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杰文斯虽没有暗示是谁引导他得出了效用论，但他确实普遍赞扬了许多作者，认为这些人的著作有助于他思想的形成。其中之一是西尼尔，他是牛津大学第一位“德鲁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1825—1830）。西尼尔德鲁蒙德讲席的继任人威特利（1830—1832）【3】和劳埃德（1832—1836）可能对杰文斯也有影响，尽管杰文斯没有提及。也许还可以加上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第一位“威德利教授”朗菲尔德（1833—1838）。这些人都被誉为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杰文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著作出现在杰文斯诞生前后不久；他们的效用观点正期待着1859年从澳大利亚归来，并准备投身于价值论研究的杰文斯的发现。

杰文斯没有意识到他直接受惠于“德鲁蒙德”和“威德利”教授们关于效用的著作。他曾提及西尼尔与效用论的关系，但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根据，可以使人相信他知晓西尼尔关于边际效用的著作是在他自己独立发现边际效用（1860年）之前。不过，杰文斯在少年时代曾有机会接触威特利的观点，这可能为他日后把效用论作为基本工具的想法做了准备。杰文斯接受经济学教育，按照他妻子的说法，开始于他的母亲为他读威特利大主教的《货币通俗讲话》。他本人在他去世前不久说过：“我在孩提时代曾从这些讲话中学习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不差地说，杰文斯接受边际效用价值论应部分地归功于这位大主教，因为威特利（如下所述）拒绝劳动价值论，而接受了一种不太严密的效用论。

威特利说：“当所需要的任一物品由劳动获得，而且没有劳动便得不到时，我们当然会发现为得到它而付出的人的劳动；如果这些物品有很大的价值，则通常会发现它花费了很多劳动。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给它价值的正是花在它上面的劳动。但这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任一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才使它以较高价格而售卖，相反地，正是为了高价售卖才使人为得到它而劳动。例如，渔夫之所以出海，在恶劣气候下艰苦劳作捕鱼，为的是卖得好价钱；但是，如果某渔夫虽然夜以继日地干，却只捕到1条小鱼，而另一渔夫也许因为落潮而在浅滩上抓到1000条鱼，则前者不可能以后者1000条鱼的同样价格来售卖他的1条鱼。1条大马哈鱼和1条鲟鱼也许偶然蹦到船里，虽然没有花费任何劳动，【4】但没有理由说它们的价值较小。如果一个人在吃牡蛎时，偶然发现了一颗晶莹的珍珠，那么这颗珍珠的售价绝不会少于他花一整天时间潜水而得到的珍珠的价格。

因此，不是劳动使物品具有价值，而是它们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威特利的这段话对一个9岁少年该有多大的影响啊！难怪35年后杰文斯还会想起当时的情景！

杰文斯为什么会忽略牛津和都柏林的教授们关于效用的著述呢？主要的理由是，当时英国教授们的地位比现在要低，在经济学和英国大学教育上都是这样。学生们难得去听这几位教授所开的课程，其他许多人的讲课就更不在话下了。据说西尼尔第一次讲座（在牛津）结束时，听众只剩下一个人。杰文斯开始著述时，“德鲁蒙德教授”实际上都不住在牛津。这些教授的微贱地位使其著作不被杰文斯注意。

牛津和都柏林的教授们对效用的偏爱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偏爱得到了如此充分的发挥，以致其中的一位对边际效用在价值论中的作用做了几乎完整的说明）？最大的可能是，早期的这批效用经济学家有着一致的看法，这又因为他们师承西尼尔或威特利。支配这批人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种思想。西尼尔在经济学界的声望比威特利高；不过，也有许多证据表明，威特利可能影响了西尼尔观点的形成，而不是相反。这是自然的，因为西尼尔初次遇到威特利是在他于1811年聘威特利做他的家庭教师时。西尼尔还可能把他自己选择教授职业归功于威特利，以致后来在西尼尔的讲授中还不忘恩师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批早期效用理论家的中间联系纽带是威特利，而不是西尼尔。威特利在挑选劳埃德这位明星的效用经济学家方面肯定起了作用。威特利在都柏林及时建立了以他自己命名的讲席，并且支配着人选的任用。

威特利和西尼尔在价值问题上的言论不多。西尼尔最初论及价值（非常简略，没有涉及效用），【5】是在他匿名发表的对两篇农业论文的评论中。第二次是为威特利《逻辑原理》所做的附录（1826年）谈到“价值”一词的定义。他不赞成李嘉图把价值与成本相联系的观点，但他也没有提供一种思路，表明正确的联系应是价值同效用。他最后一次回到价值问题是在1826—1827年的讲义中（这些讲义10年后才出版）。西尼尔写道：“在价值的三个条件即效用、可转移性和供给有限性中，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不太像是一位效用经济学家的说法。当然，西尼尔还进而提出了效用递减原理，但是，他把这个原理同他对为什么“我们向往的不是数量而是品种多样性”的解释联系起来。除了前面引证的段落外，威特利再没有谈及效用与价值理论的联系。但它足以同西尼尔在此问题上所写的一切相媲美，而且先于西尼尔。

在劳动价值论占有牢固地位的情况下，威特利或西尼尔何以能够使其他的“德鲁蒙德教授”或“威德利教授”转到效用价值论上呢？这种转变的发生，多半是因为这些作者（甚至包括西尼尔在内，至少在1825年）并不完全懂得李嘉图经济学，从而难于接受李嘉图的学说体系。英国的这些早期经济学者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同今天的经济学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来说，研习经济学只占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他们几经选择，终以教授为业，是基于动机，而不是基于他们对当时经济文献的了解。他们在授课和出版发表其一部分作品的同时，仍继续他们的主业，或任律师（西尼尔、朗菲尔德），或任教会牧师（威特利、劳埃德），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在教授任期届满后发表的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很少。

没有谁能从这些早期英国政治经济学教授们的任何一人的著作中找到证据，表明他们确实曾经认真地通读过李嘉图的《原理》。他们之所以能提出一些创见，多半因为他们不懂得李嘉图价值论的内容，而较少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理论的缺点而要加以补救。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小步，【6】威特利或西尼尔能够做和实际做的就是这些；他们仍然停留在远离劳动价值论陷阱的路途中。因此，英国古典派成员忽视他们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对要攻击的对象尚缺乏充分的了解。

因为他们没有惹起当时的争论，而后来的作者们也没有提及他们的思想，所以，当杰文斯于1859—1860年冬在伦敦制定他的价值理论时也就没有发现他们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