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资源配置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对这一崭新的提法怎么理解，怎样让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一、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企业是工商业界的细胞。我国既有国有独资和控股的国有企业，也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民营企业；既有大企业，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每个企业都有“老板”，都有“高管层”，是否凡是“老板、高管层”都是企业家呢？答案应当是不确定的。应当说企业家是“老板、高管”，但不能说“老板、高管”都是企业家。应当说从“老板、高管”到企业家有一个历练过程，历练从量变到质变。

“老板、高管层”，经过量变到质变的历练过程，成为企业家，逐步形成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意识形态和智慧才能（组织建设企业的才能）的总的概括。它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它是内向的，又是外向的。企业家精神，不仅反映在这个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上，更展现在这个企业的形象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上。可以说，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有人概括说：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追求，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执着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所有这些都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充分肯定和对企业家的点赞和褒奖。这6组点赞和褒奖词的逻辑应当是“学习、执着、诚信——创新、冒险、合作”，前三者是企业家从业的基础和素质，后三者是企业家从业的选择和进取精神。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评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合作精神，以及应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其中创新精神应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体现。根据熊彼特的总结，创新分为5种情况：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寻找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开辟新市场、实现企业的新组织。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体现在企业的产、供、销各个环节。而每个环节的创新过程都是“创造性破坏”，即都是对资源的重新组合过程，其实质是促进企业内部资源及社会资源的更进一步优化配置。企业家作为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者，需要按照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和其内在联系有机地组合各种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企业家作为社会资源的配置者，需要将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出，不断地开拓新产品、新领域、新市场，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冒着一定的风险进行决策，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这其中无一不体现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敬业精神。

二、企业家产生的过程和特征

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应当使市场掌握在真正的企业家手中。而真正的企业家必须是德才兼备的经理人，这决定于企业家素质。如果企业家的素质不高，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就会发生行为扭曲，不按经济发展的规律去配置资源，形成资源的错配与浪费。在这里，需要评析我国企业家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企业家产生的过程和特征。

（一）我国企业家的出生与时代背景

我国企业家应由国有企业（含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和非国有企业高管组成。这样的高管群体要能成为企业家与我国体制相关，与社会经济环境相关，与出生相关。

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同的行业有政府主管部门（如冶金部、化工部、机械工业部等），而且下属的每个企业的厂长、经理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而且任命的厂长、经理有不同的级别。不同级别的厂长、经理的职责，主要是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销售任务。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企业的高管只能是计划经济的执行者，算不上是企业家。国有企业的高管成为企业家，应当是在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

非国有企业高管成为企业家，是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次把“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宪法。之后，依照宪法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据报道，从21世纪初开始到2013年，个体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1世纪初到2004年，为高速发展的阶段，其每年的增长速度超过20%；从2005—2008年，为增速放缓的阶段，其每年的增速在10%左右；从2009—2013年为较高速发展阶段，其每年增速在15%左右。这样的增速变动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关，与政府投资变动相关，与职业变动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下海经商”的主要是那些先知先觉者，私营企业主主要来自工人、国有企业干部、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但到21世纪初，那些原来是企业负责人，后来“下海经商”、单独干的，就占了绝大部分，而其他“下海经商”的成分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有资料显示，私营企业主在“下海经商”前的最后职业：1993年普通工人占比最高，达24%，而到2002年占比下降到4.8%；同期，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占比从6%下降到3.3%，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从11.1%下降到6.7%，企业负责人占比从15.4%上升到55.4%。这表明，超过一半以上的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少有职业变动。

