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具理性·感知理性·价值理性·意义理性

理性是人类的精神禀赋特征的重要反映和体现。抛开理性来讨论人类的精神禀赋，无疑是行不通的；同理，抛开感性，抛开感性所具有的理性特征来讨论人类的精神禀赋特征、人类的理性特征，同样是行不通的。简言之，人类精神和解，首先要是在理性方面取得精神和解。

理性是现代社会思想理念中一个难以替代的范畴，甚至可以说，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但是，如果问“何谓理性”，除了回答“理性就是合理性”之外，很难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定义。其内蕴虽然广泛，清晰度却不足，这未尝不是一种缺陷。换言之，如果追问“何谓合理性”，就难免语焉不详，并使得所谓“理性”定义显现出语义反复或循环论证的问题。在现代哲学中，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把“理性祛魅”视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所谓的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斯·韦伯的一大贡献。

为了接下来的行文方便，这里对理性做一个要素和内涵更为明确的定义：理性是人的“德性”与“和”达成的辩证关系及其判断，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所达成的精神和解，包括工具理性、感知理性、价值理性、意义理性等，以及有关知识、思想、理念、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和制度等，其实质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理性。

显然，这里对理性的重新解释与现今人们常说的与感性相对的理性已经有所不同。但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理解，一旦抛开人的德性而谈所谓的感性或理性，就会失去根本而变得虚妄。换言之，没有人的德性参与，感知如何可能，认知如何可能，都会无从谈起。而且，人才是各种感性和理性的集合体，任何简单化、单一化的理性，都不足以取代人自身的德性。

1.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就是借助一定的工具手段得到的知识和判断。它的重要特征是以事物的真或本质性作为根本诉求或证伪对象。具体来说，就是诸如借助仪器设备和实验、通过构建概念体系并进行抽象而复杂的思辨和逻辑演绎等得到的知识和判断等，还包括有关的制度规制和安排，具有内涵和外延的复杂结构和丰富的维度。工具理性可以超越人的一般感知功能，对于现代社会它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显现出巨大的优势。正如韩非子所言：“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法家和墨家是比较典型的富有工具理性偏好的重要代表。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工具理性难免会导致人的过度工具化和物化、常识和常理沉没、情和理相背离、缺乏必要的兼容性等问题。这说明只有线性逻辑思维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具有整体性的系统思维和生态思维等思维模式，同时还要注意工具理性的生成环境和条件是否足以涵盖现实的丰富性及其非均质性。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马克斯·韦伯对“合理性”的分辨，亦即合理性可以分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现今人们常说的“工具理性”，主要是指人的行为活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并借助理性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主体纯粹从效果最大化来考虑自身行为活动，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关于“工具理性”的解释，本身就含有对“理性”的误导，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可谓对错参半。其问题在于，这种定义蕴含着将“理性”窄化成“功利性”、“利己性”——“功利性”、“利己性”才是“理性”的问题。如此一来，“意义”、“利他性”便成了“非理性”，进而使得公平、正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可持续发展等价值观处于“非理性”的尴尬境地，甚至成为可以任由“功利性”、“利己性”凌辱的对象，为现代性和现代人的野蛮生长提供说辞，使人们潜移默化，将常识、常理置若罔闻，致使人之为人的人性日益枯萎和贫化，社会生态理性和社会生态危机重重，这不能不让人担忧。其实，利他、合作共赢、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华传统文化“和”的理念是一种更高明的理性。如若不然，何谓“借助理性”？何谓“工具理性”？

由此看来，正如俗话所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现代社会的思潮中确实含有不少“工具理性”的思想陷阱，其基本特征就是：借助简单的线性思维，执其一端而不及其余，有着明显的简单化的物本位思维的缺陷。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由于缺乏和合性、和合度以及“和”具有综合性尺度意义等和合效应的思想意识，人类对善和德性完善的需求、相互间的精神和解未能得到应有的观照，思维和行为不陷入错乱、不陷入非理性的境地，是很难的事。所以，永远不要放弃自我的思考和感知判断，放弃它，将形同放弃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权利。道理很简单，你的快乐和幸福，没有谁可以替代；你的生命意义永远等着你去揭示和实现。简言之，任何个体的意义性都有其独特的唯一性。

