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麦克白》基本情况的分析有助于解释剧中邓肯身上存在的问题。邓肯努力像一位基督教君主那样行事，但他领导的国家却仍没有完全信奉基督教，先前原始的英雄主义仍保持着很强的影响力。显然，邓肯不尚武；当我们初次见到邓肯时（I.ii.16-25），他让贵族为他拼杀。^[9]剧中人物谈到邓肯的优点时，从来不提及国王的卓著武功。相反，人们都说他慷慨大方，或者如麦克白在一段重要的话里所言，他温和仁厚（I.vii.16-25）。在这些方面，邓肯似乎更像英格兰的爱德华，而不是好斗的挪威国王。麦克白自己都承认，邓肯过于相信人性，看不到贵族心中潜伏着的野心（I.iv.12-15）。邓肯作为苏格兰的一个异类出现在剧中（见Sanders编《莎士比亚的崇高》，前揭，页69）。其他苏格兰领导人都尚武好战，如麦克白、班柯和麦克德夫皆是久经沙场的大将。唯独邓肯不率领军队投入战斗；相反，他一定要站在场外听取汇报，像个局外人似的询问：“那个流血的人是谁？”（I.ii.1）邓肯完全要依赖贵族为他抵御蛮敌的入侵。^[10]

邓肯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实际上有多脆弱、多危险。剧中的苏格兰是一个有选举权的君主国，有权势的贵族在谁当国王这件事情上拥有发言权。虽然谈不上苏格兰国王要取悦大贵族，但邓肯严重依赖于贵族们的军事力量，需要其支持，因而必须经常采取措施保证贵族对他的忠诚。邓肯慷慨地赏赐头衔、荣誉和礼品，这就是他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策略。但邓肯犯了一个大错，为确保儿子能成为苏格兰下任国王，他册封马尔康为肯勃兰亲王。^[11]邓肯这样做，就好像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世袭君主制的国度，好像是在完全教化的英格兰，而非更为野蛮的苏格兰。在这样的处境中，邓肯草率地指定马尔康为他的王储，这就失去了一种国王对领主们的有力约束。他们本来还可能忠诚于邓肯，希望他最终把王位传给对自己有利的继承人。随着情节的发展，邓肯对马尔康的任命证明是一场灾难，这促使麦克白谋杀了国王，而非顺应时势取得王位。

邓肯似乎并不知道，在他所领导的王国里执政应必备什么条件。战乱已成家常便饭，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要统治这样一块土地，邓肯的性格好像不太适合。故事开始时，苏格兰内战就预示着邓肯作为国王注定会一败涂地。霍林斯赫德（Holinshed）在《编年史》（Chronicles）中对这一点解释得非常清楚：

邓肯王国开始时一片静谧祥和，人们看不到什么灾祸；但得知他在惩罚入侵者时如此漫不经心，许多心怀不轨的人就先趁机煽动骚乱，制造麻烦，破坏王国的和平状态（Bullough，前揭，页488）。

霍林斯赫德把邓肯统治的失败归因于他对下属的忍让。邓肯的温良谦让使自己成为值得敬佩的基督徒。作为国王，邓肯也正因此无法在一个好斗的国度里取得成功。在《麦克白》的后期，当麦克德夫夫人发现自己即便问心无愧仍将身遭不测，或者恰恰因为问心无愧而会获罪时，人们就会冒出一个念头，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并非总能在苏格兰乱哄哄的政坛中畅行无阻：

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我记起来了，我是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做了恶事才会被人恭维告状，做了好事反会被人当作危险的傻瓜；那么，唉！我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婆子气的话替自己辩护，说是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呢（IV.ii.74-79）？^[12]

现世与来世准则的冲突、双重标准的想法在《麦克白》中非常重要，经常出现，而在这里则表现为英雄气与婆子气。

从霍林斯赫德对邓肯与麦克白的性格比较中，我们能够找到这种想法的根源：

麦克白是一位勇敢的绅士，如果天性不是这样残忍，他可能是最适合统治国家的人。另一方面，邓肯生性又如此温和柔弱。人们希望这两个人的禀性风格能够中和调整一下，一位不再过于仁慈，另一个也不要那么残酷，在两个极端中不偏不倚取一个中庸的德行，这样邓肯就会是称职的君主，而麦克白也将成为出色的将领（Bullough，前揭，页488）。

这一段将残忍与仁慈放在一起，指出了异教尚武精神与基督教温良顺从的强烈反差。^[13]我们常常把精力只放在麦克白的悲剧上，但剧中还有邓肯的悲剧，一边是忏悔者爱德华所代表的更为文明的基督教君主形象，一边是挪威人所代表的更为粗犷原始的沙场勇士，而邓肯则夹在中间，这正是邓肯的悲惨之处。

在霍林斯赫德引用莎士比亚的材料时，叛徒马克多瓦德（Makdowald）骂邓肯是“胆怯的懦夫，更适合管理养着一帮傻修士的修道院，却偏偏要统治像苏格兰人这样强悍无畏的勇士”（Bullough，前揭，页489）。在霍林斯赫德的书中，这一段最能点出莎士比亚的一个主题，勇士对基督徒的轻蔑。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中，篡位者约克（Usurper York）对亨利六世所说的话与马克多瓦德对邓肯的辱骂类似：

你的头不配戴上王冠，你的手只能拿一根香客的拐杖，不配掌握那使人敬畏的皇杖。那顶金冠应该束在我的顶上，我的一喜一怒，如同阿喀琉斯的长矛一样，能制人死命，也能教人活命（《亨利六世》中篇，V.i.96-101）。

这一段说明，邓肯与麦克白的反差承续和加深了莎士比亚在最早的作品（及其对僭政的首次研究）中圣徒亨利六世与好斗的理查三世的对比。^[14]