企业家的出生有多种途径，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1世纪初的调查问卷（见表1），企业家由“组织任命”的比例达到45.9%，高于“市场双向选择”。另外，还有“组织选拔与市场选择相结合”“自己创业”“职工选举”等几种途径。问卷调查统计还表明，大型企业“组织任命”的比例占66.2%，远高于小型企业的36.2%；从企业性质看，国有企业“组织任命”的比例更是高达90.0%。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企业经营者年龄的增长，由上级任命的比例也逐步增加，56岁及以上的企业经营者一半以上由组织任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选择企业家是一国市场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而我国任命企业经营者的“组织”多为“上级或行业主管机构”。这种“上级或行业主管机构”代替市场的选择机制对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导向、企业的经营目标及经营业绩都会产生极大影响。由“组织任命”的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也就不是职业化的企业家。这种企业家生成机制难以避免选择标准的政治化倾向，政府部门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选拔和考核标准与政府官员的选拔和考核标准并没有显著差别。另外，企业经营管理者自身并未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企业家，许多人的追求目标是入政门、奔仕途。企业家选择机制中的政府任命行为与企业家的“官本位”倾向，使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角色转换频频发生。在国有企业中，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的行政级别更是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这种角色定位的扭曲，行为目标导向的倾向只会产生“准官员”，而难以产生职业经理人。

表1中的数据还表明，私营企业经营者自己创业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达到86.3%。这些私营企业的经营者主要来源于公职人员辞职下海、知识分子创业、小生产者（包括农民）自己经营起家、国有企业负责人移位、复员军人转业、受冲击的人（劳改释放人员）就业等。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必须承认，相当多的私营企业家的素质仍存在着缺陷：文化水平一般不高，缺乏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向现代企业家过渡的文化底蕴；敢想敢干，但具有冲动的倾向，缺乏对企业发展战略的思考，难以将企业做强做久；诚信意识不强，法律观念淡薄，为获取利润，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违法经营等较为普遍。

还值得评析的是：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出生”，大体说来主要有3种情况：有辛勤致富起来的，有敢冒风险起来的，有权钱交易起家的。相应地：有逐步积累的民营资本，有负债起家的民营资本，有权势掌握的民营资本。不同的民营企业家，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从业选择、不同的做人态度。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先知先觉，锐意进取。但又面临着普遍的弱点和挑战：先天不足，形势严峻。所以，他们相当一部分人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我们指出的这些，旨在表明“出生”对企业家精神的铸造有重要影响，但如果企业家自身加强修养也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19世纪40年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发生“经理革命”，逐渐形成了一大批职业型的企业家。职业型的企业家是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企业家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素养和企业管理经验，充分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而绝不会由政府来参与其中。在英美等国，企业家的产生还要通过MBA教育，MBA每年培养大批优秀的企业家。美国高校每年授予的硕士学位中工商管理硕士就占1/3。

（二）我国企业家的原始积累受体制转轨的推动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开始兴起，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强劲发展，并推动了全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逐步衰落直至消失。究其原因有各方面，如产权不清、乡级政府的干预等，但乡镇企业的经营者素质偏低、行为短期化、缺乏市场竞争力不能不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在乡镇企业朝气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已进入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在新旧体制交替之时，那些善于寻找和发现新生事物的人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为为数不多的富豪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文化水平较低，但在较短时期中便从一无所有到腰缠万贯。相对而言，可以说这是“速成”的，因为在西方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积攒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平均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不可否认，我国企业家的原始积累与经济体制以及当时的经济态势相关，有说服力的是价格双轨制的差异，应当说不少人就是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差异聚集财富。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基于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异有近6000亿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了一些人的原始积累。

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国经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启动。在此过程中，由于土地批租不规范和不公开，土地资本化中政府征占和官方控制与金融投资相结合，一些人以土地作为炒作对象，通过权钱交易以极低的价格获取国有土地再进行倒卖，这使得财富迅速聚集在一部分人特别是权贵们手中。在同一时期，中国股市的强劲发展又给一部分人提供了致富机会，他们想方设法套用各种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以银行资金炒股，在股市中翻云覆雨，获取了最初的“第一桶金”；而且，在股市由最初的“试验”转为“坚决要办好”的思想指导下，政府极力将国企推上股市筹集资金，企业家则竭尽全力争取让自己的企业上市，只要上市，真金白银就哗哗流入。此外，银行业中的权力寻租也使不少企业利用各种关系从银行获取贷款，谁能掌握银行贷款这一稀缺资源，意味着谁就有了经营企业的资本。这些状况表明：我国部分企业家的原始积累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反思这一历程，有利于认识我国企业家的素质。

