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核心参考文献介绍

我这里收集了十几种教材，也推荐给你们阅读，列在心智地图第一讲里，见图1.4。注意，这门课程的名称与众不同——“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我在写给本科生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开篇解释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有与这门课程类似但其实十分不同的传统课程，名称是“经济学说史”，取材过于宽泛。西方的大学里其实也不讲授我这门课，那里有“经济分析史”（取材过于专精），和“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只是经济思想史，但没有“经济学思想史”。有鉴于此，心智地图第一讲的标题是“引论：经济史、思想史、经济学、经济学思想史”。其中，经济史记录经济活动，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经济思想史是对经济及其历史的反思，经济学思想史是对经济学及其历史的反思。注意，我讲的是经济学思想史而不是经济思想史。心智地图第一讲的第一个分支是“经济史”，第二个分支是“思想史”，第三个分支是“经济学思想史”——这里出现两类教材，其一是经济学的历史，其二是反思经济学的历史。在第二类里，如图1.5，我列出9种教材。在第一类里，如图1.8，我列出8篇文献（教科书和学术论文统称“文献”）。

1.反思经济学的历史

熊彼特1954年发表的三卷本《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在上述第二类文献中列为第一。作者是经济学界泰斗级别的人物，中文版第一译者是商务印书馆“文革”前后几十年里最重要的经济学编辑朱泱。熊彼特1950年辞世，由他的夫人Elizabeth Boody帮助整理遗稿，积数年之艰辛努力，这本书得以问世，熊彼特的夫人也因这项工作积劳成疾去世。由于熊彼特早年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Karl J.Kautsky）和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过从甚密，他的著作在中国始终不被列为禁书。根据张培刚老先生为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撰写的中译本长篇序言，熊彼特毕生著作有五种传世最广：其一，1911年德文版《经济发展理论》（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其二，1939年英文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两卷本（Business Cycles：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张老先生写这篇序言时认为，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短期内难有中译本；其三，1942年英文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国内有至少两个译本；其四，由熊彼特夫人编辑熊彼特1910—1950年间以德文和英文撰写的传记和评论文章，1951年英文版以标题《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Ten Great Economists：from Marx to Keynes）发表；第五本传世之作，就是这部《经济分析史》，“文革”前就开始组织翻译，中断十几年后，由多位编辑和学者共同努力，终得正果。

上述第二类文献列为第二的，是罗宾斯爵士（Leonel Robbins）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The LSE Lectures）。罗宾斯是伦敦经济学院最著名的院长，1932年，他为经济学提供了沿用至今的现代定义：经济学是关于如何将稀缺的“手段”配置于无限多可能“目的”的科学，他邀请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时成为主流。1945年，他和凯恩斯（John M.Keynes）代表英国参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工作。与哈耶克一样，罗宾斯讲授经济思想史几十年，始终不写教材。这本书是他1979—1980和1980—1981两学期的讲稿，很晚才问世，要等到罗宾斯辞世。可是罗宾斯高寿，1896年生，1997年卒，享寿百年。也就是说，这套讲稿是罗宾斯82岁的演讲文稿。那时，罗宾斯的孙子菲利普，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文稿来自菲利普的课堂录音，录音的文字整理者包括罗宾斯夫人和罗宾斯的女婿。这套文稿1989年由罗宾斯家族保存在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里，直到1995年夏季被后来这本书的第一编辑史蒂芬·梅德玛（Steven Medema）发现，立即引起注意，导致了文稿的最终出版。不过，两位编辑立即意识到，主要因为打字员不熟悉经济学，这套文稿错讹极多，必须找到最初的录音重新整理。我们知道，这本书的第二编辑，沃伦·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1933—2011），是思想史名家，也是经济思想史学会的创始成员。

现在我介绍第三本教材，英格丽·利玛（Ingrid Rima）的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alysis，2001年第6版。作者从古代开始讲述，至马歇尔时代结束，她这部教材的特点在于凸显了各流派经济学范式之间的竞争关系。古代人的经济思考缺乏分析性，只算是古典经济学的准备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很漫长。斯密时代通常被称为经济学的古典时期，延续至马歇尔时代。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有致命缺陷，故而，全部经济分析史，在这位作者的讲述中，其实是以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所谓“The High Theory”）为核心的，这个核心篇章就是这本教材的第IV部分“The Neoclassical Tradition，1890—1945”，以及第VI部分“The Dissent from Neoclassicism，1890—1945”。还有一个尾声，第VI部分“Beyond High Theory”，关于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孪生姐妹）、凯恩斯主义、新瓦尔拉主义、货币主义和芝加哥学派。

第四本书，2010年马丁（Galindo Martin）和斯毕勒（Cristina Spiller）合编的Issues in Economic Thought。此处“issue”我在许多场合解释过，就是说，对于一个问题，存在至少两个相互冲突但同样有力的原则，于是我们不知道遵循哪一原则，我们被困在那里，必须突围。这就是“存在哲学”最初要讲的故事——突围，用黑格尔的辩证命题，就是“正题—反题—合题”。生命被困在那里，当然要突围，否则就死亡。生命向上挣脱出来，不能遵循任何既有的原则，这就是生命的创造力量。我们每一个人或迟或早要陷入上述的困境，从而我们必须求解的问题，非我莫属，只有我一个人在荒原里，其他人不在我的困境里，于是也不能关心我怎样突围。不过，这本文集收录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学议题的文章。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学家类似，当意大利经济学家试图运用经济学原则来指导公共政策制订时，他们必须超越这些原则。

第五部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布鲁（Stanley Brue）和格兰特（Randy Grant）的《经济思想史（第7版）》（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7th Edition，2006）。这两位作者从重商主义经济学开始他们的叙述，这样晚近的开端，使他们可以更详尽地讨论更多的现代经济学流派和人物（例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们）。事实上，这部教材很适合初学者阅读，它从五个角度讨论各流派及人物：（1）历史背景，（2）主要信条，（3）有利于哪些社会群体，（4）如何崛起为有影响的学派，（5）长远的影响。