还需要注意工具理性来源的知识环境与人们的现实实践环境之间所存在的“非均质域态”的差异问题。许多知识来源的逻辑境地与对应的现实境地是有区别的。例如，数学中最基本的“数”，只有预设它是均质或者同类的才能运算。在这个条件下，可以通过机械或机械特定模型来进行飞速运算。相反，一只鸡加一只鸭，无论是等于两只鸡还是两只鸭，都是错误的，除非作“类”的转换，统称为“家禽”。这样一来，如果说十只家禽，那么其中到底有多少是鸡、多少是鸭，就需要进一步还原。正是因为知识来源境地与现实境地之间的非均质性，针对历史上名家的诡辩，中国哲学提出了“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循名责实”、“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等理念。显然这是应对这种域态和合度差异问题的法宝。所以，工具理性有自身的不足或缺陷，自古以来就存在，并不新鲜。

除此之外，不得不承认的是，现代知识还制造出这样一种怪异的现象：教科书有教科书的世界，现实有现实的世界，并且常常让人觉得，教科书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另一个怪异现象就是，现代教育制造出许多有知识没文化的人，究其原因，不外乎这些人认为传统文化无法让人得到就业的实用性和实用价值。如此一来，知识结构的简单化、人的工具化和情感弱化等问题就可想而知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一方面，科学很重要，但并非全部；另一方面，感知理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在现实中不断萎缩和贫化，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成长，造成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依赖，进而导致情感和感知上的诸多危机，使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共最适度处于边际效用递减状态。与此同时，主观认为教科书足以代表或者代替现实社会和社会存在，无疑是现代社会以工具理性教育为主导的一个不小的盲点和误区，存在着相应的和合失度的问题。

现代社会，基于科学的切实有效性，人们似乎不再相信自己的感知理性——包括眼、耳、鼻、舌、体、思、意等感知功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个体的微生态感知系统——的有用和有效性，至少对人类自身感知的有用和有效性缺乏信心或重视不足。基于相同的理由，人们对常识、常理、经验同样缺乏信心或重视不足。另一方面，所谓“科学”却有诸多的不同解释，因而其实际意义和作用未尝没有被过度放大之虞；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兴起过程中，由于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不足，还存在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污名化的问题。有鉴于此，爱因斯坦这一言论值得我们重视：“整个科学只不过是对日常思维的一种精致化。”[4]还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主要关注的是真，对善和美的关注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如何实现真、善、美的兼容和有机统一，还有许多基础工作和基础理论有待补齐。

总的来说，人类的知生病了[5]。在工具理性日益剥夺人的感知理性的今天，在人们正日益工具化的今天，在一个族群的情感与核心文化正被作为工具来进行试验而浑然不觉的今天，如何梳理其中的问题，显然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必要余事，尤其需要严肃应对。

2.感知理性

人类生来就是既有物质性又有精神性、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集合体，既是物质和精神的一体两赋，又是感性和理性的一体两赋。而所谓的感知理性，就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德性与感知功能得到的经验、知识和理智判断，因而含有比较浓厚的根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本体意识的有机特征，包括眼、耳、鼻、舌、体、思、意等感知功能能够得到的体验或经验。例如，人的生老病死，食物的甜酸苦辣，情感中的爱、恨、喜、怒、哀、乐，道德伦理的孝、悌、仁、义、信、善、恶，环境的优美、舒适、苦寒，自然界的昼夜、四季、风雨雷电，等等，都可以通过感知得到体验和判断。相比之下，所谓科学就是给出相应的原因，或给“为什么是这样的”提供一整套的解释。