（三）我国企业家的成长受权力经济的影响

我国企业家选择机制中政府任命占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选择机制使部分企业家与权力经济在不同程度上结合在一起，导致部分企业家的行为偏离了市场，具体表现为：

（1）在经营决策中多注重官场，听命于上级领导的指挥，迎合其偏好，而忽视市场信号，脱离市场行为。这样，使得转轨时期我国的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发挥作用，这样做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与权力经济结合也有利有得。比如，能够得到上级领导所掌握的资源为企业牟取一些“实惠”：当企业盈利时，大家共同分享所获利益；当企业亏损时，上级领导则协助申请补贴、减免税收、滞还贷款。难怪一些企业家曾说：办企业就要玩政治。

（2）在企业内部搞泡沫式的虚假繁荣，甚至虚报浮夸。这种状况说白了，是为了考核的需要，为了获得“政绩”的需要。但这种状况造成许多企业的经营行为短期化、投机化，给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如巨额债务和产品积压等。对这种情况进行深入剖析，还能发现，少数人为了赢得仕途上的步步高升，不惜以国有企业的资产作为寻租的交易费用，进行“钱权交易”。

（3）从国有企业绩效水平考察，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2003年在我国2000家国有亏损企业中，由于政策性亏损的占9.9%，由于不可抗拒的宏观因素造成亏损的仅占9.2%，而其余近80%的企业是因为经营不善所造成的。这表明亏损的非市场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三、我国企业家的素质有待提高

但在我国，当我们以“企业家”相称时，人们就已经对其进行了心理设定。概括地说，社会公众对企业家的理解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家是成功人士，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也同样把企业家设定为成功者，这也是人们更能接受其企业家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②企业家是社会精粹，肩负着巨大社会责任；③企业家是道德完人，具有更多的利他倾向。其实，这是人们对于企业家的期望和条件要求。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与不断深化过程中，我国开始出现企业家的身影，尽管其中有符合人们期望的真正意义上的德才兼备的可称为“家”的人，且总体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但总的来说，离真正企业家的要求还有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分企业家诚信意识淡漠

2016年初，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联合中央44家单位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媒体通报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情况。《备忘录》称，“近几年，全国法院每年新收执行案件已达300多万件，其中70%以上有财产债务人不主动履行，还大量存在恶意逃避执行或者暴力对抗执行等现象。对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当事人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就是不诚信的表现”。为什么存在着这种状况？《备忘录》着重指出，“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公众诚信守法意识不强，已经成为执行难不可忽视的深层次原因”。此外，《备忘录》还指出，“现阶段我国信用惩戒机制严重缺位，失信成本过低”，对其他市场主体形成的负面示范效应不可忽视。它强调，“这使得一些债务人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的现象越发普遍和严重”。

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的通报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的诚信状况，其中自然包括部分企业家。要使企业家讲诚信，避免部分企业家失信，如果从经济学去认知，就是应当产权边界明确。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权利与义务是产权，即对财产的所有权、处置权、分配权和收益权。信用制度必须建立在产权边界明确、落实了产权监护人的基础上。产权边界明确，市场经济主体才有独立的财产，有了独立的财产才能产生真正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才能形成真正的信用关系。因为，如果产权边界不明确，经济主体就没有独立的财产，没有独立的财产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经济实力来承诺财产义务和履行合约，也没有能力来承担交易风险。没有独立的财产，即使经营不下去严重亏损要破产，也无产可破。即使破了产，也不必承担责任。再说市场经济分散决策，产权边界明确，市场经济主体有独立的财产，使其对财产的所有权、处置权、分配权和收益权分散化，才有经济交易活动，也才有信用活动。所以，建立我国信用制度的关键是明确产权，落实产权的监护人，即确定谁是财产的真正所有者，并消除垄断。

