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群实证研究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我国城市群所展开的实证研究开始逐渐丰富起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包括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的大型城市群，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分别对京津唐和辽中南城市群进行了深入考察与研究。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则首次将“大都市区”的概念引入到城市群规划发展中，提出了都市区、市镇密集区、开敞区和生态敏感区等概念，开创了城市群跨境空间协调规划的崭新发展理念⁽¹²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胡序威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经济、人口集聚与扩散的机制和调控研究”（1997），这一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湖泊与地理所、华东师大、杭州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地理所等国内众多单位参与。课题对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四大城市群的形成演化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与全面的实证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研究成果《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于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¹²⁴⁾。

此后，又有许多国内各领域的学者从不同领域与方向对城市群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研究。

（一）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

廖重斌（1999）通过对协调、发展及协调发展这3个概念进行定义和论述，分别推导出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计算模型，并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大小等作为评判标准，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从简洁到详细不同的3个层次、共30种基本类型，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评价对象，给出了计算方法和分类体系的应用实例，提出了珠江三角洲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分类体系及评价标准⁽¹²⁵⁾。

蒋志学（1999）阐述了城市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注意主要问题，包括认清城市群环境问题的特点；贯彻资源节约型城市群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加速工业污染防治；认清减量化、资源化对城市群固体废弃物处理的重要性等，认为侧重于以整体角度来对城市群环境进行规划⁽¹²⁶⁾。

汤可可（1999）描述了江苏沿江城市群发展特点，分析了城市群规模增大、结构优化、形态和功能演进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相应对策与措施，如城市结构布局的均衡合理、城市基本要素的和谐协调、资源的永续利用，环境建设、经济运行和社会组织的效率效益等方面⁽¹²⁷⁾。

盖文启（2000）分析了我国沿海地区城市群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从城市群经济结构、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基础设施、制约因子等多个方面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要建立城市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调整产业结构与合理布局产业，强化资源与环境管理，建立可持续的区域城市网络⁽¹²⁸⁾。

莫风珍（2001）等则主要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城市群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方面，对辽宁中部城市群水资源问题进行了研究⁽¹²⁹⁾。

王辉（2007）综合运用生态学、环境科学、灰色预测学和统计学等多学科的原理与方法，对辽宁中部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系统分析了辽宁中部城市群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对城市群及其不同城市生态占用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现状与演化进行了研究，并分别以城市群目前经济、资源消耗与环境演化趋势和我国“十一五规划”为基础，运用灰色预测模型非线性理论预测了“十一五”期间城市群生态资源的消耗趋势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得到相关研究结论⁽¹³⁰⁾。

张协奎等人（2009）从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社会等方面分析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¹³¹⁾。

方创琳、蔺雪芹等人（2010）通过对若干城市群的实地考察和规划研究，探讨了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动力机制、基础理论、基本框架、发育程度和空间配置格局，定量评估了中国城市群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空间结构的稳定程度、紧凑程度、交通可达度、产业联系强度和投入产出效率，系统总结了城市群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规律，建立了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计算实验系统，提出了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能力建设重点⁽¹³²⁾。

蔺雪芹、方创琳等人（2010）从环境影响和资源利用的角度出发，构建工业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定量对武汉城市群工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997—2006年武汉城市群经济结构调整战略推动工业结构演变，呈现出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比重上升与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工业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各城市间影响指数分异趋于明显，特别是位于城市群东部的黄石、鄂州、黄冈三市，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突出。并提出了今后推动武汉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思路和建议⁽¹³³⁾。

楚芳芳等（2012）从系统论出发，基于流量算法优点的能值分析理论，构建了基于能值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2000—2008年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可持续性发展状况堪忧，生态足迹不断增加，生态承载力略有下降，而生态赤字增加明显，必须刻不容缓采取措施⁽¹³⁴⁾。

张辽等人（2014）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度量2002—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收敛性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十大城市群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进步程度、生态环境状况、资源供给能力方面呈现显著的差异，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水平并没有与经济增长的大趋势保持一致；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水平收敛特征具有分区域特点，全国样本具有非绝对收敛但条件收敛的特征，东部地区城市群绝对收敛特征不显著，但条件收敛特征较明显，而中部与西部城市群具有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进步程度等变量与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正向相关，但其影响程度在不同区域具有显著差异⁽¹³⁵⁾。

