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课程思路概述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门课程的心智地图（如图1.3）的第二讲，见图1.12，其实，你们可以看到，这一讲的内容，通常是全部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内容。所以，我不能预期可以在下一讲三小时内结束第二讲。如果不能在下一讲结束，我们将继续，直到例如在第六次课，结束第二讲的全部内容。

第三讲的核心内容，如图1.13，沿着主干，我写着：现代经济与现代经济学的本质是“动态”、“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着的不确定性预期”。

刚才我介绍了菲尔普斯的诺贝尔奖演说，因此我不必阐释第三讲主干的这几个关键词。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理性地预期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关键是，每一个有限理性的人必须想象与他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其他人的预期，以及其他人想象中他自己的预期……这样的预期，凯恩斯在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称为“高阶预期”。所谓“凯恩斯选美问题”，凯恩斯提醒我们，选股票相当于选美，你要选择你预期大众最可能选择的，而不是选择你最喜欢的。不过，这只是一阶预期。他说，你还要预期大众想象中的大众预期，这是二阶预期。还有三阶和四阶，以及更高阶的预期。

后来，加州理工的行为经济学领袖科林·凯莫勒（Colin F.Camerer）在《行为博弈》（Behavioral Game Theory）的第一章报告说，在多次凯恩斯选美实验中，那些最聪明的被试，他们能够想象高于三阶预期的预期，但他们在实验中往往被淘汰。在现实世界里，凯莫勒指出，经济行为的理性依据不会超过三阶预期。不论如何，理论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仍试图研发带有高阶预期的数学模型。就我所知，我们朗润园的巫和懋教授，在这一主题上指导了多名研究生的论文。目前，我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或许受限于数学工具的不足，没有引人关注的突破。核心的困难在于，人类头脑很难理解太复杂的数学模型，所以必须简化。不包含随机过程的一般均衡微观模型，或许是可理解的最复杂的数学模型。引入随机过程的一般均衡，如果不能根据某些外在准则集结为宏观模型，通常是不可理解的。

所以，你们在第二讲和菲尔普斯那篇文章的基础上，可以懂得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困境——也就是心智地图第三讲的主干上写的这几个关键词。以及，回到图1.13，请看主干的三个分支。其一是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对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的批判。这一分支的标题是：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

我们知道，局部均衡分析缺乏一套坚实的逻辑基础。局部均衡关注的是使某一市场上的供求达到均衡状态的（外生）价格，而将其他市场的数量与价格和市场以外的全部因素都视为“参量”，因此，当这一市场实现了供求均衡的数量时，我们仍无法相信导致这一均衡数量的价格本身是否均衡，除非我们求得全部市场的一般均衡价格与数量。

长期坚持以一般均衡逻辑框架讲授经济学的是伦敦经济学院，布坎南称之为“伦敦学派”。据他考证，伦敦学派的最重要思想资源是奥地利学派。我们知道，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是过程（market as process），而不是静止的均衡状态。

所以，伦敦学派的内在紧张，与我试图讲解的贯穿着经济学思想史的内在紧张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均衡分析）逻辑方法与（演化过程）历史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将市场视为过程，才可容纳企业家创新，而均衡（静态）框架不能容纳企业家创新。

布坎南这本小册子（Cost and Choice：An Inquiry in Economic Theory，1969）收录在他全集的第六卷，从Liberty Fund网站“The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可免费下载电子版。这是布坎南早期最重要的作品，一个人早期的作品通常代表他的理论努力，一个人中期和晚期的作品通常是理论的应用。对于一辈子只知道一件事的“刺猬型”学者而言，这是通例。早期创建一套理论，中期和晚期运用他的理论于现实世界。我们一生能做的事情，充其量也就是这样了吧。

我不是刺猬型的，我知道许多事情但不能长期做任何事情。布坎南晚年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他是这样写的：“我很幸运，因为我是唯一可以将奈特称为‘我的老师’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确实，奈特的学生们都写文章纪念他们的老师，多数文章，例如斯蒂格勒的，只说奈特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而不说奈特是“我的老师”。因为，论及师生情感，只有布坎南和老师是最亲近的。不仅有学术的伟大师承，而且有深厚的相与之情，这真是很难得的。布坎南自承他毕生的努力源于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成本与选择。我们知道，现代的全部经济学理论不过是“成本”这一概念的展开。