《麦克白》的结局让人回想起莎士比亚第一个四部剧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的结果。在英格兰，理查德三世的大屠杀使对贵族领主的毁灭达到了顶峰，这也使得亨利七世和都铎王朝有可能在英国推行集权统治。《麦克白》也与之类似，结束时大量竞争王位的对手都已消灭，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马尔康可以比他父亲更轻松地统治国家。这可以解释莎士比亚为什么详细描述了马尔康对封建领主的重新整饬：“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V.ix.28-30）。将爵士变为伯爵似乎表明苏格兰的英国化，意味着将粗陋野蛮的封建领主团伙转化为相对集中的君主政制，所有的荣誉和封号都由国王来赏赐。麦克白使得自己的敌人向英国人圣徒爱德华寻求援助，从而完成了他不屑一顾的苏格兰福音教化进程，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15]尽管马尔康不喜欢讲究吃喝的“饕餮的英格兰人”（V.iii.8），却最终让他们插手苏格兰。马尔康期望英格兰的援助能教化苏格兰：“我希望大家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V.iv.1-2），他把英国势力与基督教力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IV.iii.189-92）。虽然戏剧开始时，马尔康在战争中像他的父亲一样指望着下属（I.ii.3-5），但到了结尾，人们能看出他已经汲取了邓肯的教训。特别是第四幕第三场与麦克德夫的机警应对，马尔康显然超过了父亲，不再轻信别人。在结局时，马尔康或许已经具备了霍林斯赫德所设想的邓肯与麦克白的综合。从敌人身上学会了残酷无情，马尔康能够弥合基督教王制与异教王制之间的鸿沟。^[16]

不过，在《麦克白》的主要情节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仍很紧张。邓肯稀里糊涂地就死了，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麦克白已经感觉到周围有些古怪。班柯的鬼魂出现在宴会上时麦克白吓坏了，他说：

在人类不曾制定法律以保障公众福利之前的古代，杀人流血是不足为奇的事；即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他们的头上戴着二十件谋杀的重罪，把我们推下座位（III.iv.74-81）。

这种恐惧使麦克白强烈地感觉到过去（“古代”）与现今的反差。他承认苏格兰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基督教精神正在推行教化，驯服了野蛮的苏格兰勇士（“人类法律”已能“保障公众福利”）。但麦克白并没有明确把这一进程看成是一项好处。新的神意让他坐卧不宁，而复活的可能性又是非常基督教式的字眼（“现在他们又会从坟墓中起来”；又见III.iv.73-75）。在这段话里，他颇为怀念信奉异教的过去，一个人一旦死了也就合情合理地入土为安。

麦克白的反应说明，旧式的异教勇士面对新的基督教世界观和扩大的宇宙视野时，颇有些茫然。^[17]在面对面地与活人较量时，麦克白从来没有问题。作为勇士，麦克白一直接受着这方面的培训。他无法对付的是某种超自然的幽灵，那不属于现世的力量：

别人敢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么形状出现，像粗暴的俄罗斯大熊也好，像披甲的犀牛、舞爪的猛虎也好，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颤栗（III.iv.98-102）。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吓住无畏的勇士麦克白，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力量把他吓坏了，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些力量似乎只是触及到、或者说创造出麦克白灵魂深层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把超自然的幽灵等同于基督教的力量；塞涅卡的戏剧告诉我们，在异教体制里也可能出现鬼魂。尽管莎士比亚在描述早期罗马共和国的《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明显在设法减少超自然因素，但他在《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中渲染旧宗教随着共和国衰落而削弱时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突出超自然力量。^[18]但即便在面对鬼魂感到震惊时，莎士比亚的罗马人也没有像麦克白那样吓得六神无主。

布鲁图斯（Brutus）遇到恺撒幽灵时的沉着冷静就很具代表性：

勃鲁托斯：你是神呢，天使呢，还是魔鬼？吓得我浑身冷汗，头发直竖。对我说你是什么。

幽灵：你的冤魂，勃鲁托斯。

勃鲁托斯：你来干什么？

幽灵：我来告诉你，你将在腓利比看见我。

勃鲁托斯：好，那么我将要再看到你吗？

鬼魂：是的，在腓力比。

勃鲁托斯：好，那么我们在腓力比再见。［幽灵隐去］我再鼓起一些勇气，你又不见了；冤魂，我还要跟你谈话（IV.iii.279-88）。^[19]

布鲁图斯最初被恺撒的鬼魂吓了一跳，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冷静的反应——“好，那么我们在腓力比再见”——就能很好地说明，莎士比亚的罗马人在生活中能克制自己，接受超自然力量的闯入，与麦克白对班柯鬼魂的反应相对照这一点就显得尤其突出。莎士比亚注意到，异教世界允许出现超自然力量，但他也表明了，自然与超自然的差别并不像异教所描述的那样鲜明强烈。严格地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异教使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真正的全面的差异更早地降临了。神与人之间有某种连续性，有各种各样的过渡人物，如英雄和精灵（），异教并没有像基督教那样把天界与人间截然分开。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具有了所有必要的条件来得出一个恰切的结论，即基督教作为宗教，要比古典的异教明显更为注重来世。麦克白对生活中的超自然幽灵反应更为强烈，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幽灵撕开了一条重大的生存裂缝，标志着某个时代的终止（“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总之，《麦克白》的关键不在于基督教本身的影响，而在于基督教对于一个习惯于异教思维方式的人的影响。在莎士比亚的所有悲剧中，《麦克白》中的超自然力量可能最具破坏力。这一题材使莎士比亚有机会探索一个异教勇士的遭遇，把他从狭小的视野中拉出，转到现世与来世彻底分开的基督教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