曾鹏等人（2015）通过建立多层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主成分分析和层次聚类分析，从经济、社会和自然三方面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十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存在非均衡性差异，并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如何提高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对策⁽¹³⁶⁾。

（二）产业发展研究领域

许学强（1994，2006）对珠江三角洲大都会区形成的直接原因、形成的基础进行分析⁽¹³⁷⁾，并在界定城市竞争力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和建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影响要素及其内部城市竞争力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¹³⁸⁾。

刘则渊（1999）对辽宁带状城市群经济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辽宁带状城市群在辽宁及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带动作用。其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技术社会形态正由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提出基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产业发展方向，并且要同步推进经济的服务化、信息化和知识化⁽¹³⁹⁾。

刘新平（2000）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的农业发展定位与途径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后农业的发展应走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化道路”⁽¹⁴⁰⁾。

苏雪串（2004）认为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即要素集聚，聚集经济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产业集群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从而促进城市化，城市群的发展是城市化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上，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和城市群分别起主要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同时发挥城市聚集经济、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的作用⁽¹⁴¹⁾。

裴瑱（2004）认为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合理分工是城市群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指出要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问题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合理分工与产业整合，并提出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分工和产业整合的具体模式、手段、途径及整合的重点。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区域可以根据自身的成本优势参与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合作，按照产业集群化的发展趋势，加快现有产业集群的扩展和整合，对同类产业进行同质性整合，对关联产业进行异质性整合，通过企业购并和联合加快进行跨地区的企业重组，突破传统企业发展模式，加速企业发育过程，组成特大型企业集团，使钢铁、石化、汽车、家电、电子信息等区域内的主要支柱产业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效益，通过强化和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充分发挥区域科研教育资源集聚的优势，使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兴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发展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导产业⁽¹⁴²⁾。

李广杰（2007）认为在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我国对外开放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山东半岛城市群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紧紧抓住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加快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着力打造东部沿海和胶济铁路沿线两大产业隆起带，增强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效应；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建立各城市间产业互补配套、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发展机制，形成发展合力，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¹⁴³⁾。

郭凤城（2008）认为在一定区域内产业群与城市群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且耦合程度与所在区域的发展呈明显的正相关性，城市群域经济体是两者高度耦合的产物。两者的耦合具有内生性、自组织性、网络性、柔性、阶段性等特点，并且存在着共生互动规律、聚散规律、竞合规律，以及由产业链与城市链融合机制、产业空间组织与城市空间组织联动机制、传导机制、叠加放大机制和政府推动机制等共同构成的耦合机制。两者耦合的形成与发展，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建立耦合度系数模型可以计算出耦合度系数，并对东北城市群进行了实证分析⁽¹⁴⁴⁾。

何骏（2008）认为城市群通过区域内城市整合，强化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和深度合作，能拓宽发展空间，为工业化、信息化提供高效率的环境，挖掘区域经济更为强大的发展功能，从而加快整个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我国而言，城市群发展是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城市群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基础最好的地区。而对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给出明确的战略定位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在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服务经济定位长三角城市群未来的产业发展⁽¹⁴⁵⁾。

刘贵清（2009）认为城市群产业空间是城市群经济体发展的重要支撑。日本是城市群产业空间发育较为成熟的典型国家，在区位条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扩散格局、空间演化阶段以及政府调控机制等方面的规律与经验值得我国城市群发展借鉴。我国城市群发展应着重统筹空间规划、调整产业定位、整合要素载体、协调区域管治，以促进产业空间的有序发展⁽¹⁴⁶⁾。

张艳等人（2010）以郑州及中原城市群为案例，从城市群产业整合的角度探讨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作为城市群的经济重心仅仅是满足了中心城市的必要条件，而是否形成城市群的服务中心、高端制造业中心和创新中心，才是中心城市扩散效应得以有效发挥进而促进城市群产业整合的关键。中原城市群现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制造业的低端发展，群内缺少有效的经济结构联系，亟待进行产业整合。未来郑州的发展方向不在于追求提升经济总量进而提高首位度，而需要选择在生产性服务、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等有限领域形成有高度的中心，以此来组织和推动中原城市群的产业整合⁽¹⁴⁷⁾。