当然，法制建设、道德教育也是信用制度建设所必需的，但这二者毕竟是外部力量。要增强信用制度的内部力量，只有从划清产权、落实谁是财产的真正所有者入手。古人云“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它表明了：恒产—恒心与信用的关系，这应当是制度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部分企业家创新精神不足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我国企业在这一方面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从水平上来说，还是偏低，特别是民营企业。多数企业以引进为主，缺乏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紧密结合；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怎样走“专、精、特、新”的道路，还需要大力拓展；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怎样利用好社会资源，开展产业联盟，实行产、学、研密切结合，还需要积极探索。

技术创新，人才是关键。而目前的状况大体是：多数企业重视人才引进，缺乏人才培养；重视人才的当期研发成果，缺乏对人才创新能力的重视；重视创新成果的投入，强调贡献，缺乏以创新为导向的人力资本管理理念；特别是缺少利益分配和物质奖励制度。

应当承认我国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精神在不断提高，但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差距。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报告显示，在2004年，企业家认同的企业家特征中，选择“善于创新”的占50.7%。而国际著名管理及信息技术咨询公司Accenture（埃森哲）在22个国家和地区对880位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保持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敢于冒险，敢于创造等创新精神是企业发展关键”的占到了98%。Accenture（埃森哲）的调查还显示，在谈到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在世界各国中所处的位置时，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对这个问题的估计显得相当悲观：89%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远远不如一些发达国家，而64%的被调查者将自己的企业描述为“规避风险型”的企业，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三）部分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指的是企业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所承担的一种责任，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爱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交纳税金，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进社会公益事业等。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自身的道德约束。而我国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主要表现为自主纳税意识不足，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缺乏，社会公益心有待提高等。

国家通过税收取得财政收入，以满足实现其职能的物质需要，如加强国防、维护社会安定、发展教育卫生事业、进行科学研究、改善社会基础设施等。这些都是国家在宏观意义上对社会资源的再利用与再分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外部基础条件。因此，企业的依法纳税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至关重要的。但我国企业的自主纳税意识还比较缺乏，各级税务部门需要查补的税款数额还很大。涉税违法犯罪的主要手段有弄虚作假、虚开发票、虚列成本、做假账等。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在现代社会的企业生产经营中，企业家的经营理念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危害环境的行为仍然存在。其主要表现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过多考虑企业利润，而忽视环境代价或环境成本，为一点微利，即便消耗大量的资源也在所不惜；只注重眼前利益，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眼前利益，如把相对稀缺的资源用于低收益生产，破坏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

从社会公益心来讲，世界许多知名的企业家在事业取得成功以后都是积极回馈社会，美国企业和个人的捐款一向执世界之牛耳，每年捐赠占GDP的近9%；而中国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国家登记的超过1000万家企业中，有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也就是99%的企业从未捐赠过；全国公益捐赠占GDP的比率更是只有0.1%。据调查，2015年在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中，在慈善捐赠方面，大幅盈利的企业捐赠的平均值只有39.2万元，而小幅盈利的企业捐赠的平均值为351万元。此外，在职工培训方面的投入，大幅盈利的企业也比小幅盈利的企业要少。这种异常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上的差异。