但从人类的认知行为来看，无论什么样的认知活动都必须从感知开始，都必须以感知为基础，并以感知理性所能承受的和合度与和合之美做最终的综合判断，人则因此具有超越工具理性的意义，具有作为最高和最终的价值的意义，也因此成为万物之灵。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物物而不物于物”[6]（利用物品和物质财富，但不陷入被它们所役使、所物化的境地）之说，这是古人对人的自信、自珍和自爱。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人的过度工具化和物化，人的感知理性日益萎缩和贫化，进而导致人性萎缩和贫化，甚至使得社会越发达，人类越容易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很好地说明了，任何发展和进步，倘若以人性的失落为代价，都将变得无足轻重。所以，总的来看，自古以来一直维系人类生生不息的感知理性，不仅非常重要，而且还需要人们付出相应的努力来修复。

进一步说，理性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合理或合逻辑性来衡量，因为理性的产生就源自许多不尽相同的思维模式。感知理性有自身独特的思维优势，那就是作为各种理性形态与感性的集合体，它兼有或兼容了人的许多感知功能，能进行系统思维和生态思维的综合与判断，总体上往往要优于凭借工具手段和线性逻辑思维所得出的判断。仅仅基于工具手段和线性逻辑得来的工具理性，最终还需要通过感知理性来进行综合判断和检验。从这一比较我们不难理解，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在不觉意中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过于注重工具理性，感知理性严重不足，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和缺陷的重要根源。如要改善其中的问题和缺陷，就要改善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简言之，人的感知理性对于事物和环境的和合性与和合度的判断具有独特的意义，是人的善和德性的重要反映与体现。这中间，“和”的综合尺度意义显然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无形的作用。所谓“无形之手”，对于“和”来说应是更确切的意义。它的思想学理其实就是《道德经》所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7]“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8]“和”作为事物得以生成的善以及事物之间的间性，使得“有”与“无”的辩证关系和意义得到昭显，进而使得事物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和意义得到昭显。

3.价值理性与意义理性

价值理性是指符合人的德性完善需求的思想理念及其判断，具体来说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价值观。在现实实践中，价值理念发挥着指引人们的行为活动以至于现实世界走向应然性的作用，是善与和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表现。

现实生活中，由于环境的非均质性以及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工具理性的意义常常难以像文本那样稳定和规范，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感知理性常常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得出综合的判断。例如，是否得到公平或友善的对待，环境是否优美舒适等，都会使主体产生“心中有数”的效应。这一过程中就交织着感知理性（主体的德性感受及其思考和判断等）、工具理性（法律法规等规则和制度安排等）和价值理性（公平、友善、关爱等）的综合度量，具体表现为：特定事实、事件或者信息对个体记忆中的有关知识、思想理念的唤醒，以及由此产生的和合效应，在精神情感上得到相应的解。它可能与价值理性完全吻合或比较吻合，也可能有一定的但大体上能够接受的落差，还可能出现难以接受的较大的落差；作为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性或者间性，它客观地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的满意度，相互间和谐相处、和合共生的最大公约数。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日常生活中，精神和解是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现实生活有时会产生负解，负解与正解发生碰撞或冲突，引发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这一点，对于个体而言如此，对于社会的总体而言更是如此，实可谓“物得其善而和，因其和而生，失其和则弊”。

为什么会这样呢？通过教育，价值理性在人们的思想精神情感中形成一种正的解；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事件或信息与之既可能达成正解，也可能达成负解。负解就是现实的解与价值的心理预期的正解存在冲突或矛盾，或者现实的解与价值的心理预期的正解之间货不对板，导致预期的失落，心理冲突乃至行为的对立由此而生。另一方面，这很好地说明了价值观教育有其庄重性和严肃性，不能视同儿戏。正如《道德经》所言：“轻诺必寡信。”[9]“信不足焉，有不信焉。”[10]“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1]“中”是一个意蕴非常丰富的古典概念，这里主要是指公平、公正，能够让人各得其所的方式方法，以及法律、规则及各种制度安排等，含有公共和中立的意旨。