第六本书，普萨利多普洛斯（Michalis Psalidopoulos）编的The Canon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Critical Essays。编者是一位希腊人，雅典派迪昂政治经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书名顾名思义就是经典作品辑录。请你们注意副标题里的语词critical——“关键性的”或“批判性的”，所以，这里辑录的是关键性的文章，旨在考证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当初受了哪些因素影响而构想了他们的伟大观念。出现在这一思想史叙述里的经济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Thomas R.Malthus）、杰文斯（William S.Jevons）和哈伯勒（Gottfried v.Haberler）。

第七本书，沃伦·萨缪尔斯等编的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03）。如前述，第一编者是经济思想史的名家。第一篇文章“Research Styl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讨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风格。以此开篇，不寻常。这部文选只有两大部分，第Ⅰ部分是“Historical Surveys”，从古代到现代（战后）经济学各流派的历史概述，总计28篇文章，内容庞杂，但编排还算有序。第Ⅱ部分，编者开始超越经济学传统，标题是“Historiography”（历史编纂学），总计11篇文章，从经济学以外的各种视角（可能基本上还是“知识社会学”视角）看经济学的演化史。我注意到这里收录的第二篇文章，标题很吸引人——“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对于我们这些关注经济学方法论的读者来说，或许，这本书更值得研读。

然后是第八本书，也是去年我在这个研究班上使用的主要读本，荣卡格里亚（Alessandro Roncaglia）的The Wealth of Ideas：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这位作者是罗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尤其深研斯拉法（Piero Sraffa）的生平、思想、文化源流。他的叙述，从经济学的史前史到当代各经济学流派及人物，是这类著作当中涉猎范围最广的。这本书的意大利文版是2001年问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引我注意的特点是第一部分介绍的两种思想史思路：The Cumulative View——将思想史视为观念累积传承的过程；The Competitive View——将思想史视为各种观念竞争传承的过程。

最后列出的第九本书，也是去年我使用的主要读本，斯克勒潘蒂（Ernesto Screpanti）与扎玛尼（Sefano Zamagni）合著的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1993），标题很长，可译为《经济思想史概述：修订扩充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英译本。两位作者都是意大利人，其中第二作者早年在牛津大学师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希克斯，现在是欧洲最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经济系主任。

2.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

现在请看图1.6，第一讲第一分支“经济史”，这里的两个分支是“信史”和“经济活动及其历史记录”。经济史研究，晚近以来深受西方科学方法影响，着力于用科学方法还原或建构历史过程的细节，从而使历史可信，此即科学观念主导下的信史。另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的信史传统，以史官记录为权威文本，辅以民间史料，融合着人文关怀与历史情感，并因此而是“可爱的”。每讲及此，我就想到清华大学经济史家李伯重的感慨，以科学标准研制的历史固然可信，却不可爱。寄托了中国人文情感的历史固然可爱，却不再可信。不论如何，“信史”这一分支，经“科学建构”而发生三类信史——“考古的”、“文献的”和“口述的”；又经“权威叙事”而发生两类信史——基于“内在权威”的和基于“外在权威”的；最后，信史的后现代方法，基于批判性思考的史学，将历史置于不断反省之中，由此而发生的历史方法也称为批判史学。由此，心智地图第一讲要求参阅我2010年3月2日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并由一条虚线双箭头指向分支“经济活动及其历史记录”。这份讲义的主旨是将“西方主导世界”视为一个几百年的历史过程。

与这一分支的主题相关，一个长期困惑我的议题是，西方社会何以主导世界。不过，这里不是经济史课堂。

以上我概述的，是基于批判性思考的经济史，这是很奢侈的一种史学。首先，为了批判性思考，我们必须有批判性思考的对象，也就是信史——真实的经济活动及其历史记录。图1.6中，我列出两方面的资料：其一是经济绩效的测度与记录，例如《史记·货殖列传》；其二是经济制度的考察，例如新经济史学派，诺斯（Douglass C.North）因此得到诺贝尔奖，又如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加州学派”，还有“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的第二独立创建者多玛（Evsey D.Domar）指导的学生福格尔（Robert Fogel）。

绩效的测度很难，尤其在中国，常常是政治问题。例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读《陈一谘回忆录：寻路》。因为陈一谘是在临终前写完这本书的，故而我感觉这里有十分可靠的资料。根据陈一谘的记录，“大跃进”当年，其实，粮食就已大幅度减产。国家统计局的局长向毛泽东汇报统计数字，他说1958年粮食总产量50多亿斤。毛泽东勃然大怒，吓坏了统计局长。于是，下一次再去汇报粮食产量时，局长改口说粮食增产了，1958年的总产量是90多亿斤。

制度的主要功能是替代昂贵的信息。所以，当数据特别不可靠时，我们宁可转而研究制度。张五常研究中国经济制度，不论当时的统计数据怎样扭曲，他可以不看数据而比较经济制度的优劣。如果制度1比制度2明显有优势，那么，尽管制度1的统计数据受到捍卫制度1的政治当局的巨大压力而被强烈地夸大了，我们仍可基于制度理论判断制度2的经济绩效远高于制度1，基于这一原理，张五常当年判断“中国将走资本主义道路”。

现在我们来看“经济史”这一分支下面的“思想史”分支，如图1.7，它有两个分支，其一是“反思及其历史记录”，其二是“思想活动及其历史记录”。其实，“反思”这一观念本身就是“思”，没有不思的反思，也没有不反思的思。所以，思想史首先是记录以往的思即反思。对思想而言，这些记录构成一系列历史事件，它们成为思想的对象。目前的教材，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大多只是思想的记录，而不是对一系列思想记录的反思。所以，我们现在跳到第二分支。在这里，记录经济思想的教材，我列出五种。

列为第一种的，是罗特里奇（Routledge）公司2002年出版的Competing Economic Theories。编者是两位意大利经济学教授，其中第二编者是罗马大学经济科学系的教授。这里收录的文章，涉及经济分析、思想史和经济学方法论。全书分为五大部分，第Ⅰ部分的标题是“Economic Theory and Its History”，讨论经济思想史对当代经济分析的影响；第Ⅱ部分的标题是“The Classical School and the Ricardo Debate”，引述斯拉法未发表文稿对经济思想的影响；第Ⅲ部分的标题是“Models of Prices and Allocations in Equilibrium and out of Equilibrium”，针对“均衡”思路探讨“非均衡”思路，并重新评价凯恩斯的均衡学说；第Ⅳ部分的标题是“The Legacy of Keynes”，从当代宏观经济分析的视角探讨凯恩斯思想的现代影响；第Ⅴ部分的标题是“Economic Theorizing andInstitutions”，试图将制度分析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理解框架。