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离不开企业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要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而资源的优化组合，要靠人的推动，这样的人中首先应是企业家。企业家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作为经济人企业家具有利己的素质，作为社会人他具有奉献的素质。先利己后奉献是当代企业家的人格。经济学研究的经济人是利己的人，“利己”不是“自私”，而是“自爱”，是一种追求。正是因为企业家有所追求，才能推动资源的优化组合。社会学研究曾忽略企业家是社会的人，其实，作为一个经济生活的能动者，企业家同样也是社会人，生活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作为社会人，企业家应当有责任心。正是因为企业家有责任心，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进一步说，资源的优化组合是通过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的，企业作为微观主体之一，其行为要通过企业家的思想来支配。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与大脑，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决策都是由企业家做出的。市场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去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组合的是企业家。应该说企业家控制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资源组合的优化与否要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声誉、企业家的博弈、企业家的合作、企业家的价值判断、企业家的责任心等。所有这些都是企业家精神的彰显。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企业与企业的联系是环环相扣的，一个企业既是一些企业的供应商，又是另一些企业的销售商，产业链将企业与企业联系在一起。因而，企业间的博弈是时常发生的事，企业家之间对商品价格的博弈过程，其实就是对资源的配置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合作的前提是相互信任，这种信任建立在企业家的声誉基础上。而声誉的形成又是企业家在市场中与其他社会主体，如消费者、资金供应者、其他企业家长期博弈的结果。越是讲诚信的企业家，越容易得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越容易占领产品销售市场，这就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有效组合。

五、需要准确把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内涵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公报中，明确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这样的措辞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提出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相比较，其含义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认为区别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①有主次之分，即市场调节是主要的，政府的调控是次要的；②有配合之义，即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需要配合，必须配合；③有更高的要求，这一高要求便是政府调控要“更好”，市场调节要“更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要忘了发挥这种“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谁来建立和维护这样的市场体系？当然主要靠政府，所以，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还应当包含着这一层的意思。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靠什么？概括地说，要靠竞争、供求、价格。竞争是市场的“催化剂”，供求是市场的“杠杆”，价格是市场的“指挥棒”。它们的关系应是：竞争决定供求，供求影响价格，价格又作用于竞争。这三者既能够呈良性循环，又可能呈恶性循环。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有供求双方，供求双方处于竞争的状态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中决定资源的配置。进一步说，供给与需求最终取决于消费（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所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诠释为以消费需求为基础配置资源。

进一步说，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确立什么是资源，哪些资源的配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哪些资源不需要或不能够由市场进行配置。

资源作为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力量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一般说来它是物质的。作为物质的资源需要配置，配置是为了求得资源的最佳组合。在人类经济活动中，需要配置资源，主要是基于资源的稀缺性，而稀缺性的产生是基于人的无限需求，也就是说由于人类追求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但人类的活动要受到时间、空间及各种资源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必须配置资源。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人们的行为实现的，通过人们的行为配置资源可区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政府配置资源，即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采取管制、许可证、配额、指标等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二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即把资源配置于市场交易中，通过自由交易、价格竞争、优胜劣汰等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这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褒贬不一。崇尚政府行为者，认为政府代表公众利益，主张资源主要由政府配置；而崇尚市场行为者，认为通过市场竞争能够提高效率，主张资源主要由市场配置。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讨论资源的配置就集中在怎样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上来。需要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之所以要寻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在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能实现效率优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不仅要讲效率，而且要注重公平，以注重公平去体现社会主义的特征。

但是，有些资源是不能通过市场配置的，如公共品资源、公益性资源。公共品资源如空气、阳光、水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人必须享有，不存在配置不配置，更不需要市场配置。公益性资源如医疗、教育属于社会公众共有，人人都有享受医疗、教育的权利，如果将这些置于市场之中，由于市场的趋利导向，则会剥夺一部分人享有医疗、教育的权利，所以不能通过市场配置。

能够通过价格机制（主要体现为价格变动）配置资源，也能够通过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是价格机制和非价格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和相互配合的结果。但无论是价格机制还是非价格机制，其作用都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

非价格机制总的说来主要是商誉，它包括商标、品牌、产地、担保服务、质押保险等。这些都是供给者对需求者的承诺。这表明：价格并不能完全解决供求问题。商誉是企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企业公民对企业的支撑，可形成一种实力。

市场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利用商机的思维模型。市场交换的不是实物，而是权利。市场化、商业化，其实是把权力从事物中剥离出来并进行交易的过程。