在伦敦学派之外，例如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代表的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由于长期怀疑一般均衡理论的有效性，在那里，教师们坚持讲授和拓展的，仍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注意，图1.14，以“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为标题的这一分支，延伸为三个分支。其一，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更容易接受实证检验，这也是芝加哥学派通常的自我辩解——局部均衡分析更好用，难道还需要什么比这更重要的理由吗？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逻辑正确但实在不好用。张五常批评博弈论说它是“套套逻辑”，就是说，任何一种行为，只要发生了，博弈论就可以提供解释说这是最优的行为。我今天穿这套衣服来讲课，博弈论解释说因为这套衣服是我的最优选择，我明天换了一套衣服，博弈论解释说那也是我的最优选择。

一套理论如果完全没有界定性，它就无法被否证，于是不符合经验科学的定义，这样的理论就被称为“套套逻辑”（tautology的音译），就是逻辑学家所说的“重言式”。随后，这一分支的延伸，是两篇阅读文献：（1）“A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Complexity：Marshall's Problem Revisited”（直译“经济复杂性的跨学科展望：马歇尔问题再探讨”），这是两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作品；（2）制度学派领袖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的“The Mecca of Alfred Marshall”（直译“马歇尔的麦加圣地”）。我们知道，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8版序言里声称，经济学的麦加圣地应当是生物学，而不是牛顿力学。可是，他毕竟还是模仿力学原理建构了现代经济学。这一内在矛盾被称为“马歇尔问题”，参阅上一篇阅读文献。但是，首先由于数学方法不足，其次由于马歇尔的人格缺陷，第三由于达尔文演化学说自身的问题，马歇尔无法解决马歇尔问题。

再看图1.14，第二分支，罗特里奇公司2003年出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拉法埃利（Tiziano Raffaelli）的专著Marshall's Evolutionary Economics，在这本书的第Ⅰ部分，作者探究马歇尔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随后很自然就要讨论方法论议题，在第Ⅳ部分，作者考察马歇尔经济包含的凯恩斯思想。

图1.14的第三分支，标题是：“阿罗—德布鲁”的分析方法允许无限多的个体差异。

现在回到图1.13，第三讲主干上的第二分支的主题，是一般均衡的扩展，即博弈论。如上述，张五常认为博弈论是套套逻辑，也因此，可实证检验的博弈分析，是博弈论努力的一个方向。哈耶克的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有七个附录，我称为“哈耶克的演化论附录”，因为这里包含了丰富且尚未充分发展的演化论思想。他在这些附录里认为，博弈论可能让经济学返回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思路，从而让经济学回到正确的演化路径上来。今天，他的希望尚未实现。虽然，博弈论已融合了相当多的演化思想。

第三讲主干的第三分支，如图1.13，标题是：动态理论、不确定性、非连续性。这一分支的放大，见图1.15，请你们注意第三个关键词，discontinuity。由于熊彼特一篇长期未发表的文稿在2005年由四位（使用英语的和使用德语的）学者联名编辑并发表于JEL，这才引起我的关注，今天与你们共同探讨这一关键词。大约在1932年，熊彼特登船赴哈佛大学任教。在船上，他开始写这篇文稿——标题是“Development”。与熊彼特1911年德文版《经济发展理论》截然不同之处在于，这篇文章的JEL编者们指出，他放弃或批判了自己以往的演化理论。“非连续性”，就是这篇文稿的关键词。下面的引文出自JEL编者们描述的熊彼特思想的转变过程：

Schumpeter's early conceptualiz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borad context of the economy as a whole is to exclude exogenous shocks as explan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Novelty must therefore be explained by some factor endogenous to the economic system, or be left to the scientifically untenable pnriciple of uncaused causes. As we know, Schumpeter attributed endogenous change to the creative acts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熊彼特早期关于嵌入在更广泛的统一论域里的经济发展概念拒绝以外在冲击解释经济发展。创新于是必须由内在于经济系统的某些因素得到解释，否则就只好留给科学不可接受的无原因的因果原则。如我们所知，熊彼特将创造性活动的内在变化归因于企业家活动。）

