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经济学的开端原创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的原创议题

一、作为“文化现象”的创造性活动

今天是第四讲，让我简短回顾前三讲的主题：第一讲是概述；第二讲介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端，以及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折时期；第三讲介绍德国历史学派及这一学派对东亚现代化初期政策的影响，并讨论了你们的学期论文撰写方法。

现在我们仍在第二讲的主题里，如图3.7所示，而且不论有多少课时，也讲不完我贴在心智地图第二讲的这许多内容，例如我列出的10本参考教材。所以，我仍以关键人物的关键思想为课程主题。

在思想史视角下，我首先想到的是这几位关键人物，如图4.1，坎蒂隆、李嘉图、杨格和阿罗，都已是你们熟悉的人物，配第稍后介绍。在经济学思想史视角下，他们之所以是关键人物，因为，至少我这样认为，他们是最富原创性的经济学家，很像是经济学领域里的企业家——为宣泄太多的心理能量不得不拼力创新。我始终相信那些被称为“企业家”的人，他们的创新冲动，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必须宣泄过多的心理能量，不如此宣泄，他们就会感到剧烈的痛苦。在经济学的开端时期，如同其他学科的开端时期一样，人们可以选择许多可能的方向，此时，那些最富原创性的人通常决定了学科的发展方向。

有一种文化现象，至少被人类学家视为“文化现象”，最初由克鲁伯（Alfred Louis Kroeber，1876—1960）注意到，并就此发表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位克鲁伯也是传奇式人物，被戏称为“美国人类学家的院长”，足见他具有卡里斯玛人格魅力。据说，在很多年里，的同时代学者们常常模仿他的胡子，并追随他的文化人类学思路。

关于美国人类学家最初的几位泰斗，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八讲有这样一段文字：“洪堡的文化人类学观念由他的学生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的开端。”（第539页）克鲁伯于190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就是博厄斯。

事实上，克鲁伯的文凭是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文凭，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只有28页，是关于装饰符号学的——我记得张五常的博士论文只有14页，其实也是一篇文章。

克鲁伯注意到，伟大文明的创造性是突发性的，而不是均匀分布的。他收集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创造性作品的大量数据，如图4.2，显然，公元前500年是西方文明创造性的顶峰。后来他指导的一名博士生，格雷（Charles Edward Gray），也成为人类学名家，继续研究文明的创造性问题，图4.3取自这位学生发表的文章，“西方文明创造性的一种度量”。

克鲁伯的图4.2显示的是公元前900年至公元400年之间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创造性波动，他收集的数据仅限于艺术和哲学。纵轴代表极富原创性的艺术作品和哲学作品的件数，鼎盛时期（对应于柏拉图的时代）不过十几件这样的作品，可见克鲁伯的标准很苛刻。格雷用另一指标来度量文明创造性，他的图4.3，纵轴代表极富原创性的人物按照重要性加权得到的数目，横轴代表时间，接着老师的工作，从公元850年到公元1935年。这里出现了三次创造性突发期：1620年代，1830年代，1900年代。

荣格多次阐述“意识”的结构，他将“集体无意识”视为一种心理能量流。图4.4是三年前我读荣格著作时绘制的示意图。荣格认为，不仅人类分享而且人类与哺乳动物甚至更低级的动物分享集体无意识。似乎地球上的心理能量流（the psyche energy）决定了全体生命现象。

也因此，荣格描述的生命现象（图示“inner world”），更像是地下生长的根茎团块，纠缠交错，仅当这些根茎偶然涌现到地面之上时，才表现为个体生命（图示“personality”），才有单独的枝干和果实，所谓“外部世界”（图示的“the outer world”）。

关于创造性活动的心理学研究，晚近十几年有大量文献发表。研究者们试图理解的最令人困惑的心理现象是：原创性与精神分裂（或“狂躁—抑郁”两极化）人格特质之间呈现显著且强烈的正相关性（详见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

相当多的文献作者注意到，原创观念的最大特征是思考者的强烈发散型的思维方式，故而他们试图从演化学说寻求解释，将精神分裂型人格（通常由强烈发散型的思维方式引发）视为生命个体为使他们所属群体保持一定的创新能力以适应变幻莫测的生存环境而支付的代价。我在行为经济学课堂介绍过这些文献，此处不赘。

