设他们两人智力水平相差不多（可商榷），那么，毛泽东确实更“了不起”。再对照梁漱溟用力最多且最引为成就的“乡村建设运动”，效果远不如毛泽东的革命运动。所以，毛泽东“了不起”。

今天，从《红星照耀中国》（斯诺访谈毛泽东的纪要并以“西行漫记”著称），我们知道毛泽东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李大钊的助理员期间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不过，具体而言，是受了哪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党史学者至今仍在争论，斯诺与毛泽东谈话时，英文翻译是吴亮平（1908—1986）。吴亮平是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同乡），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留校任教，1929年返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2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国民经济部长（张闻天是中华苏维埃主席），1936年即斯诺与毛泽东谈话期间，他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与张闻天不同，吴亮平没有留美的经历，却担任毛泽东和斯诺的英文翻译。那次访谈，毛泽东自称在北大受了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的影响。“朱谦之”，斯诺记录的英文名称“Chu Hsun-Pei”，邬国义疑似“区声白”——另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1892—1945）在北大读书期间（约1918—1920年）努力宣传无政府主义，1921年，他与陈独秀在《新青年》有一次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

此外，毛泽东自己回忆在北大期间认识的“虚无党人”当中，有一位是黄凌霜——与区声白和师复共同创办“晦鸣学舍”和“心社”，并且，黄凌霜与区声白有过多次辩论，发表于《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2月，题为“黄凌霜与朱谦之讨论无政府共产主义文”。在这篇文章里，黄凌霜引述罗素对克鲁泡特金的评价以示自己的立场：

……进而考克鲁泡特金之论，亦不过谓各地方之事，由各地方之个人，自由联合，以为各种职业学术之团体，自由处置各地方的事务，不许有强权肆于其间，此其为说，至为平易，英国数理名学家哲学家罗素有言，克鲁泡特金所主张之制度，去最良者不远，这是我不思疑的……

不过，黄凌霜赞成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

……朱君此言，大抵根据章太炎君的国家论而来这种论调，根本反对有组织，细味其所以反对之理由……朱君接着说：且强权非他，即在组织之中，组织之有，“力”为之维系也，舍力即无所谓组织，舍组织亦无所谓“力”，力即强权，故我之主义乃根本废弃组织，即欲根本废弃强权……这话甚辩，但细按之，一无是处，夫组织之成，由于契约，克鲁泡特金说，我们要知契约有两种，有自由的，是以自由允诺而结合，在这个结合之中，各个都是平等，自由选择各种不同的道路。有强迫的，是由一部分把持，横施于他部分，他部分所以承受的，全由于必要，其实并没有允合，他部分不过单纯受一部分所限制罢。不幸现在所谓契约的，大多属于后一个范畴。

所以，黄凌霜的“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解决方案，是要求“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样的组织，有力量而且不强权。

毛泽东是列宁意义的职业革命家，自然不理会上述两位思想者的论辩。国民党元老吴稚晖（1865—1953），当初也是无政府主义领袖，他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派，史称“新世纪”派（因1905年他在法国创设的这份刊物而得名）。据张国焘回忆录，在孙中山上海家中，他问张国焘：你们共产主义革命需要多少年成功？张国焘回答：三十年吧。于是吴稚晖说：我们无政府主义需要三百年才成功，还是加入国民党吧。1902年，烟山专太郎所著《近世无政府主义》面世，主要介绍恐怖行动。1906年，日本社会党成立，接受了美国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影响，幸德秋水（1871—1911）回到日本，他发表演讲呼吁，要坚持积极直接的行动而非竞选拉票、举行议会等政治活动。他的观点得到了大杉荣（1885—1923）的支持，后者是日本激进无政府主义领袖，在日本知识界颇有影响，他提出：“我爱好的是人类的盲目行动，精神的彻底爆炸。”1907年，幸德秋水发表一篇文章“我的思想转变”，首次提出拒绝竞选，并强烈要求必要的直接行动。

1907年3月27日，章太炎与张继（1882—1947）前往幸德秋水宅邸“敬聆雅教”。此前，张继1903年以“自然生”为笔名编译《无政府主义》一书，他在《自然生告白》中宣布：“夫欲建设，必先大破坏，无政府党可谓达于破坏之极点矣。今之中国正值破坏时代之初，而吾编是书，想必能受吾同胞之欢迎，籍其手段以铲除此野蛮之奴隶世界，则幸甚矣。”1907年8月，章太炎、张继、刘师培（1884—1919）在东京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他们在《天义报》发布广告：