Schumpeter portrayed the entrepreneur as a particular type, a elader motivated by the urge to act who performs the entrepreneurial function of carrynig out new combinations. Therefore, the entrepreneur is the source of discontinuities; the agent of change whose new combinations introduce turbulence into economic life and thereby disturb the equilibrium of the steady state.（熊彼特想象的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类型，行动之欲望驱使他们去领导企业实现各种创新组合。所以，企业家是间断性的原因；他们实现的各种创新组合强烈干扰经济生活从而破坏稳态均衡。）

Rather surprisingly, however, Development dismiss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s an explanation of novelty.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s simply a carrier of the mechanism of change, says Schumpeter.（可是，颇令人惊讶，在题为“发展”的这篇文稿里，企业家活动之为创新的解释被放弃了。企业家活动简单地只是变化的机制的实现者，熊彼特如是说。）By observing entrepreneurial acts we can obtain a good description of novelty, but novelty itself is a fundamental condition that evades deterministic explanation.（基于观察企业家活动，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创新的很好描述，但创新自身则是一项颠覆确定性解释的基本条件。）Development's dismissal of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explanation of discontinuities is the rare instance where Schumpeter himself indicates that he is still searching for ane ntirely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the novel social phenomena he had characterized as discontinuities.（“发展”一文放弃企业家才能之为间断性的解释是极难得的证据，表明熊彼特自己还在寻找被他特征化为间断性的这一全新的社会现象的完整充分的解释。）

这篇编者按语继续叙述熊彼特毕生都在寻找上述完整充分解释的心路历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没有找到。但是，熊彼特有新的想象：被称为创新的这种社会现象是突然发生的，事前没有任何迹象或没有任何被注意到的迹象，突然，新的观念和新的技术涌现出来，扰乱了既有的经济生活，迫使公众重新构想未来。熊彼特用了一个关键词——“间断性”，意指生活和秩序突然被打断。我们看看中国的发展，可以理解熊彼特这一思想。

中国的演化停滞了，是吧？在过去十几年里，官僚化过程主导了中国社会。这是我的术语，官僚化是企业家的死敌，所以，官僚化主导的社会不再有企业家创新。演化停滞，政治和社会不再有创新，都停滞了，这当然意味着死亡，中国社会正在死去。在千年视角下，停滞是正常的，演化从来都很缓慢，从来都在“停滞”状态里。然后，累积性的因素偶然汇集起来，突然爆发，社会的僵化外壳被炸开，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必须寻找渠道宣泄自己的能量，我在前面说过，根据老艾森克的观察，创造性是一种宣泄，过剩能量的宣泄，也就是凯恩斯所谓“动物精神”，是动物生命本能的宣泄。

请你们回想波默尔1990年那篇文章，如果社会制度能够容纳这些能量宣泄，企业家创新活动就可以发生在建设性的领域，否则，这一能量就毁灭旧社会，炸毁它的僵化（官僚化）外壳。于是社会断裂，创新发生。柏格森的创造性演化，是对这一过程在个体层面的概括。熊彼特写了这一短语，discontinuity，他认为以往的演化学说不能提供这一现象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那时演化学说停留在连续性演化的框架里。要到1950年代以后，哈佛大学出现了两位生物学泰斗，威尔逊（Edward Wilson，1929—）和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其中，古尔德鼓吹的演化学说包含一种“突变”假说，或者，引入演化经济学之后，例如在演化博弈理论家杨格（Peyton Young，1945—）那里，这一假说也被称为“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

这样一篇重要的文稿，为何长期没有发表？是因为熊彼特没有找到完整充分的解释吗？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根据这四位编者的考证，熊彼特1932年在船上完成的这篇文稿，由1933年加盟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德勒（Emil Lederer）保存。1993年，一次幸运的偶然，JEL这篇文章的第二编者艾斯林格（Esslinger）在纽约州立大学的遥远档案中查找这位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的资料时，突然发现一份文件夹，是1932年为祝贺莱德勒50岁生日时敬献的，那里有69份内容广泛的资料，其中包括熊彼特这篇“发展”文稿。

回到图1.15，第二分支的主题是“凯恩斯”，第三分支是“哈耶克”，然后，凯恩斯和哈耶克联合指导了一名博士生，在第二分支的延伸分支——“沙克尔”（George Lennox Sharman Shackle，1903—1992）。