图4.2和图4.3意味着，地球上的心理能量流显然不是常量，故原创观念或原创人物的涌现是突发性的。我在第二讲也特别讨论过，人类社会的天才人物，沿时间维度的分布密度非常不均匀。总之，有一些蛛丝马迹向我们暗示，人类的创造性确实是痉挛式降临的。于是可以理解，经济学的原创人物，也是痉挛式产生的，他们密集出现在某些时段，而在其余的时段则完全消失。

另外，在第一讲，图1.10，与鲍莫尔关于制度和企业家才能之间关系的探讨密切相关，我介绍了老艾森克关于创造性能力的研究。

我们可从图4.2和图4.3推测人类原创性的几个爆发期：第一次爆发期对应于雅典城邦的鼎盛期，而雅典的民主制度始终被认为是最优越且后来者无法模仿的（因为人口迅速增加而不再有雅典式“直接民主”）；第二次爆发期大致对应于“文艺复兴”运动，那时的意大利城邦似乎也被认为是采取了很优秀的制度；第三次和第四次爆发期分别在19世纪初叶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替处，很难判断那时的社会制度是否比现代的更优越，但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弥漫欧洲知识界的悲观主义情绪不难判断，大战之前的100年在他们看来确实是西方文明的黄金时代。

我在图4.1中列出的这5位最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他们共同的特点，我写出来了。配第、坎蒂隆、李嘉图，首先是实践经验丰富，如果头脑优秀，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使人洞察最基本的社会运行原理。事实上，这三位都是冒险家，由冒险而致富，然后将自己的感悟记录成文——也未必就是经济学文章，那时，经济学还不是独立学科（请参阅第一讲提及的梅森那篇回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育史的文章）。

到了杨格和阿罗，时代变了，社会制度允许头脑优秀的人成为学院派大师，不过首先要自学成才——这是头脑优秀的明证。于是，他们两位的共同特点是，有超常的统计学直觉——我感觉许多人都忽视了经济学理论大师们通常有超常的统计直觉这一事实，统计直觉之于经济学理论，大约就相当于前面三位通过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洞察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

杨格最早担任美国统计学会的会长，当然有超常的统计直觉。阿罗的学历，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数理统计学名家哈罗德·霍特林。虽然，我们经济学家都记得阿罗的这位导师是经济学家，因为在新政治经济学文献里，有“Hotelling Model”，但他确实是数学家或数理统计学家，他加盟哥伦比亚大学之前是斯坦福大学的数学系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5年之后，又转到北卡大学担任数理统计学教授直到去世。他在哥大任教期间，弗里德曼和阿罗先后到他那里学习统计学。阿罗回忆自己是在他的劝说下才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读书的。

根据第一讲我列出的萨缪尔森主编的那本书的记载，弗里德曼有超常的统计直觉，在战争期间，他服务于海军部门，被指派研究如何根据飞机弹孔数目预测飞机下一次执行任务被击落的概率。结果，他的预测远比那里的工程师们以往的预测更准确。不过，我不认为他是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家。

我记得在萨缪尔森为《科学》杂志撰写1972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经济学家阿罗和希克斯的介绍时，特别提及希克斯是自学成才的，于是应当是有直觉的经济学家（请回忆我在第二讲提及的希克斯直觉）。

我再强调一次，在现代经济学训练中，你们首先要具备统计直觉，然后可能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必须作案例研究，通过案例洞察现实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张五常和周其仁，据我观察，都是这样训练成为优秀经济学家的。如果你们在学院派训练中没有机会作案例调查，那么，我建议你们试着从统计研究中培养直觉。虽然，据我观察目前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很少有统计直觉的训练。

华尔街有一位金融奇才彼得·林奇（Peter Lynch），他管理的“富达”（Fidelity）基金，10年内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基金，与当时哥伦比亚的GNP等值。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读他的书。他上学的时候，在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就是扛着球杆跟在打球的人后面，一边走，一边听人家谈话。因为打高尔夫球的人，有许多都是华尔街的金融老板。他有统计学直觉，因为在休息室，老板看着墙板上显示的股票价格，林奇跟着看，他往往能猜对下一个时刻这只股票的价位。于是，那位老板就聘了林奇来工作。弗里德曼也是盯着统计数据看，最后有了统计直觉。

阿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美国军方，他负责研究美国的海岸大炮的最优布局问题，这是运筹学问题，但要求研究者有很好的统计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