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发展阶段出现了重大变化，即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要判断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从“数量时代”进入“质量时代”。在经济发展的“数量时代”，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衡量指标主要采用国民账户体系（SNA）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DP能够反映出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但其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其只能反映出流量意义上的收入水平，而难以反映出存量意义上的财富水平；二是采用GDP难以全面衡量经济发展的非物质产出，也难以衡量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代价和生态成本。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如何衡量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特别是高质量的财富水平，成为新时代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多学者和学术研究机构也进一步去探索更为全面的衡量指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指标，HDI指标主要由预期寿命、教育基础和实际人均GDP 3个基础指标等权相加而成，相比传统的GDP指标多纳入了人力资本水平。1993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提出应在传统GDP基础上扣减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

除去以上两个影响较大的指标外，目前主流的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指标还包括日本政府提出的国民福利指标（NNW）、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面小康检测指标（DOC）、William Nordhaus和James Tobin（1972）提出的经济福利测度指标（MEW），Herman Daly和John Cobb（2007）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任保平等（2012）提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等。但以上指标着重于经济发展中的福利或质量水平，从社会财富的角度进行衡量的指标仍然较少。

在财富衡量方面，Dasgupta（2007）提出了“包容性财富指数”（Inclusive Wealth Index，IWI）的概念，并主要将其应用于测算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包容性财富指数将国家财富分为三类，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并认为总体财富是这三类财富的量化加总。由于在传统财富构造中加入了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出财富的内涵和质量，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水平。依据这一基础概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2）发布的《包容性财富报告》（inclusive Wealth Index），测算并比较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包容性财富值，将这一概念拓展到国家间的实际应用及比较中。我国学者也依据这一框架，针对中国省级包容性财富指数进行了估算，并与主流发达国家的包容性财富进行了对比分析（庄佳强，2013；李钢、刘吉超，2014）。但现有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新型财富的测算方面仍然可以继续完善，如对于人力资本的测度，现有研究采用基于受教育年限的重置成本法，其实质是以“投入成本”代替“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人力资本衡量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富的衡量指标的研究，已经为新时代高质量财富指数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和深厚的基础，但也存在一些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一是现有衡量指标聚焦于经济发展本身的数量（流量）和质量层面，而基于财富概念的内涵出发，从国家高质量财富角度进行衡量的指标较少，目前比较主流的仅有包容性财富指数；二是财富指数的衡量框架方面，包容性财富指数的二级指数的衡量可以更为科学；三是现有关于国家财富的研究，多是测算，而比较缺乏进一步的财富动力结构和财富布局结构的变迁分析。

基于此，本章基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于财富内涵的探讨，基于包容性财富指数的基本框架，构建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财富指数，并进一步依据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对高质量财富指数进行测度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财富结构的变迁，从而为提升新时代下中国国民经济的高质量财富水平提供相应的理论和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