图1.7中我列为第二的教材，也是罗特里奇公司出品的，Historians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hought（2001），第一编者仍是著名的沃伦·萨缪尔斯，第二编者是史蒂芬·梅德玛。但是，这本书很专业，对经济学研究生来说不容易读。我浏览这本书的目录，全部18篇文章，每篇探讨一位经济史家或经济学思想家。我大约只知道这18位学者当中的6位，于是，我显得十分孤陋寡闻。不过，我还是要列出我知道的这6位学者的名字：布劳格（Mark Blaug）、哈耶克、霍兰德（Samuel Hollander）、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温特劳布（RoyWeintraub）、温奇（DonaldWinch）。我们知道，思想史家多为世人所不知，很可能这一现象与思想史的本质密切相关。不过，我在这里列出的6位学者，至少两位是广为人知的——哈耶克和罗宾逊夫人，不是因为他们在思想史领域的贡献，而是因为其他的重要事件。

第三本书仍是罗特里奇公司出版的，标题是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00），它的两位编者都是爱尔兰学者。第一编者是安托万·墨菲（Antoin Murphy），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教授。第二编者是普伦德加斯特（Renee Prendergast），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任教。这本书的副标题“Essays in Honour of R.D.C.Black”，以及它的内容摘要，解释了为何要由两位爱尔兰教授编纂这本书。欧洲学术界保持着的一项传统风格就是为了庆祝某位学者的生日，由他的同仁撰写一批学术文章结集发表，副标题写明献给这位学者。这本书所献的学者布莱克（Robert Denis Collison Black），是一位经济史专家，著述广泛，关键是，他也是爱尔兰人，发表过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Irish Question（《经济思想与爱尔兰问题》）。虽然，收录在这里的文章未必都要讨论这位学者的思想或贡献。例如，这本书有6个部分，编者只在第一部分介绍了布莱克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

第四本书是罗宾斯的《经济思想史》讲义，前面已介绍了这套讲义的中译本，这里列出的是英文原版。

最后，第五本书，比较特殊，可视为从女权角度反思经济学的著作。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著Greed, Lust and Gender：A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直译《贪婪、情欲与性别：一部经济观念史》）。作者在美国麻州大学任教，她在“致谢”里介绍，这本书缘起于1988年她提交给一次会议的论文“The Rhetoric of Self-Interest：Ideology of Gender in Economic Theory”（直译为“自利性的言说：经济理论中的性别意识形态”）。之后，她获得一笔优厚的奖学金，1995—1996年间到巴黎讲学。从1998年开始，她获得五年的麦克阿瑟基金支持，得以将上述论文发展为一部专著。最后，她获得了Russell Sage Foundation奖学金，2005—2006年间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学说。

3.何为“经济学思想史”文献？

回到开篇，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实在是寓意深远。究竟是观念重要还是人重要？我们是因为某些人重要才倾听他们讲述的观念，还是因为观念重要才凸显出讲述观念的人之重要性？例如，对我而言，我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的甚至是古代中国人的，我尊重思想和学术的权威，或用林毓生的术语，他们对我的影响，源自“内在权威”，让我心悦诚服地遵从。当然，对我而言，外在权威并不重要，虽然对其他人可能很重要。中国人对内在权威的遵从，不仅是学术的而且带着私人情感，犹如“师徒关系”。我更进一步相信，师徒关系首先应是情感的，基于情感关系，师傅才可带出超过师傅的徒弟。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十分尊重柏拉图。怀特海说，两千多年西方哲学无非就是柏拉图的注脚。借助洞穴隐喻，柏拉图认为共相（观念）是根本性的，人在洞穴里，看到的都是假象。或者用宋明理学家的语言描述，共相是月亮，月映万川。理一分殊，理只是一个，分殊在万川之中，都是现象，是天上月亮投射在水里的影子。为什么现代思想史家忘记了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呢？难道在个性高扬的时代，人当真比观念更重要？我不以为然，于是我写了一部以伟大观念为中心的“经济学思想史”。于是，我希望你们带着这个重大的问题或困惑听我讲授这门课，一直到学期结束，也许，你们或我，可以找到解答或解答的思路。可是，在最后三讲，我的课程将要呈现经济学思想史的基本困境或内在紧张：逻辑方法（共相表达）与历史方法（情感寄托）难道永远不能纳入统一的框架吗？在我的理解里，这是经济学难以摆脱的困境。

我的思想史课程陷入上述的困境，不得解脱。因为，让我重复一次，凡重要的问题总要被多次重复。一方面，我在权威人物身上有很深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我信柏拉图，于是我相信观念比人物更根本。如何才有可信并且可爱的学说？这是我的困境，也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的困境，不过版本不同罢了。

所以，我一方面要坚持伟大观念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将情感寄托在我最关注的人物那里。图1.8中，我用大号字体写了“Allyn Young”，通常译为“杨格”。去年的“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班我有一个核心主题——直觉主义数学和直觉主义经济学。多年来，我始终关注杨格和他的学生们的思想方法。在图1.8中，这一分支的标题是“观念、理论、学派、思想者”，我在这里举例说明什么是“经济学思想史”文献，一共列举八篇文献。

列为第一篇的，是“价值理论”的综述文章“Theory of Value Before Adam Smith”（直译“斯密之前的价值理论”），1901年发表于AER（American Economical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美国经济评论》如此重要，在英文经济学期刊当中常常被排列在第一位，怎么会发表一篇长达100页的文章呢？事实上，这篇128页的长文，是一本专著，还带着章节目录呢。作者是一位女性，汉娜·休厄尔（Hannah Robie Sewall），见图1.9。英文版2010年9月由Kessinger Publishing出版，是“Legacy Reprints”系列的一种，也就是国内出版界所谓“经典重印”系列的一种。

这本书亚马逊网络书店有售，但没有任何相关的评论，小众读物常有这类情形。不过，这位女性还是相当有名的，从著名的明尼苏达大学“赫勒—霍尔维茨”经济学研究所的网站，我截取了这段文字：The University's first economics Ph. D. — and one of the nation's first women to receive a doctorate in economics — was Hannah Robie Sweall in 1899（本校第一位经济学博士——她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位经济学女博士——是汉娜·罗比·休厄尔，于1899年授予学位）。也是从这一主页我们得知，休厄尔的博士论文，就是这篇190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长文。休厄尔的文章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古希腊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学说——正义价格；第二章是16—17世纪的价值学说；第三章是1776年斯密发表《原富》之前的价值学说。

