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哈奇逊认为，19世纪末期，在许多国家促使经济学家们研究边际经济学的一般动力，是对铁路或其他需花费巨大管理成本企业的研究。如果说“德鲁蒙德教授”和“威德利教授”未能影响杰文斯，那么，也许铁路起了这种作用。杰文斯的诞生之日（1835年9月12日）和诞生之地（英格兰利物浦），肯定使杰文斯的早年生活同英格兰最初的铁路建设密切相关。杰文斯对此问题也确实早有兴趣，因为他为澳大利亚的报纸写过铁路问题的文章。不过，他的文章并没有表明他已认识到边际效用与铁路的成功经营的关系，当然也谈不上边际效用分析了。杰文斯的其他著作也没有显示出铁路问题与边际分析，特别是与边际效用分析之间的直接关系。

希克斯借助于拉德纳的《铁路经济学》一书，在铁路问题和杰文斯的边际分析之间搭起了一座间接的桥梁。希克斯认为，通过阅读拉德纳的著作，杰文斯受到古尔诺的影响，从而接受了依据那些可靠资料把边际分析应用于效用的思想，也许如此。但是，依据同样多或更多的证据，我们可以说，当杰文斯阅读拉德纳的著作时，他受到了杜皮特的影响。因为拉德纳把他的铁路支出的分析明白地建立在“《桥梁与道路年鉴》等期刊上一系列有关铁路费用分摊的论文报告”的基础上。拉德纳特别提到了朱利恩（P. A. Jullien），此人的一篇关于运输费用的重要论文，同杜皮特的著名论文“公共工程效用衡量”刊登在上述杂志的同一卷中。杜皮特不仅在拉德纳后来引用的这一卷中发表了论文，而且【7】他的论文所分析的问题正是拉德纳感兴趣的最优比率问题，在分析中所用的方法也是拉德纳用的需求曲线。拉德纳怎么可能避而不见杜皮特关于运输经济学的著述呢？当然，在杜皮特的论文中（古尔诺的论文也一样），以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启发或支持了拉德纳的明确说法很少甚或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