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国家”观念

与古代哲人关于国家的论著相对应的基督教作品，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dei）。这本书对经院哲学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但就强烈程度而言，即便是在经院哲学内部，仍然不及亚里士多德的作用；后者在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阿奎那（Thomas Qquin）卷帙浩繁的评注中达到了顶峰。

一个世纪之后，文艺复兴精神也为国家观念树立了新旗帜。西欧和中欧各文化语言共有的“国家”一词都源于拉丁文status[状态、位置]，[7]并非偶然。这个语词起初的含义是“存在”（Bestand）和（共同体的）“维系”（Erhaltung），其今义最先来自15世纪的意大利，取代了civitas[城市]和res publica[共和国]这些古老的名称。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Principe，1514）第一章中说：“一切国家（stati），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8]可见，那时人们对这个概念已经习以为常。在他笔下，甚至ratio status[国家理性]也已经出现。在英法两国，[9]estat和state[国家]二词按“国家”的含义来使用，已经是16世纪。

在德国，“等级”（Stand/Stände）的含义（如尼德兰的“国会”等）[10]仍占主导地位。18世纪末，人们用Staaten[诸邦]来指代一个国家经过特别组织的各个领域。[11]而瑞典开始使用该词，则更是晚至三十年战争时期。[12]同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传统的拉丁文名称也仍然通行，比如斯来丹（Johannes Sleidanus，1506—1556）《论皇帝查理五世治下之国家与宗教状况》（Commentarii de statu religionis et rei publicae Carolo V Caesare，斯特拉斯堡，1555），包括17世纪的孔灵（Conring）等（见下文）。[13]博丹（Jean Bodin）也用《国是六书》（De la République，巴黎，1577）作为其政治经济学奠基之作的题目。国家学说的继续发展从格劳秀斯开始，受到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的影响，要了解相关情况，必须参照专业文献。[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