李学鑫、苗长虹等人（2011）针对相似系数法和区位法等传统度量方法的不足，首次提出了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测度区域产业结构，不仅可以测度两地区产业结构的总体相似程度，而且还能反映地区产业的专业化、比较优势和区域分工的程度，可以定量地测度两地区产业的总体相似性和不同产业的相似性⁽¹⁴⁸⁾。

吴福象等人（2013）认为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已不可持续，为此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可以通过要素空间集聚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以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为例，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集聚的外部经济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认为在要素集聚和分散的自由流动中城市群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最终实现不同层级城市发挥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才的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认为在未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体系构建中，要重视与产业的双向互动，从而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促进地区产业发展⁽¹⁴⁹⁾。

赵春哲（2015）认为产业的腾飞是淮海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关键。淮海城市群各市产业结构相近，各城市主导产业不突出，一体化程度差。淮海地区经济的崛起，需要建设以相互间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城市群，以此促进区域工业化、现代化加速全面发展，进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¹⁵⁰⁾。

（三）城市群经济运行研究领域

曹扶生（1995）对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之间经济互动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要“以区域经济和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为突破口，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加强区域重大项目联合投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进行跨地区的企业联合与组织创新，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区域内开放度，实行区域联合对外政策”⁽¹⁵¹⁾。

黄莉萍（1999）分析了湘中城市群经济融合的总体特征，研究了湘中城市群空间生长演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城市群经济持续发展的相应对策与建议⁽¹⁵²⁾。

周国华（2001）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原则与途径进行了探讨与研究，认为要“突出重点，分层次择优发展；合理分工，突出主导职能，择优发展主导产业；调整布局，优化开发区发展的空间结构”⁽¹⁵³⁾。

冯德显等人（2004）通过对城市群发展一般规律分析及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现状的研究，指出中原城市群建设与一体化发展是符合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河南区域发展实际，具有历史和客观的必然性。并对中原城市群城镇体系结构、产业互动发展、产业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大郑州都市区构建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构想和基本解决方案⁽¹⁵⁴⁾。

叶玉瑶（2006）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将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归结为三类，即自然生长力、市场驱动力以及政府调控力，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城市群空间演化动力模型，初步揭示了城市群空间演化动力作用机制、合成原则，以及不同演化阶段主导动力与空间演化特征的关系⁽¹⁵⁵⁾。

朱英明（2009）借鉴斯宾塞的劳动力市场信号博弈模型，构建了一个基于信号博弈的城市群行政主体建立协作机制、增进协作收益的模型。并以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为案例进行分析，认为行政主体间的信号传递博弈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博弈均衡结果表明，行政主体间协作知识的积累水平和协作信号的传递效应有助于加速我国城市群一体化的进程⁽¹⁵⁶⁾。

任佳（2009）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群的一般概念、结构特征、发展模式及两者的关系等，依据中原城市群的发展现状，通过SWOT分析从整体上探讨中原城市群发展的战略意义和战略模式，最后根据分析结论，对中原城市群的城市体系和产业布局等主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一体化优化设计⁽¹⁵⁷⁾。

鞠立新（2010）认为城市群的一体化协调发展既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又有许多利益矛盾和困难。通过对英国大伦敦行政架构的一体化协调模式、美国加拿大的城市政府之间的协会协议与特设机构的模式、日本韩国的核心城市主导协调的模式、法国的城市（镇）联合体的协调模式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认为应结合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实际，努力探讨和积极培育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实行多种有效模式特点的有机结合，全面构建，先易后难，逐步推进⁽¹⁵⁸⁾。

许吉辰、李佩瑶（2012）从空间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三方面对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做出实证分析，并和长三角“北翼”城市群进行对比，得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的水平仍然较低，需从制度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分工等方面进行改进⁽¹⁵⁹⁾。

刘靖（2013）尝试构建一个适合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协调机制，探索当前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城市群一体化机制的总体框架体系和发展路径，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机制发展的现状并提出存在的问题，构建了由利益机制、动力机制、链接机制和制导机制的组成的城市群一体化机制框架，其中利益机制包括激励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发挥源头和引导作用；动力机制包含城市群发展的立足点、发展动力和支持手段，发挥直接推动作用；链接机制包含价值链、产业链和空间链，用于城际之间关系汇总和表达；制导机制则包含导顺和制逆两个方面，有辅助和制导作用。并且提出了合理构建利益机制，综合协调动力机制，优化整合链接机制，规范发展制导机制的城市群一体化机制发展路径⁽¹⁶⁰⁾。