杨格1911年这篇文章，标题是“Some Limitations of the Value Concept”（直译“价值概念的一些局限性”），发表于QJ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哈佛大学主办的《经济学季刊》），这篇文章深受奥地利学派价值理论的影响，尤其是“Imputation of Value”（源自门格尔[Carl Menger]）。我先描述杨格这个人，你们会喜欢他的。

Allyn Abbott Young，1876年生，1929年卒。首先，他很高大，可能有两米高，脑袋很大，所以他看上去高头大马。其次，他人品很好，美国口语表达就是“人品与身材一样高”，这在当时就成为关于他的传闻。第三，据说，他知道一切，而且知道得比一切人都深，我始终怀疑这样的人是否存在过。第四，他很少写自己的文章，因为时间不够用——他同时帮助每一个来寻求帮助的人，尤其是他的学生们。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三位泰斗级经济学家。第一位是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共同的思想导师。根据张五常的统计，奈特的学生当中至少出现了9位或11位诺贝尔奖得主。第二位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经济学会主席，女王经济顾问，并因贡献卓著被册封为爵士，收益递增条件下“平均成本”定价（即价格P=平均成本AC）原则的创立者。第三位是张伯伦（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1899—1967）——“垄断竞争”理论的创立者，他在哈佛大学讲课时首次引入实验经济学方法，当时听课的一位学生就是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后来继续研究实验经济学，2002年与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格1917年担任美国统计学会主席，1925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然后，英国人意识到美国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就邀请他担任1928年的皇家经济学会主席——正是那次杨格的主席就职演说，“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成为传世至今的经典名篇——打动了许多深思的经济学家，也打动了杨小凯，据此，小凯撰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杨格喜欢游学，很少固定于一家学术机构。他游学至斯坦福大学，负责创立那里的经济学系（1906—1910年），然后他就离开那里，继续游学，在哈佛大学逗留了一年，然后在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逗留两年，终于，他在康奈尔大学逗留了七年（1913—1920年），也是在那一时期，奈特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换了一位导师之后，由杨格继续指导撰写博士论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杨格以首席经济学家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战后，他接受哈佛大学邀请，担任经济学教授（1920—1927年），这段时期，张伯伦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随后，他于1927年接受邀请，主持伦敦经济学院坎南教授（Edwin Cannan，1861—1935）离职后的职务，而卡尔多恰好那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1928年，为表明诚意，杨格专程返回美国，婉拒芝加哥大学希望他主持芝大经济系的邀约。那时没有飞机，往返英美都要坐船，使命繁重，旅途劳顿，从芝加哥返回伦敦后，杨格被一场致命流感击中，于1929年辞世。他辞世前两年，即1927年，在QJE发表文章“Economics as a Field of Research”，预示他将建构一套远比目前通行的体系更完整且与全部社会科学更融洽的经济学体系。我从这篇文章（这是杨格在弗吉尼亚大学系列演说的第二讲）看到他的努力方向大约是试图整合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与契约论的思路和社会学群体主义方法论与制度论的思路，由此可能建构的理论框架将同时容纳经济学与社会学。

对经济理论的未来发展而言，杨格最重要的学说，如前述，是他在1928年皇家经济学会主席就职演说（有中译本）“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里阐述的经济演化过程。从那时到今天，只有少数几位经济学家（例如卡尔多）沿着他的这一思路继续前行。究其理由，首先是数学困难。收益递增现象的界说是：单位时段（例如一年）内产品的平均成本（average cost）随总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从而在“成本—产出”平面内呈现一条向下倾斜的AC曲线。可是我们微观经济学厂商理论的命题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只存在于MC（边际成本）曲线与AC曲线交点的右方。也就是说，完全竞争的市场只允许企业在收益递减或定常收益的阶段生存。这是因为，完全竞争的力量导致“边际定价”原则，即价格P=MC，如果企业处于MC与AC交点的左方，也就是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那么企业每出售一单位产品就要亏损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之差，于是企业将被淘汰。完全竞争的逻辑基础是基于角谷不动点定理的“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这是“伦敦学派”经济学训练的核心部分）。运用角谷不动点定理的时候，我们要求厂商的选择集是凸集，而收益递增意味着选择集非凸。用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数学表达，当生产者使用收益递增技术时，投入品的等比例增加导致产出量的超比例增加，于是形成边缘向内凹的锥体而不能形成凸锥。当边缘内凹时，如果需求随价格增加而下降，厂商应缩减产量，即等比例地减少投入，可是沿着内凹的边缘，厂商不可能返回更小的产量——当然，它可将生产突然缩减到原点（零产量）。

上述分析意味着，收益递增性导致生产可能集的凹性，从而使厂商行为出现“断裂”，于是违反马歇尔的“连续性假设”。角谷不动点定理或任何不动点定理的应用，要求映射及其值域和像域满足三项假设：（1）凸性，（2）紧性，（3）上半连续性或连续性。直观而言，这三项假设的合取就是不动点存在性的充分条件。如果厂商行为出现断裂，那么，由过剩需求之为价格的函数定义的从价格空间到它自身的映射，可能不再连续或上半连续。当然，已有许多努力试图找到不动点存在性的更弱的充分条件。我写过一篇文章，“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涵义”（即本书第五讲附录一），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11月刊，我在那里的论证表明，连续性假设可能是不动点存在性的必要条件。所以，不论将来可能发现多么弱的一组充分条件，只要连续性假设不再成立，不动点就不再必然存在。

但是，社会科学不会因为数学困难而陷入停滞。收益递增现象正在成为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在互联网经济中，收益递增律成为“赢者通吃”的基本解释。如果经济学必须研究网络经济学，那么经济学家就必须舍弃马歇尔的“连续性假设”，转向其他数学方法，例如，我始终相信，代数学和在更抽象意义上承认某种连续性的代数拓扑学，可能是未来经济理论的数学基础。