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完满。……故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

1908年以后，刘师培为端方所用告密张继。张继逃亡法国。章太炎不再与刘师培往来。女权主义者张震（刘师培的妻子）与刘师培继续主持《天义报》。

我们回顾20世纪革命史，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规律：对旧制度不满的人，可能怀着不同的理想蓝图，但只有那些不择手段的人，有能力推翻旧制度。列宁是最初意识到这一规律的人，所以，他提醒党内同志不要因为手段不高尚而放弃手段。我年轻时读《列宁全集》，见过一段文字，大意为：勇敢、忠诚，以及诸如此类的个人美德，在政治上是无关紧要的。其实，列宁主义的党，能如此迅速推翻沙皇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因素所致。当时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无暇他顾，整部“国家机器”都被战争拖累，精疲力竭，毫无力量对付来自内部的颠覆活动。不论如何，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成功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在初期给包括罗素和瞿秋白在内的各国知识分子极强烈的好感。翻阅那一时期的文献，我们看到，凡对旧制度持批判立场的作者，无不承认“苏维埃”是真实存在着的最平等社会。关键是，它真实地存在着。

虽然，多年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一真实性仍是虚幻的。但是在那时，苏维埃是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可能确实如杨奎松1991年《“中间地带”的革命》论证的那样，是在苏俄与西方争夺战的“中间地带”获得成功的：

比如，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如果1937年日本没有选择全面入侵中国，如果抗战中莫斯科听任中共与国民党翻脸，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如果战后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苏联像在欧洲对法共、意共和希腊共产党一样，拒不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不让中共进入东北……毛泽东再机敏睿智，他也绝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

一方面，无政府主义永远是乌托邦，无力改造世界；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以后的政治路线。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北伐胜利后，可以认为主要是发展经济（民生主义）。抗战期间，这一路线改变为以“救国”为主。抗战胜利，国民党败给共产党，国民党的发展经济的路线由共产党的发展经济的路线取代，被纳入国际秩序的“冷战”格局，直到1989年冷战时代结束。

如果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不仅中国革命很可能如杨奎松想象的那样由国民党主导，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很可能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各国相似的路径，我称之为“政治经济发展的普遍模式”。

根据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他晚年的著作（《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民主》）中对各国民主化过程的研究报告，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绝大多数的演化路径是：首先强化国家权力，然后改善民主权利。据他观察，在西方几百年历史中，也只有极少数的国家，首先改善民主权利，然后增强国家权力。

英国的民主化路径素来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即民主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同时增强。蒂利还指出，那些最初尝试强化民主权利并弱化国家权力的国家，很容易被外来力量颠覆或控制，从而丧失民族独立。

图3.12取自《欧洲的抗争与民主》的第二章，示意了欧洲民主化进程的三种模式，标题是“通向民主的强国家路径与弱国家路径”。横轴，由左向右，代表“民权”（受政府保护的民主权利）的增加方向；纵轴，由下而上，代表“国家”权力（政府能力）的增加方向。

注意，坐标系的原点，被称为“脆弱独裁的区域”。这是因为，各国民主化的开端，以英国1830年代为例，通常也是抗争运动（群体事件）的爆发期。蒂利指数（每10年发生的群体抗争次数），英国1830年代比以往平均暴增一百多倍。我们知道，英国在1830—1850年间，由小密尔积极参与并领导通过了“普选权利”法案。又在1860—1890年间，由台劳夫人的女儿，也就是小密尔的继女——英国女权主义领袖海伦，推动通过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案。总之，这是一般规律，民主权利从来就是通过抗争得到的。因为，民主的意思就是最初仅限于贵族的一些权益扩散到平民。类似地，还有一些权益最初仅限于帝王，后来扩散到全体贵族。宗教改革是更早的民主，古埃及已有过，与上帝交流的神圣权力，从僧侣阶层扩散到世俗阶层。所以，危机爆发是民主化进程的开端。框图的右上角，标明“公民区域”，即国家能力与民主权益都强化到理想状态——“公民”这一语词的古希腊涵义。