程玉鸿、田野（2016）以我国唯一存在两种政体的大珠三角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基于巴罗回归的重力方程对制度性边界效应进行了测度，评估了“一国两制”背景下跨界协调政策对大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演进的影响。结果显示：港澳与珠三角之间的制度性边界效应客观存在，但随着跨界协调政策的不断深化而逐渐降低，城市群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跨界协调总体上对香港与珠三角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比对澳门与珠三角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¹⁶¹⁾。

（四）城市群空间发展模式研究领域

齐康、段进等人（1997）以江苏地区为例，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国民收入、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等进行了区域空间分析，从一定的战略高度其城市群形体态与空间的发展以及模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城市群在空间发展模式上的可能性和阶段⁽¹⁶²⁾。

章国兴（1999）对重庆中心城市群网络系统的构建进行了研究，认为“重庆中心城市网络系统的构建，应以市区半岛为中心城市的定位中心，建设‘万、涪、合’城市极、城市群、城市网，建设与此相对应的通道、桥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和通信网络”⁽¹⁶³⁾。

张文尝（2000）通过对典型经济带的实证分析之后，从中发现了“工业自生长点沿着交通轴集聚、扩散及再集聚的动态过程”这一结论，并且将其命名为“工业波”，他认为工业集聚—扩散的波浪式运动作为经济在空间上扩散的一个基本模式，新技术及生产方式首先会在最有利的地点逐步成长为增长极，此后将会沿着交通线开始逐步向外扩散，然后会在有利的地点开始形成新的生长点，这一扩散过程犹如波浪一般，其中既有波峰也存在波谷，增长极与新生长点之间会在资金、技术、人员、商品营销、原料供应等诸多方面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相互联系，交通轴线则是工业波在空间进行扩散的主要依托基础，轻纺工业、原材料工业等不同的工业部门对于交通运输的需求存在着差别，因此将会分别沿着不同的交通线路进行扩散⁽¹⁶⁴⁾。

陆军（2002）则对京津冀城市经济区域空间扩散的历史演变以及现实形态的实证进行了描述，并对经济系统进行空间扩散的一般规律做了深入阐述⁽¹⁶⁵⁾。

张祥建等（2003）研究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特征，发现了主要影响城市群发展的各个障碍：行政分割、产业趋同、缺乏创新的合作模式、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并提出了相应发展对策，主要有“加强区域政策的整体性、协调区域利益关系、合理进行产业定位和分工、建立区域性投融资管理机制、构建区域性信息交流和技术创新体系”等⁽¹⁶⁶⁾。

官卫华等人（2003）阐述了目前国内外对于城市群的空间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一般认识。在此基础上，以福厦城市群为例，对其发展条件、形成机制与空间范围的界定及发展阶段作了简要的分析，并探讨了其未来空间发展演化趋势⁽¹⁶⁷⁾。

刘妙龙（2004）则主要从城市土地利用与开发的视角，主要利用疾病感染、传播机理等模拟方法，对城市空间扩展、演化动力学过程的模型等模拟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以城市形态扩展特征为指标进行城市分类的可行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¹⁶⁸⁾。

刘德平（2006）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将发展的视野和城市群空间布局的重点放在都市圈的构建和整合之上。应着力构建双核心、双轴线、内外圈层协调发展的网状区域发展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总的发展思路是“双核心优势互补，双轴线主次分明，内外圈层协调联动”⁽¹⁶⁹⁾。

石贤光（2008）用主成分法来确定“城市质量”，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给出“城市质量”的双层含义、建立了城市经济发展综合影响力指标体系。基于引力模型计算郑州市与中原城市群中其他各城市的相互作用力，进而确定中原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在此基础上确定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模式，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¹⁷⁰⁾。

夏保林、吕连琴（2009）认为中原城市群目前亟须解决空间一体化的整体协调、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问题。提出要打造大郑州都市圈，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建设黄河南北两条工业发展带，构造生态功能体系框架是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战略思路。形成“三圈、四带、多中心、多层次”的城市功能格局，建设以大城市发展为主导的城市规模结构和集群化的产业发展体系则构成中原城市群的总体空间结构布局⁽¹⁷¹⁾。