图1.8第三篇文献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早期的掌门人阿什利（William Ashley，1860—1927），他在伦敦出生，并在牛津大学追随史学大家汤因比研究经济史，随后在牛津大学任教。1888年，他接受多伦多大学邀请移居北美执教。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与宪法史教授的就职演说，题献给了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一号领袖施姆勒（Gustav Schmoller，1838—1917）。对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历史学派格外重要，我在第三讲将介绍历史学派对日本、韩国和中国现代化早期的影响。1892年，阿什利接受哈佛大学邀请，成为英语世界第一位经济史教授。不过，8年之后，即1901年，他离开哈佛返回英国筹建伯明翰大学商学系。今天，他创建的商学系被认为是英语世界第一所旨在培养公司总裁而不是争取学术排名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1902—1923年，他在伯明翰商学院担任教授，也是英语世界的第一位商学教授。阿什利带给哈佛经济系最重要的经济史教程是他于1888年完成的两卷本著作，很难区分这是经济史还是经济学著作，它的标题是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第一卷扉页写着——献给汤因比。大致而言，英美学术传统里的经济学，早期主要从德语学术传统的历史学派接受教育或学术训练。他的两卷本著作，从11世纪写到中世纪结束，至今仍被列入经济史经典目录。

第四篇，萨缪尔森“How Foundations Came to Be”，1998年发表于JEL（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经济文献杂志》）。我们知道，他的博士论文以《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为标题出版，成为一座里程碑，简称“基础”。经济学的数学化，可以说始于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老先生1915年生，2009年卒，享寿94岁。这篇文章发表时，他83岁。或许，他对经济学家如此彻底地数学化感觉有些内疚？虽然，我找不到任何证据。不论如何，1998年这篇文章（直译“基础之由来”）讲述了他年轻时由一系列偶然事件导致他几乎是不得不写完了《经济分析基础》，用他这篇文章开篇的描写：这本书不是作者孕育而生的，它完全就是自己演化完成的，从1936年到1941年。随后，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在本科生的“行为经济学”课堂也曾讲过一段萨缪尔森的故事，他自称是“早熟婴儿”（precocious infant），有超常早期记忆力（with unusually early conscious memories），弱冠之年已读尽学校的课程，遂转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受教于亚伦·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1901—2004），那时他才16岁，确实有理论天赋。晚年写这篇文章时，他已不很在意他领导的MIT学派（肯尼迪总统的民主党经济顾问班底）与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斯蒂格勒领导的唯自由市场主义）之间的长期论争，于是他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排列在当时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重镇，其次才是伦敦经济学院，再次是剑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哈佛大学——随着杨格1929年的辞世和陶西格（Frank Taussig，1859—1940）的老去，哈佛经济系的理论源泉已经枯竭。

与哈耶克和罗宾斯类似，萨缪尔森坚持多年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但不写思想史教材），他不仅熟知经济学各家人物的轶事掌故及思想源流，关键是，他文笔极富风采，评论各家理论之孰短孰长，案例信手拈来，常有一句定乾坤之思想伟力。萨缪尔森继续写，芝加哥学派第一代领袖人物是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可见，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并非自由市场至上主义者。此处，他插入一段轶事：初生牛犊，16岁的萨缪尔森常常在研究生课堂上纠正国际贸易理论和微观理论泰斗雅各布·维纳在黑板上画各种曲线时出现的数学错误（让我想起我初去美国时的类似行为），其中最著名的板书错误，与（收益递增）AC曲线向下倾斜时的包络定理有关。话锋一转，萨缪尔森说，他完全可以永远留在芝加哥大学。我想到的是，假如他永远留在那里，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们就很难聚合为自由市场至上的学派，于是经济学思想史需要改写。

将萨缪尔森带到哈佛大学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哈佛大学决定赞助全美最优秀的8名经济系本科生读四年研究院，而经济系由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著名的法兰克·菲特（Frank Fetter）主持，他晚年告诉萨缪尔森说，当年就是他，发现了这位神童经济学家。肯尼迪说过——此处由萨缪尔森引述——成功者总有成千的父亲，而失败者永远是孤儿。他继续讲述，只有一项条件，这8名本科生必须离开他们接受本科教育的学校。于是，萨缪尔森必须转学。到哪里去呢？他在芝大的导师建议他去哥大，因为那里有米切尔（Wesley Mitchell）、J.M.克拉克（J.M.Clark）、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可是年轻人很少遵循导师的建议，于是他选择哈佛大学，吸引他的唯一人物是因垄断竞争理论闻名天下的张伯伦。然后，他很幸运，恰好哈佛大学从欧洲邀请了熊彼特、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ve）、哈伯勒，以及稍后加盟的汉森（Alvin Hansen）——号称“美国的凯恩斯”。

那是1935—1936年间，在哈佛主持数理经济学研究班的是老数学家威尔森（Edwin Wilson，1879—1964），来听课的只有四人：萨缪尔森，20岁；他的密友伯格森（Abram Bergson，1914—2003），21岁；西德尼·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19岁；熊彼特，52岁。就是在这里，萨缪尔森意识到物理学和经济学可以共享许多数学方法，例如关于函数齐次性的欧拉定理、关于约束下最优化问题的维尔斯特拉斯定理，以及关于长期和短期条件的Le Chatelier反应函数。他开始写文章并疯狂发表文章，而且成为经济学领域的Harvard Fellows——那几年，以怀特海为首的哈佛Senior Fellows，希望通过引入哈佛Junior fellows制度推动博士生教育改革。他们在全校范围内，从各领域挑选总共24名天才学生，可以不毕业，也可以不拿文凭，随意选课且随意选择研究领域。与萨缪尔森一起入选的包括：数理逻辑学家蒯因（W.V.Quine，1908—2000）、创建“格论”的代数学家伯克霍夫（George Birkhoff，1884—1944）、比较文学家埃里·列文（Herry Levin，1912—1994）。他们后来都放弃了博士文凭，而且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成为“哈佛名师”。这些天才学生唯一必须接受的条件是：三年之内不得从事与文凭（博士论文）有关的任何工作。