3.历史学派的思想资源

现在回顾李斯特的论证：主权国家乃至国家主义（statism）是他的论证前提，然后是关税保护主义之为必要手段，保护是为了发展本国制造业又曰“生产力”，所谓“幼年工业保护论”。如果我们承认由查尔斯·蒂利揭示出来的各国民主化模式的普适性，那么，我们不妨将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国家主义发展路线视为这一普适的发展模式的第一阶段，由此可以预期第二阶段的发展：在国家权力强化到一定程度必定发生的民主权益的普遍诉求，以及相应的公民权利的强化过程。如果这一预期合理，那么，我们可预期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与不断扩展的民主权益相适应。中国目前阶段仍未脱离的国家主义发展模式，可视为李斯特主义的或带有李斯特主义深刻烙印的发展模式，例如汽车等商品的关税保护政策。也可以认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为全球化时代东亚各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提供了思想资源。

图3.13取自第一讲推荐的参考书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第3章“从李嘉图到小密尔”的第2节“李嘉图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化”中的第5小节“浪漫主义与德国历史学派”。请你们细读这张图的文字，包括我写在页边的那些注释和评论。我提供一个概述：英国政治经济学是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的时代）的产物，而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对理性时代的反动时代的产物。我们知道，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是歌德和席勒，倡导返归大自然的自由人生。这一理想，与刚才我们讨论的源自英国和法国——先驱人物分别是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和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前后相续甚至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德国，伴随浪漫主义思潮的，还有两种思潮对李斯特和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影响深远，就是“非理性主义”和“有机主义”。非理性主义其实是不要德国古典哲学类似康德纯粹理性的那种思辨理性，而不是不要任何理性。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深受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也因此而有“历史理性”。对理性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容易接受有机主义——用生物学的想象来想象一切事物，尤其是“国家”、“文化”、“社会”和“自然”——假设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有机生命，于是都像有机体那样必须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例如，李斯特想象，一个民族的经济就如有机体的生命过程。也因此，有机主义者关注的不再是个人主义之为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载体，他们转而关注集体主义之为社会生命的载体，以及各族群的历史之为社会有机生命的过程。

如果我们熟悉东亚文化传统和在这一传统内生活的人的思维模式，我们很可以认为有机主义的思路更接近东亚思维模式，恰如浪漫主义哲学之更接近中国庄子哲学。所以，以上所述也可视为东亚各国在精神生活这一维度接受西方最感亲近的思潮的过程。

在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两维度构成的平面内，我们讨论政治和经济的演化过程。刚才我介绍了蒂利的著作，于是不能不提及他的老师的著作。就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1913—2005），这位著名学者（古典语文、历史、政治和社会学家）于1966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发表了一部我们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他将欧亚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分为三类：（1）以英国的政治文化为典型，可概括为“没有布尔乔亚就没有民主”——推动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是资产阶级；（2）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政治文化为典型，推动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来自地主和贵族——旧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3）以俄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为典型，推动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来自农民——他们有能力摧毁旧秩序却无法建设新的民主政治。

这里涉及的论题，让我必须介绍MIT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经济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发表于2005年的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经济起源》。他们根据各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数据，绘制了一章散点图，如图3.14所示。这里有一条黑色线段，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与人均收入成正比关系。但还有一条灰色线段，意味着政治的去民主化与人均收入成正比关系。有鉴于此，他们相信，制度与经济的互动过程才可解释各国政治的民主化（或去民主化）。例如，当对外开放为统治集团带来的经济收益超过了因开放而导致的政治民主化为统治集团带来的经济损失时，统治集团更可能同意实行开放政策。换句话说，统治集团对这一利弊关系的权衡，取决于统治集团对未来净收益流的折现率。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决策者（或若干领袖人物组成的小群体）足够短视（折现率很高），那么，开放政策就很可能被接受。如果决策者的折现率足够低（例如朝鲜的“金氏三代”效用函数），那么统治集团可能不接受开放政策。这里还有一个维度必须考察，就是统治集团为拒绝民主化而必须承担的“镇压成本”。这两位作者考察各国历史得到图3.15所示的三种类型。

在图3.15中，横轴表示大众的经济机会被剥夺的程度——意味着政治民主化诉求的强烈程度，纵轴表示政府镇压民主化诉求所付的代价——除了政治经济的和文化心理的因素之外，关键性地取决于武器技术以及其他镇压（或操纵）手段的成本。在这两位作者的分类里，（1）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经济机会被剥夺的程度受到足够的限制，故民主化诉求并不强烈；（2）英国是另一典型，镇压成本逐渐增加，恰好让统治集团无法拒绝民主化的诉求；（3）南非是第三类，经济机会的分配极不平等，但镇压民主诉求的成本或许太低。这两位作者认为，阿根廷位于边缘——可能进入英国模式，也可能进入南非模式。