罗世俊等人（2009）从城市成长能力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城市成长能力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城市成长能力的评价模型，计算出长三角16个城市综合成长能力指数，并以16个城市成长能力的聚类分析结果为依据，进一步探讨了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发展状况。提出长三角城市群的反“K”型发展模式和网络型发展态势，以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¹⁷²⁾。

李俊峰、焦华富等人（2010）依据地理学相关理论，运用城市流和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模型，定量测度了江淮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和11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揭示出江淮城市群空间联系方向，并提出江淮城市群空间整合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合肥、芜湖在城市群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是城市群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节点，江淮城市群是一个“弱核型”城市群；城市群的空间联系方向是以合肥为中心，呈圈层状向外辐射以及沿交通走廊呈轴线状拓展，空间联系交通指向明显。通过实行“圈层”、“T”型及“双核”型空间整合模式，可以实现江淮城市群的协调发展⁽¹⁷³⁾。

杨立国等人（2011）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从空间结构、城镇体系规模和各城市空间联系三个方面对研究区域空间发展展开分析。结果发现长株潭城市群空间发展存在：长沙市首位度低，区域“轴—圈层”辐射力量薄弱，城镇体系规模分布呈现平衡特征，城市间空间联系性不强等问题。最后借鉴国内外空间管治研究现状，提出从空间管治理念入手，优化城市群规模分析，实现有效分区管治的空间管治对策⁽¹⁷⁴⁾。

许计平（2011）在对滇西城市群空间现状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适宜性分析方法，借助GIS分析技术手段，对滇西城市群空间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结合滇西城市群空间现状及空间适宜性分析结果，提出滇西城市群未来三种空间发展模式，包括：中心—分散型、强核都市型、双核多向区域型发展模式。并就空间发展模式制定滇西城市群空间发展结构战略，提出未来滇西城市群应分阶段发展指引⁽¹⁷⁵⁾。

朱政等人（2011）通过对珠三角城市群职能等级体系、空间结构演化历程的研究，指出其空间结构为多中心模式，即主次中心城市带动组团城市发展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该空间结构模式的成因以及其对于城市扩张、制造业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认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多中心模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控制城市规模、促进制造业发展、缓解城市问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则有一定的负面影响⁽¹⁷⁶⁾。

史雅娟等人（2013）运用ROXY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2010年中原城市群城市人口、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空间发展态势演变特征。结果发现：城市人口与第二产业均呈收敛—加速极化—加速收敛—加速极化的空间演变特征，第三产业呈现逐渐减速极化的空间发展态势。由此判断中原城市群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其先天优势，可以引领其他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但辐射能力非常有限，仍为弱核牵引⁽¹⁷⁷⁾。

柴攀峰、黄中伟等人（2014）利用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从长三角22城市之间的经济能级、经济联系以及产业协同发展三个方面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正在逐渐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化模式转变，基本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圈层和以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南京为次核心的多核心圈层结构，总体上可划分为上海凝聚团、南京凝聚团和杭甬凝聚团三大凝聚子团。研究认为，通过组团式协同实现“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是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趋势，助推整个城市群系统向更为有序的宏观自组织结构演化⁽¹⁷⁸⁾。

朱江丽、李子联等人（2015）通过构建城市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整体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和空间特征。认为从时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总体上在波动中演进，大致分为以产业为主导、以空间为主导到产业、空间与人口系统发展失调等三个阶段。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由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格局逐步演进成为以上海为轴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三角区域，但是由于空间发展过速，三角区域内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普遍存在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特征，而外围城市主要暴露出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问题。因此应该坚定以人为本的目标，促进产业集约高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¹⁷⁹⁾。

（五）城市群发展方针战略研究领域

陈凡等人（1997）在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后，对国外城市群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了总结：重视首位城市的作用、交通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城市群的动态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辽宁带状城市群的发展思路⁽¹⁸⁰⁾。

朱英明、姚士谋等人（1999）从影响城市群方针发展的因素、目标、机构形式以及与城市群结构体系等级水平的匹配四个方面，对我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发展方针进行了研究⁽¹⁸¹⁾。

周珍强（2000）建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应该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共同市场等途径从而实现城市群的现代化、国际化和主题化⁽¹⁸²⁾。