凯恩斯的主观概率思想，由思想史家的考察可知，缘起于1906年。那年，他通过了文官考试——希望在财政部任职，根据剑桥大学当时的规定，文官可以不住校但享受研究员资格，为此，他要提交并答辩通过一篇学术论文。这篇学术论文的标题就是“论概率”（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1908年答辩失败。不过，马歇尔自费聘请他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100镑。1909年，他通过了论文答辩。他的身世意味着他是名副其实的“剑桥之子”，并且他的才华使他成为剑桥明星们的“使徒社”的核心人物。1909—1915年间，他主要在剑桥大学讲授经济学，尤其是他最关注的货币理论。他的《论概率》，延至1921年才出版。凯恩斯1902年从伊顿公学考入剑桥大学时，马歇尔就渴求让他成为经济学家。那时，凯恩斯更愿意追随摩尔（G.E.Moore，1873—1958）那样的伦理学家。根据各种凯恩斯传记，很显然，他始终不愿意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他更愿意从政，或以职业经济学家身份从政。

凯恩斯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同时是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虽然，多年前，我在我的移动硬盘里检索凯恩斯的名字得到的251篇文献大多是经济学家写的。在当代200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里，没有哪一位像凯恩斯这样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评论。罗特里奇公司出版的“经济学历史”研究系列里有两本书是凯恩斯思想研究：（1）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1996年英文版），（2）凯恩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1998年英文版）。这两本书尤其值得你们浏览，书名已引发关注：在古典与新古典之间，凯恩斯承前启后，唯此一人。至少，我被凯恩斯深深地吸引着，我认为马歇尔以来的经济学只是围绕凯恩斯思想展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凯恩斯是凡尔赛和谈的英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他的出色表现感动了英国和世界——我们不能忘记，世界政治的主导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于精英损失殆尽——有创造性的精英其实寥若晨星，而这些精英大部分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凯恩斯带病再度代表英国参与战后秩序重建，他不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设者，更是“世界银行”（当时是“国际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创设者，可说是他一人所为。后来，大国博弈1946年初出现反复，凯恩斯耗尽心血，使国际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顺利揭幕，不到一星期，他心肌梗塞辞世。在中译本序言结尾处，凯恩斯传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告诉中国读者，凯恩斯说过，文明很脆弱，它只维系在少数人的心里。……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感受这句话的分量。

凯恩斯的弟子，沙克尔，也被我放在一个爆炸性的括号里。这是一位奇才，他不仅有出色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训练，不仅对经济学有令人羡慕的直觉，而且对凯恩斯不确定性理论有特殊的敏感性，以致他辞世之后，1993年5月EJ（《经济学杂志》）发表传记文章纪念他，标题是“G.L.S.Shackle 1903—1992：A Life with Uncertainty”（直译“沙克尔1903—1992：不确定性的一生”）。传记资料表明，沙克尔的父亲是数学教师，曾帮助凯恩斯取得伊顿公学奖学金。沙克尔一边在银行工作一边在伦敦大学读书，1931年取得学士学位，然后在伦敦经济学院读博士生，师从哈耶克研究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1937年取得博士学位，另一传记资料表明他是1940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不过，他改变了博士论文选题，转而研究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试图为凯恩斯经济学提供来自北欧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解释，或者，如另一些作者所说，是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提供凯恩斯经济学的解释。1938年，他的博士论文标题是“Expectations, Investment and Income”（《预期、投资与收入》）。沙克尔自述，在他读博时期，由奈特从旁助阵的哈耶克与凯恩斯辩论的思想盛宴恰好开始，每日研读大师们的文章，简直目不暇接。“二战”期间，接受哈罗德爵士的邀请，他向海军部报到，加入丘吉尔司令部的“S纵队”（科学家纵队）担任经济学家。战后的几年里，沙克尔漂泊不定，直到1951年，他任教于利物浦大学至退休。

沙克尔的思想史名著是196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的The Years of High Theory：Invention and Tradition in Economic Thought 1926—1939。哈罗德1968年为此书写过评论，他不同意沙克尔将凯恩斯的不确定性观念置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中心，他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如果没有“凯恩斯不确定性”，那么它依旧是一场“凯恩斯革命”。不过，2004年，《黑天鹅》（The Black Swan）的作者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对沙克尔的“unknowledge”概念极为推崇，他将沙克尔视为“黑天鹅事件”知识论的思想先驱，称沙克尔为“一位被远为低估了的伟大思想者”。