显然，老子的上述言论不仅反映了“和”拥有宽广的基础，也反映了“善”的内蕴所拥有的宽度与维度，反映了个体与整体以及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的总的精神关系，是以成其为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亦如西周史伯所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相互间有较高的和合度）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12]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13]与此有同样的意义。由此不难理解，“和”的公共性、中立性及其综合的尺度意义，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而言有着丰富的内蕴以及意义理性的相应张力与维度。

价值理性内涵非常丰富，接下来随着论题的展开将进一步加以讨论。总的来看，人类要实现较高水平的精神和解，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感知理性都需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与作用。为此，三者首先就需要取得相应的和解。因为，无论是价值理性、感知理性还是工具理性，都是人类的重要理性，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理性。如若不然，难免陷入“物失其和则弊”的困境。简言之，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氛围，又要行稳致远，实属不易。

由此可见，除了功利的角度，人类还需要从意义的角度考虑问题，思考人生、思考生活、思考社会、思考人类命运等同样如此。两者的关系是：功利与意义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会有一定的交集，甚至完全重叠。不同之处在于，功利讲究行为主体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见利不劝”，其本质就是实利主义，极致就是人们常说的功利主义；意义讲究义之所在，讲究个体的德性完善与精神和解，讲究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和合、和解与和谐，以及公平公正、可持续发展，讲究人的身心健康和身心愉悦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讲究以“和”为尺度。例如，一个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出了问题按条款赔付多少钱；但如果说这人的意义就是这么多钱，那无疑是荒谬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人之所以被异化、物化和简单化，就是因为人们常常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或衡量人的意义。所以，如果只讲功利不讲意义的话，我们不但不能认识自己，对人生、社会和人类的理解也会顾此失彼。换言之，正是“和”的意义性不断生成并改变人的命运。还可以进一步说：“唯意义是更永的在，唯精神是更永的在。”实可谓历史成为废墟，意义和精神仍然完好。

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价值理性无疑还含有有关的意义理性；或者说，意义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应有之义，甚至是价值理性的核心理性、价值理性的灵魂所在。换言之，没有意义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其实无从谈起。而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根本原因上就是人类讲究意义、追求意义，从而追求精神和解，追求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是以拥有人之为人的意义理性。

那么，何谓意义理性？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意义理性主要是指借助一定事物的特质和间性来表达其特定意义的思想意蕴或价值取向，是一定价值理性的精神（义理和要义）在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表达与实践，是功利或功利主义有所不及的善。具体而言，人在考虑功利需求时还需要考虑意义上的恰当性，即如孔子所言“见利思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因而意义理性含有义与利一体两赋的特征。

意义理性并不仅限于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义利。在精神生活方面、人生价值方面、人文关怀方面、环境和文化等公共领域方面，意义理性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并没有什么功利可言，或者能够得到什么回报，但人们仍会去做，这中间起作用的其实就是意义理性，也就是说，因为意义，人们觉得值得去做——而这未尝不是意义理性最简洁的表达。我们还会进一步意识到，意义理性还起着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提出“为什么是这样”或者“为什么要这样”的提醒或唤醒作用。由此不难理解意义理性的独特功能和重要性。所以，即使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也并不意味着意义理性已经不重要，而只能说明如果人们过于注重功利主义，意义理性就难免被淹没，难免导致意义理性的失落或缺失。意义理性的失落或缺失以及意义的非理性，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

从意义性或者意义理性的角度来看，由于内涵丰富、结构多样，不少思想理念常常是一体两赋或一体多赋的，在具有工具理性特征的同时，还有一定的价值理性和意义理性特征。这一点，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常理、规则、法律法规、制度规范等都比较明显，因为它们既是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基础，又是公平公正的载体。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所谓理性实质上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理性。相应地，对理性进行分类或分形，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使理性变得更具诠释性和说服力，使人们明白理性的辩证性内涵与意义，拥有更好的理性观，对理性以及自己是否理性更加富有判断力，对现实事物拥有更大的祛其弊、和其善的能力，进而不断完善自身的德性，获得更大的精神和解与身心健康，进而促进和引领各种理性形态完善与发展。