赵璟（2008）归纳了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中出现的各类不协调现象，确定西部地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内涵与目标，从实质自由扩展的视角构建了自成一体的西部地区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明确了西部地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内部流程，并从经济—制度—地理的三维度视角廓清西部地区城市群协调发展调节内容和调节过程⁽¹⁸³⁾。

陈群元（2009）把城市群发展划分为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四个阶段，判定泛长株潭城市群仍处于雏形发育阶段中的中期阶段。对发达地区城市群、欠发达地区城市群和泛长株潭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机制的现况进行了总结分析，提出了泛长株潭城市群协调发展机制的构建设想⁽¹⁸⁴⁾。

曾鹏（2011）构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城市生态位的评估方法，从城市环境生态位、城市经济生态位、城市人口生态位3个方面确定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的生态位及其特征，从而发现当前限制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诸多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战略调整的整体思路，并从生态位分离与错位竞争策略、潜在生态位与选择性变异策略、生态位扩充与互惠共生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战略调整的政策建议⁽¹⁸⁵⁾。

张旭亮、宁越敏等人（2011）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等级、经济联系、经济隶属度和国际化程度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上海仍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但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构，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等城市组团和与上海的联系不断加强，这种趋势将不断扩大。城市国际化异军突起，中小城市国际化充分彰显，是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及辐射区、次级核心城市和中小城市三重城市国际化的空间发展战略⁽¹⁸⁶⁾。

武清华、姚士谋等人（2011）针对我国中部城市群的现状问题，提出了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都市圈等中部6大城市群的发展策略：尽快建成我国中部经济发展轴，壮大节点的经济实力，努力建成产业集聚的核心地区，发展传统农业，但要引导向现代农业、都市农业方向前进，强有力地提升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同时注重我国中部地区城乡统筹规划与示范区的建设，保护本区域的旅游生态区、建成重要的国际旅游区，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全面推动区域城镇化⁽¹⁸⁷⁾。

魏后凯、成艾华等人（2012）认为：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整合资源和产业链，强化分工合作和一体化，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并以此为载体推动形成长江中游经济区，使之成为世界规模级的人口、城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密集带，成为引领和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对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¹⁸⁸⁾。

殷照伟（2012）通过对欧洲城市群发展、美国城市群发展、亚洲城市群发展等国外相关城市群发展现状及发展演变规律的分析，同时结合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历程、现状及特点，并对中外城市群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城市群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城市群发展规划尤其是京津冀城市群建设提出合理性建议，明确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战略构想，以及天津市在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推动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¹⁸⁹⁾。

方创琳（2014）在对中国近60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城市群”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1000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万~1000万人）、大城市（介于100万~500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万~100万人）、小城市（介于10万~50万人）、小城镇（10万人）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¹⁹⁰⁾。

周春山、金万富、史晨怡等人（2015）通过与国内外城市群对比，提出了珠三角发展战略思路。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发展势头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将产业技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人口政策创新、区域合作与人文引领作为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¹⁹¹⁾。

姚士谋等人（2015）从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五大发展策略与实施长远目标的关键措施，论证了我国大城市群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针、路径与方法措施，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从国情特点、城乡统筹、产业转型、区域协调、资源环境统筹视角出发，对我国城镇化的合理进程、规模建设与规划布局以及环境生态保护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综合性、区域性的研究探索⁽¹⁹²⁾。

（六）城市群功能与结构研究领域

邓先瑞等人（1997）从城镇结构（等级规模关系、功能结构和分布特征）对城市结构优化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¹⁹³⁾。

薛东前、姚士谋等人（2000）分析了三级水平上的城市影响域，指出产业差异是形成城市间联系的基本动力，并通过交通和通信网络得以实现，历史基础和城市等级规模在本区域城市联系的形成中具有特殊作用，并进一步论述了差异巨大、结构畸形为特征的城市群等级规模特点，分析了职能结构细化特征，阐明了城市群空间网络框架、集聚分布形式和三级多核圈层分布规律，最后提出城市群结构优化的措施⁽¹⁹⁴⁾。

朱英明（2001）认为城市群地域结构是城市群发展程度、阶段与过程的空间反映，城市群地域结构的主要特征有：分形特征、“二次极化”、交通制导、传动作用、网络组合特征，未来发展的趋势表现在：动力机制、内涵、居住空间的影响、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影响等⁽¹⁹⁵⁾。