总之，一旦越过了图3.14黑线和灰线的交叉点，例如在中国（以CHN表示）的位置，那么，这两位作者认为，基于经济与制度的互动关系，社会将沿着它所进入的线段继续演变。换句话说，中国已沿着灰色线段走了相当远的路程，那么，它将沿着这一线段继续走。这一判断符合诺斯一贯强调的观点：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锁入效应”（lock-in effect）或者“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y）。

如果我们借助以上介绍的这些模型或“类型学”观点来理解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清末民初时期的统治集团已经要支付很高的镇压成本，况且这一集团的眼光已足够近视，故而更容易接受开放政策（包括清末的立宪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民主化过程。事实上，决策群体内部不同成员可以有不同的折现率。例如，曾国藩的折现率远比李鸿章的低，而李鸿章的折现率又低于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更加短视的军阀政客。在东亚范围内，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决策群体有远比中国的决策群体更高的折现率，故而日本更容易“全盘西化”或“脱亚入欧”。我们也可据此判断，朝鲜统治集团的折现率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

当我们推测一个群体或一个人的折现率时，切不可忘记将这一群体或个人嵌入于我的三维理解框架内。否则，就很容易错失最重要的因素。例如，曾国藩之所以对洋务运动持犹豫不决的态度，是因为他的生命与中国传统文化纠缠太深。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生活维度主导了他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维度，于是他的文化生命主导了他的生命的其他方面。文化是最巨大的存量，文化的危机对沉浸于文化中的生命而言是最大损失。类似地，我们也可将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个关键人物嵌入于我们的三维理解框架，以考察和推测他们各自的折现率。

当然，领袖人物的折现率还要受到来自集团内部和外部各种势力的影响。所以，我始终认为，“社会网络”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更彻底的社会科学视角。据此，我们可以研究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的局部社会网络的性质，并由此得到关于他们各自政治路线的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东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模式，如图3.16，取自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例如，韩国最近十几年，政治发展的主要倾向是将以往几十年经济发展时期形成的“官僚垄断利益集团”的权力逐渐转移给民众。中国正在发生与此类似的政治倾向，民权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日本的这一政治改革，早在“麦克阿瑟占领”时期就开始肢解“财阀族”的政治经济权力，然后植入宪政与民主制度。

这一讲的内容，其实很关键地涉及方法论问题。我们考察的是西方思想在中国或东亚地区的传播及影响，于是涉及西方和中国两方面各自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心理诸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这里当然出现大量的决定性的偶然因素——不要忘记，“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另一方面，如果忽略细节（偶然性往往藏在细节里），在长期视角下，历史又常常表现出某种必然性。例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约翰·米勒（John Millar，1735—1801）1771年发表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考察特权随经济进步而演变的过程，他的结论是：“Authority tends to become less violent and concentrated, and ranks tend to diversify”（特权倾向于较少使用暴力且集中程度降低，并且，社会等级倾向于多元化）。

另一案例是“帕累托定律”，即各国各时期的收入或财富分布遵循指数分布，帕累托的观察表明，这一分布基本上不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等细节，这一结论，贝克尔晚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给出了演化视角的论证：决定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机遇、能力、资产（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关系，在更抽象的层次，能力和资产是人们为提高社会地位而投入的努力，这些努力的成果依赖于机遇——可改善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彩票”。长期（演化）而言，人们寻求改善各自社会地位的努力的一项“副产品”，是收入和财富分布呈现帕累托定律。这一模型，我称为“贝克尔的彩票人生模型”，颇接近帕斯卡关于宗教信仰的“赌博”模型。帕斯卡的赌博模型，其实就是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关于“假设检验”所说的“拒真”和“采伪”两类型的错误，帕斯卡是这样说的：与其因为不信上帝而犯了拒真错误，我更愿意因信仰上帝而犯采伪错误。因为拒真错误的后果远比采伪错误的后果严重，如果天堂当真存在的话。毕竟，“此生”幸福感的总量远比获得“永生”享有的全部幸福感的贴现值要小得多。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讲的第一部分，下面我开始例示撰写学期论文的基本方法，以“幸福”为核心观念。图3.17，是我的例示的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