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谏诤主体的范围

谏诤为谏官之本职，然谏诤主体绝不限于谏官，先秦时代更是如此。正如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中所言：“古者谏无官， 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4]需要注意的是司马光之说盖谓专掌谏议的专职谏官，因为先秦已设谏官，如春秋时期齐国设有大谏，战国时期赵国设有司过，而秦朝也设有谏议大夫。[5]

《左传》书中的谏官或有保氏和箴尹。《周礼·地官》载有“保氏”一职，其职能为“掌谏王恶”，孙诒让注曰：“此官掌教小学而兼为王之谏官也。”[6]襄公十四年，卫国定姜言及“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7]。“师保”即冢卿孙林父和甯殖，或为保氏。不过，《左传》并未载其谏诤之事。箴尹为楚国所设，东汉高诱认为箴尹为谏臣。[8]《左传》中担任此官者有宣公四年的克黄、襄公十五年的公子追舒，定公四年和哀公十六年的固。不过，《左传》也未记载他们的谏诤事迹。

实际上，《左传》中谏诤主体绝大多数为卿大夫，[9]而非专职谏官。除此之外，尚有太子（如桓公十七年的郑太子忽、襄公十八年的齐太子等）、诸侯妻妾（如僖公十五年的穆姬、僖公二十三年的齐姜、襄公十九年的仲子等）、家臣（如文公十八年的公冉务人、定公二十年的公敛处父等）、乐师（如昭公八年的师旷）、　卜人（如僖公四年的卜人）、匠人（如襄公四年的鲁匠）、膳宰（如昭公九年的屠蒯）、侍者（如襄公七年的侍者和襄公二十五年的侍者）、国人（如昭公四年的国人）、乡人（如昭公十二年的乡人）等。总之，谏诤主体的范围非常宽泛。这一点在晋国师旷的言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襄公十四年，晋悼公认为卫国人将卫献公逐出卫国的行为太过分了，师旷回应说或为卫献公自己太过分，进而论及国君应当为民谋利和臣民匡正国君过失之事，节引如下：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 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 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春秋左传正义》，页1958）

需要注意的是“工诵箴谏”和“工执艺事以谏”的谏诤主体皆为工，然二者有别。前者为乐工，如杜预注：“工，乐人也。”孔颖达疏：

《仪礼》通谓乐人为工，工亦瞽也。诗辞自是箴谏，而箴谏之辞，或有非诗者，如《虞箴》之类，其文似诗而别。且谏者万端，非独诗箴而已。诗必播之于乐，余或直诵其言，与歌诵小别，故使工、瞽异文也。《周语》云“师箴，瞍赋，矇诵”，亦是因事而异文耳。（《春秋左传正义》，页1958）

后者则为工匠，即“百工献艺”之“工”，孔颖达疏：

《周礼·考工记》云：“审曲面势以饬五材， 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云：“五材各有工。言百，众言之也。”则工是巧人，能用五材金、木、水、火、土者也。此百事之工，各自献其艺，能以其所能，譬喻政事， 因献所造之器，取喻以谏上，即《夏书》所云“工执艺事以谏”是也。（《春秋左传正义》，页1958）

因此，乐工和工匠皆可为谏诤主体。

又所引《夏书》语今见《尚书·胤征》（只见古文，不见今文），然顺序不同，《胤征》云：“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10]《左传》是将“正月孟春”置于引文后，“于是乎有之”即遒人徇路之事。因此，“谏失常也”的谏诤主体亦包含工匠。而且，从文意来看，史、瞽、大夫、士、庶人、商旅皆可为谏诤主体。《国语》亦有类似的话，而且表述更为明确，《国语·周语上》载邵公对周厉王谏曰：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1]

总而言之，谏诤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同时谏诤者不限于一人，例如：成公二年鲁、卫谏晋，昭公二十八年阎没、女宽谏魏子，皆有两位谏诤主体；成公六年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谏栾武子，有三位谏诤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