1937—1940年，这是萨缪尔森的三年天堂般的自由生活，也因此，这期间他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文章——资本理论、生命周期储蓄理论、效用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凯恩斯“乘数—加速”动态经济学、显示性偏好理论……这些原创性贡献，使这位不到25岁的年轻人享有了国际声誉。1940年，三年期满，萨缪尔森自述，出于谨慎，他决定撰写一篇博士论文，如正常人那样获得博士学位，于是他开始撰写《经济分析基础》，不过，MIT向这位尚未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发出邀约，希望他加盟并主持那里的经济系。稍后，珍珠港事件，战争爆发，萨缪尔森在海军服役，负责雷达监控。此后还发生了一些琐事，使这本书的出版延迟至1947年。

第五篇，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What Marshall Did Not Know：on the Twentieth Century'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鲍莫尔是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指导的学生，也因此，他特别为罗宾斯那本《经济思想史》讲义写了一篇导言。鲍莫尔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他1990年发表于JP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评论》）的那篇文章“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直译“企业家才能：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的和毁灭性的”）。

图1.10取自2011年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第六讲，充分表现了鲍莫尔这篇文章的影响。人格心理学泰斗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关于创造能力的研究工作支持了鲍莫尔的这一假设：给定时期给定人群的企业家才能总量不变。所以，图1.10画了一条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大约是正态分布，在同一坐标系里，老艾森克画了一条创造能力的分布密度曲线，表现了人群当中少数人（在正态分布峰值的右侧）的创造性分布。事实上，这条曲线是老艾森克临床观察到的被他定义为“精神质”的人格特质的分布密度。构成这一分布的样本，至少具有“反社会型人格”，多数具有“犯罪倾向”，而在最右侧的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在正态分布曲线和精神质人格分布曲线中间画了一个宽箭头，指向“企业家才能总量”，意思是，企业家才能其实是这两条曲线之间的某种平衡——不能太平庸如普罗大众，也不能太孤僻如精神分裂症患者。

鲍莫尔的论点是，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有利于企业家才能被引导至生产性（企业）和建设性（文化、政治、艺术）的领域，那么，这一社会的犯罪率就应大幅度下降。反之，当制度阻碍企业家才能的宣泄时，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因为，对于深层心理分析学家而言，这是一项基本事实：人类的创造力源自无意识世界，如同一口沸腾的大锅，涌现到意识之内的只是极少数的泡泡，表现为“创意”。有鉴于此，制度对企业家才能的疏导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图1.11仍取自2011年“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课程第六讲，根据老艾森克和鲍莫尔的上述论点，我大致刻画了有利于疏导人群创造性冲动的制度特征，当然，是理想特征。

美国经济学会2006年年会特别组织了“鲍莫尔分会场”——这是一项殊荣，以褒奖他毕生从事的企业家才能与创新研究。浙江工商大学成立了一个“鲍莫尔企业家才能研究中心”。英国《经济学家》杂志（Economist）2006年3月11日发表了一篇介绍鲍莫尔生平事迹的文章，褒奖他将企业家才能这一核心要素成功地引入主流经济学。鲍莫尔的思想渊源——这篇文章认为——来自熊彼特。鲍莫尔被广泛预期——而且2003年已入围——迟早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初被研究生项目拒绝入学，但他在罗宾斯教授主持的讨论班上表现了出色的辩才，继而被接纳为研究生。关于他的另一传闻是，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时间长达5小时，不难推测当时发生了怎样激烈的辩论。博士毕业后，他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他指导的学生包括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Becker，1930—2014）。

回到图1.8，第六篇文献，查尔斯·琼斯（Charles Irving Jones）与保罗·罗默尔（Paul Michael Romer）合撰“The New Kaldor Facts：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第一作者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学术新星。第二作者罗默尔资历更深，物理学本科毕业，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90年JPE“新增长理论”专号有他一篇重要文章——提供了一个关于内生技术进步的不动点定理。他多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现在纽约大学商学院，同时自己也是企业家。

他们这篇文章标题的意思是，首先，1961年卡尔多发表文章列出宏观经济尤其是经济增长现象的6项特征事实，类似数学领域“希尔伯特23问题”引导数学一百多年的进展，卡尔多特征事实引导了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增长理论大半个世纪的进展。其次，这两位作者列出6项新的特征事实，希望成为未来经济学研究的指南。第三，他们在副标题里列出了经济增长的四大要素：观念、制度、人口与人力资本。他们在摘要里特别指出，卡尔多特征事实是围绕“物质资本”这一项要素展开的，已不适合成为当代增长理论的经验基础。第四，让我解释一下关键词“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这一短语显然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ideal types）有密切联系。

卡尔多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里界定过“特征事实”这一概念，他用的短语是“a stylised view of the facts”，意思是——首先，犹如几何学的一组公设或公理，经济学家可以在达成共识的经验基础上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其次，那些被列入经验基础的事实，每一项都要经受严格的检验，并且或多或少成为对经验的抽象，唯其如此，它们才被称为“特征性的”事实。例如，人类的基础体温是37度，这是人类体温正态分布的峰值也就是均值，而“均值”这一概念，是数据的一种统计特征，另一统计特征，例如，是“方差”。经验感受或观测数据，可以用一些统计特征来刻画，虽然我们不仅关注特征刻画，而且关注个体差异。个体与特征之间的关系，符合韦伯关于“理想型”与“现象”之间关系的界说。

我再读卡尔多1957年那篇文章时注意到，卡尔多文章阐述的思路，恰好在琼斯和罗默尔这篇文章里有了更大发展。所以，这两篇文章，后者更像是前者的延伸与扩张。经济学思想史往往有这类情形，就是所谓“累积性的思想进步”，而不是所谓“竞争着的各派学说”。至少，我自己，基于我关于“对话的逻各斯”的立场，更重视累积性进步这一视角。通过对话，即各学说之间的竞争，真相呈现它自身，于是为后来者的思想进步提供了丰富资源。故而，后发的思想往往同时承认先发各派思想各自的合理性，而不是继承一些流派且拒绝另一些流派。

卡尔多1957年文章开篇就说，增长模型的主旨在于根据经济增长之外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现象。这一思想，是教科书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任一数学模型，有变量（内生的），有参量（外生的），给定参量之后，由数学模型决定变量的最优值。解释增长现象，当然也要运用上述原则。卡尔多注意到，以往的增长模型，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都是外生的（参量），可是，他列出的特征事实意味着，储蓄率与人口增长率都是内生于增长过程的变量而不再是参量。因此，经济学家必须扩展自己的数学模型，将储蓄行为与人口行为都纳入经济过程，而不是继续被视为“非经济过程”。

