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地理学与政治

古代和中世纪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治地理学。希腊人的地理学，注意力或者偏向作为整体的地球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从而为数理地理学奠定了基础，或者放在对地球的描述和地图的构建上。当时，人们已经比较深入地阐述了人类地理学的某些基石，如民族学、城市描述、边界、交通道路和贸易等，尤其是斯特拉波（Strabo），甚至包括托勒密（Ptolemäus）。在本质上，托勒密的地理学局限于确定地表上的每个地理对象的坐标，这让我们得以在古代世界的地图上抽离出政治边界。但国家本身几乎从不是古代地理学家考察的对象。确实，斯特拉波着重强调了地理学对君主的功用（1.1，18），[1]但他本人却偏偏拒绝了这种地理学，比如，在引自恺撒的关于高卢的导言（4，1）之后，他评论道：

一切在自然状态和民族学上相区分的事物，地理学家都必须加以阐释，但对于掌权者与时治世、多次变更的事物，给出一个一般的轮廓足矣，至于具体描述，可留待他人。

所谓“他人”，显然指史家和哲人。相对于地理学家，史家与国家的关系自古就直接得多。希罗多德（Herodot）笔下的波斯帝国、古埃及和吕底亚王国，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希腊城邦世界，珀律比俄斯（Polybius）和李维（Livius）的罗马政权，这些在我们眼前何等生动！但探讨普遍的国家概念，则是哲人的领域。柏拉图以其关于国家的名作开启了一系列论著的先河，许多人认为这是柏拉图哲学创造的顶峰。但是，若忽略其文学和艺术价值不计，则柏拉图的理想国离真实太远，无法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一个触手可及的基础。即便他最后未完成的著作《法义》（Die Gesetze），虽然更多地探讨现实状况，却也并无什么内容可为我们所用。

直到亚里士多德，我们才被引入对城邦世界的实际考察。他的《政治学》（Politik）没有柏拉图笔下的文采飞扬，却更加冷静客观，立足现实，讨论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但依然未能脱离希腊小邦分立（Kleinstaaterei）的狭窄视野。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察中，最重要的是从家庭到村镇、再到城邦的发展顺序，对于我们当今的观念而言，这当然不再完全适用。随后，他过渡到对前人的批判性分析，主要针对柏拉图，并演变到对不同国家形式的深入探讨，最后描述了“最好的国家”（bester Staat）。我们时代谈论得很多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制”（Autarkie），最先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但并非在我们今天国民经济学的广泛意义上，而是在古代城邦经济的狭小框架内。这种经济在城邦附属的农田中获取必要的食物和原料，通过城市手工业来满足其他简单的生活需要。[2]亚里士多德还突出了气候对国家形成的影响。[3]在一部浩大的汇编《政制》（Politien）当中，他论述了许多城邦的政体，其中关于雅典城邦的著作于1890年重见天日，这对雅典政制史而言是无比珍贵的史料，但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意义不大。

在罗马文献中，西塞罗以残篇传世的《论共和国》（de republica）给我们留下了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对应的作品，但与希腊人相比，显然比较薄弱。和柏拉图一样，西塞罗晚年也留下一部未竟之作《论法律》（de legibus），作为续篇。其中的论述主要围绕最好的国家形式的问题。在地理学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被称为《斯基皮奥之梦》（somnium Scipionis）的残篇，但其内容的方向完全不同，讨论的是地球作为天体的位置。

在罗马晚期的文献中，需要指出的有民族大迁移之初的史家马克利努斯（Ammianus Marcelinus，330—391/400）及其大量民族志和政治-地理说明（如Gallien XV，10-12），成书于公元400年前后被称为《百官志》（Notitiadignitatum）的罗马帝国国家手册（Staatshandbuch），六世纪希耶若克勒斯（Hierokles）和十世纪君士坦丁七世（Konstantin VII）的拜占庭帝国行省志，以及关于东方教会品秩等级的类似的概要（Notitiaeepiscopatuum）。君士坦丁七世有一部用于外交的外国地理手册，载于他论“国家行政”（Staatsverwaltung）的著作中，是外交部门的一本工具书。[4]

另外还有一部罗马人和外部民族之间相互遣使的记录汇编。[5]特别有意思的是因弗莱塔格（Gustav Freitag）的《德意志的过往画卷》（Bilder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而流行的两则出使记录，其一出自普利斯库斯（Priskos），载其446年奉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之命出使阿提拉宫廷一事；其二是梅南窦（Menander Protektor）关于569年査士丁尼二世（Justinus II）与新兴中亚强国突厥的可汗互派使节的记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