薛东前等人（2003）从城市群体结构的概念入手，研究了其基本形式和结构划分的思路，概括了四圈层空间结构模式，并对城市群体结构发展动力、阶段及特征加以理论概括。以城市群演化为基点，对城市群体形态结构、类型和演化规律予以阐述，归纳出城市群体结构和城市群形态类型演化的相关模式⁽¹⁹⁶⁾。

方创琳等人（2005）根据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模型计算结果，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3个城市群，二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成都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11个城市群，三级城市群包括滇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14个城市群。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低且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并呈现出发育的阶段性、总体分布的不平衡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内部集聚的异质性和明显的分化性等空间分异特征。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理论的多维性、规律性和阶段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形成发育的差异性、异质性和竞争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国际化、全球化与动态监测研究⁽¹⁹⁷⁾。

吴晓隽（2006）对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通过对影响上海大都市圈空间结构格局的几个因素：跨国公司活动、制度环境、信息技术的考察，指出FDI、信息技术在上海大都市圈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都市圈的内在区位规律，而是进一步增强了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极化作用和核心地位；而“行政区经济”的制度环境则是导致各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弱化，空间结构相对分散的本质原因。指出“心弱边强”和空间结构松散是上海大都市圈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因而“强心”和加强都市圈圈域范围内的分工合作成为现阶段上海大都市圈提高效率、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课题。而制造业领域的竞合博弈问题、中心城市的产业定位战略问题则是其中的焦点所在。论文运用偏离份额法对15个城市的制造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从产业结构和竞争力两个角度对制造业的29个具体行业做了详细分析，对上海大都市圈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阶段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总结。针对制造业领域广受诟病的产业“同构”问题，从都市圈圈层角度和具体产品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基于“大产业类别同构、小产品层面差异”的结论，系统地阐述了以都市圈为集聚平台发展广域产业集群的构想。提出广域产业集群是从产业层面冲破行政区经济的藩篱，实现圈域范围内的产业整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了新背景下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模型，指出高度发达的知识服务业是中心城市成为新时期都市圈动力核心的基石，以大都市圈为市场基础从供需关系角度探讨了上海城市功能转型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途径⁽¹⁹⁸⁾。

陆玉麟等人（2007）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定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长江三角洲一直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经济区，未来将是中国最主要的人口流入地和最主要的人口集聚区。而从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看，成为融进世界城市体系的全球城市区域，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基本目标。另外，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基础，基于长江三角洲原来的工业基础与结构特点，构建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国际制造业基地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¹⁹⁹⁾。

王发曾、郭志富、刘晓丽等人（2007）用“城市中心性强度”法来划分中原城市群地区所有城市的等级，进而构建出4个等级城市体系的层次。采用灰色系统GM（1，1）模型并根据人口的机械增长基础，求出各城市2020年非农业人口的优化指标。运用纳尔逊（H. J. Nelson）统计分析原理和方法，确定各城市的优势职能、突出职能以及重点发展行业，构建了“两圈、双核、四带、一个三角”的城市体系空间布局和功能发挥的整体框架⁽²⁰⁰⁾。

李王鸣、江佳遥、楼铱等人（2009）基于城市群内部联系视角，重点研究浙中城市群空间和功能结构特征。研究通过抽样调查获取浙中城市群城市间人口出行相关信息，设计表征城市群人流联系特征的人流指数和出行目的指数，通过量化分析揭示浙中城市群空间上表现多中心网络状结构特征，功能上呈现多个经济中心并逐步弱化的行政中心结构特征，层级结构表现为扁平化。以此引导浙中城市群的功能规划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群结构优化和功能互补⁽²⁰¹⁾。

刘海滨、刘振灵等人（2009）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区位商指数，选择我国典型的资源基础型城市群——辽宁中部城市群为分析对象，研究该城市群城市职能结构的时空转换。结果表明：辽中城市群各城市职能的“制造业”特色突出，城市职能呈“重型产业化”；中心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功能日益趋强，金融、科研、教育等以智力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其他城市服务业发展与中心城市发展存在一定差距⁽²⁰²⁾。

肖金成等（2009）认为市场机制是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源，政府机制是城市群空间演变的推动力，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产生集聚和扩散效应，从而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在城市群的发展中，核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群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要做好十大城市群相应的功能定位，引领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²⁰³⁾。