沙克尔关于不确定性的文章195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and Other Refections，阿罗1957年在JPE写了一篇书评，对沙克尔评价极高。1965年，沙克尔的另一部作品问世，A Scheme of Economic Theory（《经济理论论纲》，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诗人、教育家、神秘主义者、系统科学家、跨学科哲学家和天才经济学家布尔丁（Kenneth Boulding，1910—1993）1967年写了一篇书评，开篇就说：“我长期景仰的沙克尔教授之为活跃于当代经济学领域的一颗最具原创性的心灵……”不过，他对沙克尔“论纲”表达了失望。因为，布尔丁认为沙克尔的论点只应占用一篇论文，而不必写一部200多页的专著。

2002年，布坎南和范伯格（Victor Vanberg）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发表了一篇长文，“The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Radical Subjectivism”（激进主观主义的宪法涵义），不仅意味着沙克尔的“unknowledge”概念是布坎南自己的“radical unknown”（对应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概念的思想先驱，更重要的是，这两位作者（第二作者是这一期刊的主编）论证，在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中，决策行为是简单的动物行为，只对环境改变作出反应（条件反射）。只有在沙克尔的激进主观主义分析框架里，决策行为才是创造性的。于是，他们将以往经济学家讨论的理性选择命名为“reactive choice”（反应性选择），而将沙克尔讨论的理性选择命名为“creative choice”（创造性选择）。

总之，沙克尔的文章，在多年之内，是我的“行为经济学”课程的必读文献。只是因为必读文献越来越多，他的名字才逐渐从这门课程里消失，不过，在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课程里仍占有一席之地。

再看图1.15，熊彼特和哈耶克都太有名了，我这里不再详细介绍。凯恩斯的主观概率学说发端于1906年，直到1950年代，弗里德曼和萨维奇（Leonard Jimmie Savage）才引入经济学，然后，在今天，我们才开始讲解“主观博弈论”。

现在介绍第四讲，见图1.16，在这一讲的主干上，我写着：制度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不确定性，演化视角下的动态过程与不确定性预期。前半句源于诺斯，他认为，制度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社会功能在于，它可以降低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假如凯恩斯活着，他应关注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当然，我推测，他仍要怀疑诺斯的制度努力是否有效果。后半句不容易展开解释，需要引用许多文献，也是目前最艰难的研究课题，我刚才介绍的凯恩斯“选美问题”，可以说是这一课题的思想先驱。

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首先，当然很大程度上也引发了布坎南对阿罗定理的强烈批评，首先是制度的理性化问题。越是理性化的制度越可预期。法官判案，如果毫无预期可言，就会被认为缺乏理性。我们之所以要有宪法，也是为了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不可预期的行为）。你们如果还有疑问——此处应有疑问，可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课程必读文献：Ronald Heiner，“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可预期行为的起源”，AER，1983）。

不论如何，图1.16的第一分支是阿罗确立的“社会选择”理论。第二分支，是上面提到的摩尔和他的名著《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这部作品太有名，以致——我们常说“科斯定理”人人都知道，但很少人认真读过，与此类似，摩尔的这本书人人都知道，但很少人读过。究其理由，一位书评作者指出，因为摩尔在导言里的论证太令人信服了，所以没有人有兴趣继续读完这本书。我确实读完了这本书，得知在最后一章，摩尔的伦理学追寻导致他认为友谊是人生最高境界。

