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动态分析

1．技术与劳动力要素均衡与替代效应研究

李红松（2010）认为资本和劳动两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决定了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程度，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他对资本和劳动要素相互替代关系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同时采取有效的手段改善要素市场，并大力发展替代弹性比较小的相关产业等，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过度替代，同时也能够有效提高就业率。孙巍和杨帅（2011）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根据各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和技术进步特征，发现科技的迅速发展所导致的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能够极大地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等问题，从长远看来，科技的发展和创新的确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产业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型升级。曲道奎（2012）认为，在国内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外制造业回归和新工业革命的多重夹击下，中国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转型升级的本质就是彻底改变制造模式，发展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创造，这是中国目前唯一的路径和出路。

2．技术进步与就业总量增长相关性研究

与国外的学者一样，国内学者对于技术进步与就业总量的关系的观点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彭绪庶和齐建国（2002）为代表的悲观派。他们对美国1947—199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技术与经济增长的边际就业弹性之间确实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劳动替代特征。齐建国（2002）利用有关数据计算边际就业弹性，发现技术进步已经导致我国的边际就业弹性急剧下降，第二产业尤为明显；1996年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就业压力大的主要原因是广义技术进步使边际就业弹性下降。姚战琪和夏杰长（2005）使用省际数据回归发现，技术进步造成了就业的减少。何静慧（2005）选用1984—2002年浙江省的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就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她认为技术进步总是倾向于使边际就业弹性下降，从而减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需求。十多年来，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使得浙江省的就业人数净减248.62万人。另一派是以丁仁船和杨军昌（2002）为代表的乐观派。他们通过计量分析，认为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力总的影响是增加了就业。黄啧琳（2006）运用可分劳动RBC模型，选用1978—2002年经过平滑处理后的就业人数，进行相关计量分析后得出技术进步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但是技术进步对就业仅有较小的正向冲击效应。姚先国和周礼等（2005）利用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技能偏态性进行了计量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会引起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同时固有的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又会带来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蒋满元（2007）通过对分产业和分行业就业弹性的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就业有积极作用，但其影响是很缓慢的。崔友平（2007）进行理论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会导致社会分工的加深、就业领域的拓展，最终可以增加就业总量。

3．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沈于、朱少非（2014）运用两商品模型，发现充裕的劳动力供给维持了劳动力价格的国际竞争力，虽然短期内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束缚了密集型制造业的升级，一旦刘易斯拐点形成，大量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会被淘汰。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认为，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通过革新劳动手段，技术的进步可以在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并逐渐形成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够在创新和开拓服务产业的同时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这被认为是技术的进步给就业所带来的“补偿”。方建国和尹丽波（2012）分析了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技术革新给工人就业带来的效应，发现技术创新毁灭就业岗位的现象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过程中的确存在于产业内部，但总体而言，技术革新尚未剧烈地影响到工人就业的总数量，仅仅当随着技术革新规模的增加导致产业发生了结构性变动时，才会在短期内导致技术替代劳动力所带来的失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