王海江、苗长虹等人（2010）通过对中国13个主要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与结构分析，从城市流视角探讨中国城市群对外服务功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增长情况。研究表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是全国性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综合型对外生产服务中心，京津冀城市群是全国性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综合型对外生产服务中心，山东半岛城市群初步形成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国性对外生产服务中心，成渝、辽中南等其余9个城市群为区域性对外生产服务中心。研究指出，城市群往往生成于我国各级产业轴线交汇的地方，由产业轴级别差异，将会形成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群，由此可以从各级产业轴线上寻找和培育新的城市群。研究认为，由城市流强度占GDP比重而确定的外部贡献率，是城市的基本活动部门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城市群区域内部密切的经济联系与交流提高了各城市的外部贡献率，由城市间密切经济联系而形成的城市流是城市群演化发育的内在机制之一⁽²⁰⁴⁾。

李王鸣等人（2011）基于浙中城市群空间要素体系——节点、通道、流和基质的构建与识别，通过政府部门调查和典型企业的访谈、问卷调查，获取浙中城市群空间各要素相关信息，系统定量分析浙中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探索城市群研究的方法并加以实证。研究表明，浙中城市群表现出以义乌、金华为中心，多轴线、网络化的空间发展特征⁽²⁰⁵⁾。

李响（2011）以长三角城市群内16个主要城市经济联系为实证，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对城市群网络的基本形式、网络结构属性及内部微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间已互动形成紧密的网络状关联，但网络内各城市结点间中心性不均衡、枢纽型城市较少，区域多中心、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显现，并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网络功能提升及治理的相关建议⁽²⁰⁶⁾。

郭荣朝、宋双华、苗长虹等人（2011）以城市群结构优化与功能升级的理论为依据，介绍了中原城市群的提出与建设，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与特色产业簇群培育，生态环境结构优化、空间结构优化与“廊道组团网络化”模式构建等城市群结构优化内容。提出了核心城市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生产性服务中心培育，统筹城乡发展，城市群内外的配合协作与有效对接等城市群功能升级路径⁽²⁰⁷⁾。

赵勇、白永秀等人（2012）运用空间功能分工指数对中国城市群的功能分工水平进行了测度与比较。结果显示：2003—2010年，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总体相对较低并呈现出波动中持续下降的趋势，但2008年之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态势；城市群功能分工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城市群高于中西部城市群且差距逐渐拉大。从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比较来看，中心城市远远高于外围城市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但中心城市自身则呈现出下降趋势。从城市等级角度比较来看，城市功能分工水平与城市等级高低有关，不同等级的城市呈现出明显的级差特征⁽²⁰⁸⁾。

齐讴歌、赵勇等人（2014）运用空间功能分工指数对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序演变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3—2011年，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总体相对较低且呈现出金字塔式分布特征，东部地区城市群功能分工程度远远高于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从城市群功能分工区域差异来看，四大区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西部城市群基本上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而东部城市群则呈现出波动中持续下降的趋势。从城市群功能分工时序演变特征来看，城市群功能分工演变态势大体上以2010年为拐点，出现了整体上由波动中上升向迅速下降的转变⁽²⁰⁹⁾。

陆大道（2015）回顾了京津冀大城市群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经济联系与利益矛盾，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京津两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特点及已形成的优势。根据各自的特点、优势和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原则，提出了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功能定位⁽²¹⁰⁾。

施小兰（2016）首先依据重庆区域发展战略演变历程和城镇体系格局，对重庆城市群范围进行了界定，采用引力模型计算出城市群内各城镇相互作用的强度，进一步验证重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其次通过比较分析重庆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并从城镇规模结构、城镇产业结构、城镇现有功能定位这三方面入手对城市群功能结构进行研究，得出重庆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功能结构存在的问题。接下来运用城市流模型分析各城镇的城市流强度和城市流强度结构，研究城市群内部各城镇的空间经济功能联系，为城市群功能结构优化提出依据。最后针对重庆城市群功能结构存在的问题、城市功能联系的特点提出重庆城市群功能结构优化的路径和对策⁽²¹¹⁾。

马燕坤（2016）优化了城市群功能空间分工的测度方法，并以我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功能空间分工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且城市群功能空间分工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育水平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都呈现出不同形式和不同幅度的变化，城市群内部的生产性服务功能会发生空间分异，新的副中心城市可能会出现而承担一定程度的生产性服务功能⁽²¹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