极端的不确定性环境，人的行为可能大部分是不可预期的。斯密当时已经有类似感慨，他询问，在这一迅速变动的英国社会里，我们更愿意模仿一位朴实但贫困的人呢，还是更愿意模仿一位因欺诈而致富的人呢？罗尔斯有类似的询问。当然，我们周围，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这样的问题简直比比皆是。正义问题，我们很难回避。罗尔斯和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辩论，主题之一是关于天才的。我们知道，天才和勤奋很难区分，天才之发生是偶然，我们如果不允许天才的收益千百倍地高于普通人，我们的政策很可能奖懒罚勤。十几年前吴敬琏批评中国股市是投机而不是投资市场的时候，引发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批评。因为，理由很简单，我们无从区分投机行为和投资行为，于是，假如我们制定一项政策抑制投机行为，很可能，这项政策也同时抑制投资行为。上述的分析，前提就是不确定性。如果不确定性消失，在海纳模型里，就是“C-D”gap缩小为0，那么人人都有完备信息，当然可将任一种行为与其他的任一种行为区分开来。不过，根据我理解的“科斯定理”，此时，制度也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在应付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探讨各类制度的优劣，而且要熟悉各种正义理论。回到图1.16，另外两个分支，分别是“演化的视角”和“逻辑的视角”。实际上，这两个视角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贯穿全部经济学思想史，而且也构成西方思想史的一条主要脉络。

现在介绍第五讲的主题，见图1.17，我在这一讲心智地图主干上写着：制度是协调分工的合作机制，制度一方面促进一方面抑制个人自由。我们中国人还在寻求更好的制度，故而我们要懂得制度之正面和负面的性质。制度协调劳动分工，从而物质生活可有极大发展，这是有利于促进个人自由的。代价呢？就是个人生活的制度化，或福柯所谓“归训”，也就是我说的官僚化。这一讲的三个分支，实验与仿真，是目前制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是因为，制度变迁耗时耗力，失败之后不可能回到出发点重新实验，故而，若能借助计算机仿真方法，我们可能避免许多致命的制度失败。当然，仿真方法何时才可用于制度仿真？从目前技术进步的速度，我估计，需要等待10年。现在你们若进入仿真研究领域，只好研究一些小题目。这些小题目的结论，我们基于常识也可知道。Let Logos，你们从美国西北大学主页可免费下载的一套仿真软件，它自带的模型库里面有上百个仿真程序，包括社会科学家研制的几十个程序。观察这些程序的运行过程，大致可让你们获得一些仿真的初步体会。我的经验是，借助计算机仿真，我可能将问题想象得更清楚一些。目前，仅此而已。

现在介绍第六讲的主题，见图1.18，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视角。对经济学而言，首先需要澄清数学模型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系。在经济学模型的世界里，基础性的是不动点定理。

其次，超出经济学领域的，是数学与真理的关系。这里需要引入认识论哲学，例如博兰尼的“个人知识”理论，尤其是他关于不确定性的洞见，可以和凯恩斯的不确定性理论并列研究。我在这里单独列出马歇尔的传记资料，取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The New Palgrave：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这些传记资料一方面披露了马歇尔的性格，另一方面解释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何更接近牛顿力学原理，而不能更接近达尔文生物学原理。不论如何，这里引用的另一篇文献的标题很重要：“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一只奋力高飞的鹰”。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他尽管写了许多不利于马歇尔的故事，尽管马歇尔确实有性格缺陷，而且数学不足够优秀，但他毕竟是可以飞得很高的鹰，而不是只能在地上飞的鸡。

最后一个分支，如图1.18，题目是“真实世界”。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经济学需要解决自己内部的方法论问题，究竟是坚持它两百年以来的主流——均衡分析的逻辑视角，还是引入演化分析的历史视角。黑格尔认为逻辑与历史是同一，因为逻辑的展开就是历史。不过，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

接着黑格尔，李泽厚继续说，我们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论者。我的方法论理想，就是希望有一套逻辑与历史的分析框架。今天我没有进入第二讲，因为我准备为第二讲花费大半个学期的课时。不过，假如你们在第二讲里细读那里罗列的名家和他们的作品，应当不难看到，以往两百多年经济学的演化，就方法论而言，其实就是围绕上述的逻辑与历史的紧张关系展开的。

在第二讲心智地图里，德国历史学派占据显著位置，它的对立学派是李嘉图学派。这两大方法论学派纠缠始终，难舍难分，让我们总要试图超越它们，求得某种统一框架。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中国不是西方，这是中国经济学家面对的基本事实。所以，历史学派强调的方法至关重要。例如，旧历史学派的创立者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1817—1894）1843年在他的多卷本名著《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Grundriß zu Vorlesungen über die Staatswirtschaft nach geschichtlicher Methode）开篇写着：