二战后英国掀起了第一次国有化高潮，建立公共住房、公共医疗、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大搞私有化，出售公共服务部门的股票，克服国有缺陷。这样的变化表明，在资源配置中引入供求双方权利的较量，私有化实质上是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

对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褒贬不一，我们在这里不做评价。我们仅仅指出她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雪利·赖特里写了一本书，名叫《撒切尔主义剖析》，认为撒切尔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是不同的。撒切尔主义的理论之一是“最小国家”理论，即缩减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承诺，政府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这主要体现在减少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方面。这实际上是减少政府的负担，增加私人的负担，促进国家责任向个人责任的转变。

近年来一种新的国家理论正在形成中，“允许私人部门介入，但不允许个人退出”。“允许私人部门介入”即允许私人部门以竞争性的投标方式来“承包”社会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让政府逐步从实物供给中退出来。“不允许个人退出”即保留原来的“国民贡献”制度，即公民仍然要向政府交纳“国民保险税”。

资源配置问题是一个权力选择安排的问题，是主要让政府选择安排，还是让社会公民自己选择安排，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应有之义。

六、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所必需的条件

市场要有效地配置资源，必须要有条件，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在这里仅指出三点：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商关系

我国的企业家大体可分为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他们作为自然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从业态度和选择途径，但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存在着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政商关系不能搞成封建官僚与红顶商人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大财团与政界之间的那种关系。不能搞成这样的关系，而应当搞成什么关系呢？

从国有企业家来说，按照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要求，国有企业的政商关系应当从传统的行政治理模式，转变成市场治理模式。

传统的行政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资源配置行政化、企业目标行政化、高管任免行政化。这样的治理模式导致“权责利内部治理外部化，外部治理内部化”，使权责利不到位、不落实、难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坚持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坚持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结合，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在“三坚持，四个自”的改革目标指引下，国有企业家与政府的政商关系，应当从传统的行政型转变为现代的市场型。现代市场型的政商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实行共产党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落实企业家的权、责、利。在我国，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所以，国有企业家与政府的政商关系不能是单纯的个人的责、权、利关系，更重要的是全局的、集体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从民营企业家来说，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民营企业属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民营企业从事经营管理的企业家与政府的政商关系应当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关系。权利平等也就是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和合法利益；机会平等也就是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规则平等也就是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遵纪守法，依规展业。在这样的政商关系下，非公有制经济（包括民营企业）这些年来实现了长足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年来，民营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也存在着问题，集中表现在：一些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打交道时没有守住底线，没有把好分寸，陷入了贪污腐败的深渊；而一些民营企业家为了捞到某些好处又违法乱纪。这种状况，随着近年来“四个全面”的实施，虽然得到了遏制，但怎样建立新型的健康的政商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应当是“亲和清”的关系。他还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讲诤言，满腔热情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和问题时，要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和解决，如果遇到政府工作人员故意刁难和不作为，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靠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搞企业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样做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心里也不会踏实。

所以，无论从国有企业家来说，还是从民营企业家来说，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商关系，都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领导。而政商关系的合理建立是推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降低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

企业是推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主体，如果企业没有活力，就难以配置资源。企业的活力源于资产配置，资产配置与负债相关。现阶段企业的债务负担很重，严重地遏制了企业资产的优化配置，降低了企业活力，所以权威文件强调“去杠杆”，把它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

“去杠杆”从存量来说就是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企业过度负债，这首先与企业不注重自我积累、不增加自有资本相关。

而这一点反映在国有企业上表现为：首先，有的企业盈利水平不高，甚至无盈利；有的虽有盈利也安排在别的用途上，急功近利，缺乏远见。其次，与我国金融体制相关。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交叉，银行起第二财政的作用。而这一点反映在国有企业上，表现为经济主要由政府推动，反映在资金融通上表现为金融资源相对集中。再次，与我们的认识相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没有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前，人们都认为“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银行为国家积累资金”。基于这样的认知，在资金的安排使用上，“财政管建设，银行管运营，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所以，可以说企业债务负担过重，是多年的积累，非“一日之寒”。