琼斯和罗默尔这篇文章列出的四项增长因素当中，人口和人力资本的内生性，当然是继承了上述的卡尔多思路。不过，“观念”和“制度”这两大因素是晚近三十年成为主流经济学增长模型变量的，确切而言，始自1990年JPE的“经济增长理论”专号，从那时开始有了“新增长理论”这一综合了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经济学分支。事实上，这两位作者在脚注里感谢了道格拉斯·诺斯、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这三位学者长期坚持以“制度”因素解释经济增长现象。至于“观念”这一因素，则是第二作者自己长期研究的领域。我们不妨认为，贝克尔之后的诺奖经济学家卢卡斯（Robert Lucas）领导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是第三代芝加哥学派，他们更多关注知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卢卡斯晚近的两篇文章“Ideas and Growth”和“Knowledge Growth and the Allocation of Time”（2011）。罗默尔出自第三代芝加哥学派，在知识与增长方面，他是专家。

两位作者首先列出卡尔多的6项特征事实：（1）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2）劳动资本持续增长，（3）真实利率或资本回报率稳定为一常量，（4）“资本/产出”率稳定不变，（5）资本总收益与劳动总收益各自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稳定不变，（6）高速增长各国的增长率有显著差异。随后，他们指出，卡尔多的6项特征事实的前五项，在以往五十年里，因与经验相符而无争议地成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今天，理论家们转而关注其他的特征事实，例如，他们列出的6项新卡尔多事实：（1）市场广度的扩展——注意，我在为本科生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里解释过斯密使用的“市场广度”（Market Extent）概念的斯蒂格勒界说；（2）在千年视角下，各国人口与人均GDP在晚近一个世纪呈现加速增长；（3）由于技术与“技术边界”的距离差异，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不断扩大；（4）收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各国差异巨大，要素投入仅能解释各国人均收入方差的不足50%；（5）劳均人力资本含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急速增长；（6）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工资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工资的比率长期保持稳定，无法从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相对价格的持续下降得到解释。

这两位作者指出，卡尔多当年讨论他的第六项特征事实时就已暗示技术进步应当是内生因素才可解释第六项事实。如何将知识与制度融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他们的思路是：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处理“技术进步”那样来处理“制度变迁”。当然，这一思路有很大局限性，在我看来甚至是错误的。不过，他们认为沿着这一思路可能有最快速的理论进展。同时，他们预期政治与制度领域的研究终将为内生制度演化提供一套更简单的模型。

然后，这两位作者需要处理“观念”这一增长因素。知识的“非竞争性”（non-rivalry：可与许多人分享而不改变它自身），知识进步带来两类不可忽视的效应：其一，称为“规模效应”（scale effect），更常称为知识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其二，知识的规模效应诱致制度演化，随着更多的人分享同一类知识，也会涌现适合更大经济规模的制度。观念的这两种效应，这两位作者认为，使他们非常难以建构一般均衡模型。我在介绍收益递增现象时说过，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要求厂商的可选集非凹。可是收益递增使这些集合成为凹的。另一方面，他们指出，正是观念的上述两种效应，可以解释他们列出的6项特征事实的第一和第二项，至少，他们在试图解释这两项特征事实时看到了“市场扩张”和“加速增长”与“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此时，价格信号不仅要满足资源配置一般均衡效率，而且要提供足够的创新（观念）的行为激励。他们认为，这是为观念与增长建模的核心困难所在。过去的两百年，伴随着市场扩张和加速增长现象的，是激励新观念的各种制度的戏剧性涌现，包括大学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两位作者详细讨论了他们列出的新卡尔多事实。

第七篇，萨缪尔森与威廉·巴奈特（William Barnett）合编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Conversations with Eminent Economists。我推测，这是萨缪尔森2009年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两位编者宣称，书中收录的16篇访谈，完全从现场录音整理得到文字稿，并且绝无修改，要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口述史。所以，这是一部经济学家访谈经济学家的口述史，非常难得，因为萨缪尔森和接受访谈的不少经济学家都已故去。我特别建议你们同时阅读萨缪尔森1983年为他的《经济分析基础》扩增版写的前言，那里已有他编辑这本书的初衷。他在那篇前言里论证，人们公认潜意识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或基础性的角色，可是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论文，却完全不提供理性过程之外的任何过程（包括潜意识或无意识过程）。于是，思想史承担了这一使命。也因此，学术思想史对学术进展或学术突破意义重大。

这部访谈录的第二编辑威廉·巴奈特也引发了我的关注。首先，他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但他的研究兴趣在于社会经济中的混沌、分岔及其他非线性动力学，此外，他还研究经济学中的集结问题和测度问题（他是经济测度学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其次，他的学历是MIT的本科，UC Berkeley的MBA,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在转为“经济学家”身份之前，他曾在最重要的一家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研发商（洛克达因公司）负责研发导弹引擎。

接受访谈的16位经济学家中，10位已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余的6位当中，两位是美联储前主席，另外4位的获奖概率也很高。出于萨缪尔森上述思想史立场，访谈主要涉及这些学者的童年、情感，或可能对他们后来的创造性思维产生影响的任何私人事件。所以，我十分珍惜这本书，因为它提供的资料，我很难在其他作品里见到。

现在我介绍这组文献的第八篇，也是最后一篇，即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2006年的Nobel Lecture“Macroeconomics for a Modern Economy”。在我看来，不仅多数经济学家不是深思的，而且并非每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都是深思的，菲尔普斯是一位深思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与阿罗和豪尔绍尼（JohnC.Harsanyi）类似，与森和奥曼（RobertJ.Aumann）也类似——不过森和奥曼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有东方思维模式。

他的诺奖演说开篇是一段“题语”，出自现代艺术史家伍尔施拉格（Jackie Wullschlager）发表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作品“The Original Sensationalists”。我试着翻译如下：“表现主义植根于1860—1930年间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都市生活方式的全新体验，生活在快速改变着而且不可理喻的世界中的人们的那种漂泊不定和充满刺激的恐惧感的视觉表达。”一篇诺贝尔奖经济学演说以此为开端，意味着什么？这正是我希望阅读的。菲尔普斯的询问，如标题所示：现代经济为什么需要不同于前现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哪些因素让现代经济与以往的经济有本质差异？或许，现代宏观经济学如同表现主义艺术那样植根于现代人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世界的恐惧感？