哲学家尽量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去寻求概念或判断的体系；历史家则尽量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前者对于一种事物下了定义，就算是明确了这一事情，而在他下定义时，决不使用不是在他的体系的以前部分所已研究过的概念；后者则承认任何事件都是在人类相互之间发生的，记述了这样的人类，这件事就算剖明了。……对于人类政治激动的分析——这只有通过对一切已知的国民进行比较，才可能明确。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结为一种发展规律。历史家的工作同生物学研究者的工作相似，这种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走入迷途，任何时候都有客观的真理性。实践家从它获得的教益最多——但并非通过直接的命令，而是相反地通过形成一种政治的观点而达成的。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已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

斯密的叙事，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的，而不是逻辑的，他的思想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苏格兰的和休谟的怀疑论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原富》或《道德情操论》里，他对一些具体事例提出经济学分析之后，转而分析另一些具体事例，他从不急于推广他的分析，甚至反对将他的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并且，我们注意到，斯密《原富》第四卷是“论政治经济诸体系”（严复的翻译：“吾欲取诸家之说，审其异同，穷其事验，用以见古今诸国生理之所以不齐”），或《道德情操论》第七卷“论道德哲学诸系统”，必须有历史描述才算完整，这就让我联想到罗雪尔的上述论点。在朗润园的经济学家当中，我知道周其仁也坚持斯密的方法论立场，从不急于推广他的经验命题为普适命题。

总之，两百多年来，经济学家无法摆脱这个议题，经济学方法究竟是逻辑的还是历史的？

现在我介绍第七讲的主题，见图1.19，“社会科学总论”。第七讲有这样一个标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第八讲的主题是“面向未来社会的经济学”，想象未来的经济学，很难不想象未来的社会科学。要么经济学不融入社会科学，要么它将成为跨学科的，也就是融入社会科学。这里的两个分支，其一是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公共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二是哈贝马斯倡导的批判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保持内在紧张，从而能够持续有所发展。由批判社会科学又延伸出两个分支：其一，人的潜质通过批判既有生存状况而得到发展；其二，人在各领域活动的意义。

我们朗润园的理论优势，就在于它是面向公共政策的。我们看看北大校园里经济类的三家机构，首先是光华管理学院，它的名称，顾名思义就是技术性的，管理学院，很少研究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问题。北大的管理学院由于历史原因相当大程度上已成为北大的经济学院，当然，还是有所侧重，它还是一所管理学院。其次是北大的经济学院，其实我最敬重这所学院的，还是它的思想史传统，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还是今天正宗的思想史，它有悠久的传统。所以，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朗润园的研究强项了。

为了发展以公共政策为背景的经济学，我们于是很难不涉及批判社会科学。因为，只有在批判视角下，才更可能保持我们相对于政治系统的学术独立性。否则，请你们想想，朗润园的公共政策研究，怎样可以不同于政府各部委的公共政策研究呢？我认为，坚持批判的姿态，至关重要。尽管哈贝马斯被中国知识界认为是新左派领袖，但我认为这类政治标签与我们的思想史讨论几乎无关，况且我也不认为哈贝马斯赞成中国新左派的政治立场。

最后，我介绍第八讲的主题，未来社会的经济学，至少，可以想象未来社会的经济学。所谓“未来社会”，德鲁克（Peter F.Drucker）认为是“知识社会”，而且他在1990年代宣称西方早已进入知识社会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也被卷入了西方的大潮，现在也进入知识社会了。贝克尔在20世纪末写了一篇文章“人力资本的时代”。对他而言，知识社会就是人力资本的时代。

知识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基本原理是“幂律”，也就是“赢者通吃”，在中国就是阿里巴巴，在西方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占人口不足1%的人群占有的财富却占人口全部财富的99%，长期而言，社会怎能延续呢？基于常识，我们说，社会将解体。所以，社会科学家必须求解这一问题，因为上述现象的基本原理是“幂律”，所以，经济学家首当其冲要承担求解上述问题的任务。

首先是，如图1.20，反思的经济学。这是第七讲的“批判社会科学”思路在经济学思想中的延续。

其次，经济学围绕价格理论展开，所以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事物与事务如何定价？如何沿时间定价？”至今为止，你们学习的经济学都只是关于“流量”（flows）的经济学，而不是关于“存量”（stocks）的经济学。可是面向未来社会的经济学，在我想象中，必须是存量经济学！例如，见图1.21，我列出了现在已有一些进展的存量经济学课题：