怎样“去杠杆？”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比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就联合发布《关于落实降低企业杠杆率税收支持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25号），提出了8项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税收政策。

但在我们看来，首先要深入调查研究，接地气，求得统一认识。现在人们对“去杠杆”即降低负债率的认识极不一致。一般认为，政府、家庭的负债率不高，但企业负债率偏高。而企业中只有民营企业高，国有企业不高；政府中中央政府不高，地方政府高。继后，又把地方国有企业的债从地方政府债中剥离，说地方政府的债也不高。另外，怎样看待我国“去杠杆”“屁股指挥脑袋”，不同部门的人认知不同：中央银行的负责人认为，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偏高，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股本融资降低债务占GDP的比重；国家发改委的负责人认为，降杠杆要着力降低企业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等，同时要全力补短板，通过适度扩大投资弥补基础建设，增大公共服务等。多方各执一词，各有侧重。对“去杠杆”、降低负债率各有主张不是坏事，应是好事，但必须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问题的集中点。我们认为，负债率高不高，要考察企业的承受力和流动性。而“去杠杆”要着力解决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偏高和企业的盈利水平偏低的问题。这一点与现阶段的经济环境相关，与经济体制相关，必须深入研究。

（三）关注消费变化，扩大内需

生产为了消费，供给为了需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否有效，有多大的效用，要考察需求。我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结底也是为了适应国内外的需求。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不关注消费变化，扩大内需。

当代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吃，注重安全（标准化生产的，才是绿色的）；穿，突出个性；住，注重环境；行，热衷旅游；用，成为网民。此外，消费倾向的变化也很明显：从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到突出个性、分层次的消费。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贫富差距拉大，每个人的承受力不同。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偏好。

怎样适应这样的需求形势的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科技创新总是少数人，多数人能够在岗创新。

2015年11月19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三个新：新消费、新供给、新动力。《指导意见》还提出了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等新消费领域。服务消费：教育、健康、养老、文化、旅游、职业培训、文化艺术培育，提供自驾旅游、房车旅游、邮轮旅游。信息消费：更多地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绿色消费：净化空气、水、使用绿色家电、建材。时尚消费：个性化设计，柔性制造（具有弹性的制造）。品质消费：不仅要安全实用，舒适美观，而且要有品位格调。

《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我国消费升级，要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以消费升级引领投资、引领市场，以消费升级激励创新、繁荣经济。这些从道理上说都对，但更趋于理想化。

当前，要扩大消费、扩大内需：一要解决居民收入问题，二要加强制度建设。居民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国家统计局把居民收入划为5等（按年人均收入），最低的不到5000元，最高的50000多元，中等的18000元，2016年上半年人均年收入11880元，平均数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居民收入能不能随经济增长，同步增长？加强制度建设，能不能解决好看病贵、上学贵、住房贵的问题？此外，还必须扩大农村、农民工的消费。这也是问题的节点。这些问题都是一定要解决的。

参考文献：

[1]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101.

[2]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中国企业经营者价值取向：现状与特征——2004年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J]．管理世界，2004（6）:82-96.

[3] 孙勇．去年税务稽查查补税款360亿元．经济日报[EB/OL]. 2006-01-18, http://finance.stockstar.com/QJ2006011810137687.shtml.

[4]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两个健康”课题组暨浙江大学家族企业研究所．2015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研究报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

[5] 光明网．积极构建健康新型政商关系[EB/OL] 2016-04-03, http://theory.gmw.cn/2016-04/03/content_19554905.htm.

[6] 李后建．市场化、腐败与企业家精神[J]经济科学，2013（1）:99-111.

[7] 新华网．“亲”与“清”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要求[EB/OL]. 2016-03-10,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3/10/c_1287902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