他自称贯穿了他发表的那些文章的思想主线，就是试图理解现代经济与前现代经济的差异，或用他的语言——什么是“现代经济”的实质？他当然读过诸如《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这样的作品，因为他引用了博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这部作品的标题。而且引用了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和韦伯的作品。

传统经济嵌入于“熟人社会”，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沿袭着“惯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现代经济嵌入于主要由陌生人组成的都市生活之内，在这里，变化是内生的，墨守成规反而不正常。其实，今天，我们仍不很清楚资本主义是怎样崛起的，我们知道在欧洲的传统社会里，原本散在地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例如，中世纪自然法传统、14世纪意大利城邦的簿记方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苏格兰个人主义、荷兰的快枪、英国的蒸汽机……以及，当然是最重要的，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的各种制度因素——股份公司、金融市场、知识产权，以及个人竞争的风气。很可能出于偶然，这些因素突然汇聚成为一股新的社会潮流。被卷入这一新潮流的个体，激发出远比未被卷入的个体更强烈的创新冲动。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如鲍莫尔所言，成为一架疯狂的“创新机器”。与现代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在一切都依惯例的传统社会里，科层、级别、地位、教养、服从命运、抑制个体创新的冲动，这些因素联合支撑着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很自然，传统社会的经济生活只有缓慢的发展。

菲尔普斯概括了资本主义生活的两大特征，我从他的文章中引用我认为非常关键的句子：（1）The innovating itself and the changes it causes make the future full of Knightian uncertainty（这些创新活动本身以及它们引发的改变足使未来充满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2）With modernization, then, another feature of a traditional economy— common knowledge that a common understanding prevailed—was lost（于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逝的另一传统经济特征是常识——由不同情境而人人通有的那种理解支持着的共同知识）。

但是迟至1950年代，有微观基础的现代经济学仍是“新古典的”——由李嘉图、威克斯蒂德（Philip H.Wicksteed）、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庞巴沃克（Bohm Bawerk）和瓦尔拉（Léon Walras）奠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经过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的数学整理之后（也许恰好因为这些数学抽象掉了现代经济最核心的特征），仍不能处理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菲尔普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如我在括号里翻译的这段引文：

It abstracted from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economy—the endemic uncertainty, ambiguity, diversity of beliefs, speci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oblem solving.As a result it could not capture, or endogenize, the observable phenomena that are endemic to the modern economy—innovation, waves of rapid growth, big swings in business activity, disequilibria, intense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worker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它抽象掉了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不确定性的流行病、含糊性、信念的分歧性、知识及问题求解的专业化过程。于是，它无法把握或内生现代经济被观察到的普遍现象——创新、波涌般的增长、商业活动的巨大波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深度关系、劳动者的智力开发。）

菲尔普斯继续叙述：那些最优秀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弊端，但缺少应对这些问题的微观理论。为要解释例如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的影响，他们转而求助另外两类模型：其一，例如菲利普曲线那样的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关系；其二，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但任何波动只被视为由外生随机冲击引起的偏离均值之结果。

在上述背景下，那是1960年代，在耶鲁大学（科尔委员会），菲尔普斯开始寻找更适合于分析“现代经济”的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理论——它必须允许关于工资和价格的信息、知识及预期的不完备性。这一努力导致了使他获得2006年（73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然失业率”理论。

菲尔普斯本科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博雅学院阿默斯特（Amherst College）——这所文理学院被视为诸如Minerva这样的新兴教育机构的原型，他的经济学老师是詹姆斯·尼尔森（James Nelson）——他使用的教材是萨缪尔森的那本《经济学》。注意，另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是在这所学院完成的本科教育，而且也是受了这位经济学老师的启蒙。你们可以搜索资料，看看这位经济学家与演化经济学家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是否有血缘关系。我试过，需要检索的资料太多，就放弃了。

根据斯蒂格利茨的回忆，他只是在MIT被训练为职业经济学家，但让智性得到极大发展的是阿默斯特学院。让我引述他的这段文字：

……我觉得阿默斯特学院的教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教学采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我们并没有什么讲座，主要是我们问问题他们回答、我们再问他们再回答的一种对话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的并不是学习某一段材料、写某一个题目。教学中最重要的是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要回答问题是很容易的，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关键。所以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提出更好的问题，因为只要你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那么解答也就不请自来了。这不是说我们获得回答不需要任何努力，只是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使我不断地学习，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茨1960—1963年间在阿默斯特学院，那时这所学院大约有1000名学生，以“教师：学生”比率最高而闻名。

阿默斯特学院之后，1955年，菲尔普斯入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1981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托宾（James Tobin）和2005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谢林（Thomas Schelling），4年之后取得博士学位，1959年，他在兰德公司开始研究上面介绍过的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据菲尔普斯在诺奖演说里的自述，求学耶鲁期间，他受谢林和威廉·费尔纳（William Fellner）的影响最深远。那时，他懂得了奈特的“不确定性”、凯恩斯的“主观概率”、哈耶克的“私人技能”和博兰尼的“个人知识”。这些概念反映了现代社会的而不是传统社会的基本问题，使他得以摆脱新古典经济学，在现代视角下重构经济学。

菲尔普斯诺贝尔演说的第Ⅵ节，标题是“The Good Economy：Innovative and Inclusive”（“良善经济：创新与分享”）。这是他想象中“良善经济”的理想型：一方面，每一社会成员激发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社会全体成员分享创新收益。也是在这一节，他论及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观点。我试图翻译他演说的最后一段文字：

My conclusion is that amorally acceptable economy must have enough dynamism to make work amply engaging and rewarding；and have enough justice, if dynamism alone can not do the job, to secure ample inclusion.（我的结论是，一个道德上可接受的经济必须有足够的动力使工作广泛地吸引劳动者并有足够回报；而且要有足够的正义，如果这种动力不足以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么，至少要确保上述过程惠及最广泛的人群。）

我介绍了图1.8列出的全部参考文献。然后，图1.8其余的两个分支：其一，“对话以及哲学阐释学方法”，这是去年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核心内容，今年不是核心内容；其二，“思想由以发生的历史情境”，这是我为本科生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二讲：思想史方法引论”的核心内容，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