（1）社会资本。注意，资本的产权关系可以清楚界定，但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里由局部网络的参与者们共享共建的能产生未来收入流的那些社会关系，怎样界定财产权利？这是经济学家没有解决的问题。

（2）文化遗产。私人的遗产可以有产权关系，文化的遗产呢？例如，北京的故宫，通常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的。这类问题，经济学没有提供解决方案。

（3）生命。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生命有价格，但如何为生命定价？目前保险公司采用的精算方法不能令人满意，也导致了许多弊端。

（4）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一主题的研究，我们称为“资源经济学”。这门学科有了很大进展，但还没有找到资源存量的一般定价原理。

（5）知识、科学、技术。这是最艰难的研究领域，张五常有体会。20世纪末叶，我在《经济研究》发表过知识研究的文章，我也有体会，很难，可能需要抽象代数或代数拓扑这类更抽象的数学工具。

还有十几分钟下课，我们看看第二讲的开端，如图1.22，这样的开端，是因为苏格兰启蒙学派就是这样开端的。斯密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讲座教授时，遵循惯例到大学图书馆阅读前任道德哲学讲座教授们的讲义，并参照这些讲义撰写他自己的讲义。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讲座的第一位教授是卡迈克尔（Gershom Carmichael，1672—1729），1727年就职，他的课程继承了中世纪后期人文主义者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和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1632—1694）的思想体系。然后是他的学生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1730年就职，他最出色的学生是休谟和斯密。第三位是克雷吉（Thomas Craigie），1746年就职，可是他病得很重，于是请假去乡间疗养并在那里故去了。第四位，斯密，1752年就职。

根据这一讲义传统，斯密将自然神学列为第一部分内容，你们不应忽视神学，大约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论述“在神学与梦之间”的经济学。一方面，梦境很难用理性选择原则来解释，另一方面，现代神学探讨的是信仰论证即基于信仰的理性论证，这两方面的事情，经济学很少能发言。在自然神学部分阐述了神的先定和谐秩序之后，可以继续阐述第二部分内容，也就是道德哲学。第三部分内容，是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也就是要落实道德哲学。自然神学不是人类有能力落实的，但道德哲学在人类能力范围内。最后，是关于财富的原理（政治经济学）。斯密之后，格拉斯哥大学第五位道德哲学讲座教授是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1764年就职。

休谟死后，他的自然神学对话录流传于世。苏格兰启蒙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是里德，常识和心灵哲学的宗师。里德之后的苏格兰启蒙学派通常也被称为“常识学派”，可见里德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行为经济学和脑科学家还要返回里德的心灵哲学去寻求思想资源。

关于上列第二部分内容，斯密首先发表了《道德情操论》（1759），十几年之后，出于相当复杂的原因，他紧张撰写并发表了《原富》（1776），也就是上列第四部分内容。今天，人们日益相信斯密自己最重视的并且在思想史视角下也是斯密最重要著作的是《道德情操论》，而非《原富》。斯密与休谟约定相互执行遗嘱，但休谟先辞世，故当斯密临终时，他只好自己监督遗嘱的实施。他预感死之将至，于是召来几位好友，在他床前，搬出十几箱手稿，他下令“烧！”于是将全部手稿付之一炬。只有天文学手稿，斯密认为仍有发表价值，被保留下来。后来，听过斯密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课程的两位学生，各自的课堂笔记流传于后世，分别由权威学者鉴定，确系斯密课堂的学生笔记，称为“斯密法学讲义手稿A”和“斯密法学讲义手稿B”。多年前，我连续两年在思想史研究班详细讲解了这两套法学手稿——其实是“政府原理”。所以，我建议来自政府管理学院的同学们研读这两份手稿，也算是斯密关于上列第三部分内容的论述。

第二讲的主要内容沿着心智地图的“政治经济学”分支展开为10个主要学派，如图1.23，标题是：政治经济学——从亚里士多德到格劳秀斯、配第（William Petty）、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argot）、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魁奈（François Quesnay）。

下课！（掌声）咱们三星期之后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