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活动中，意义理性常常与感知理性有机联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意义理性不仅对工具理性具有促进和引领的作用，对于价值理性的形成、完善、创新和发展也具有促进和引领的作用。鉴于意义理性之于人的精神生活、思想活动、德性完善需求所具有的关联性和重要性及其自身的复杂性和抽象性，本书接下来将在有关的语境中对其做进一步的展开和探讨。

夏日怀伊

——感知理性是推动生态理性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生态理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性的总称，包括感知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意义理性。人是感性和理性的集合体，有基于此，各种理性形态有机结合，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成为生态理性，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性。感知理性主要是指人们通过感知功能、依据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或经验事实做出判断，它深刻地影响或作用于人的言行举止、心灵和记忆。个体想要拥有独特的感知理性，可能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但有时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会教给人们许多常识和常理。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常识和常理具有公理性意义，常常可以得到人们的共鸣，或者成为人们达成精神和解的依据。鉴于它的意义以及较少学术探讨的现状，笔者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来稍加说明。

上世纪70年代早期，家里盖起几间新房子[14]，第二年春天却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冰雹，几乎把房瓦全部砸得稀巴烂，之后还遇上了虫灾，家里的日子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为了度过这次危机，父亲去向一个叔公借钱。因为他家是老房子，用的是老青瓦，经过冰雹也几乎没有损失，而且他不需要供养孩子，生活一直都过得比较好。但是他的回答却是“没有”。父亲似乎很是郁闷，顺口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有没有钱谁知道？你的钱又不会唱《东方红》。”经旁人传出，这句话竟然成了邻里间的“名言”。

这件事反映的道理是，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琐事和具体实践，人们依据的不见得是什么高深的“科学”，而是常识、常理，甚至是某种无言的氛围，得出的感知判断也是如此。这无疑是感知理性的重要内涵。它跟许多规范的文本知识一样，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秩序，甚至是一种更为基础的秩序。

在《个人文明与文明的多元辩证》中，笔者将父亲的这句话转化为“沉默的事实是不会说话的”，也算是对父亲的深深怀念，怀念他有言的和无言的教诲与关爱。父亲时不时的幽默责备，常让小时候的笔者大笑不止（母亲有时觉得，孩子挨了骂却大笑不止，怎么能教育好？）。不说话时，父亲的眼神和表情也足以让人知道，他是允许、是赞许，还是不许。有时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他不置可否的宽容，也含有一份巨大的力量——原谅你，并不意味着你做的事就是被允许的、是对的。这份力量，比平时的严肃和严厉更加有效。进一步说，宽容让人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让人知错能改，迷途知返。所以，人需要懂得宽容的作用和力量，既不要把宽容当作妥协，更不要把宽容不当一回事。

这也说明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知识就源于现实生活本身，其中有些还是学校教育所不及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个大课堂，不见得什么知识都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相应地，赋予学校教育过于沉重的负担也是不理智的。因此，如何理解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如果父母认为自己没有日常教育的责任，反而是教育的大问题。例如，平日里，邻居教育孩子，父母也会跟自己的小孩说几句“啰唆”话，祛其弊，和其善，这其实是感知性很强的“活例”教育。而代代相传的家风、家教，父母长辈言行举止的潜移默化，不仅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实际上已经使教育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小学二年级的寒假，一天上午，一位叔公跟大哥无事闲聊，想喝点酒，于是叫我帮忙。卖酒的商店离我们家有一公里多的路程。当时很想有一支小钢笔，我想了想，就跟叔公提出一个要求：给我买一支0.61元的小钢笔。那时候，小学一学期的书本费、学杂费才2元，所以拥有一支这样的小钢笔是不小的奢侈。没想到的是，我出去之后，父亲可能回家拿什么东西，发现我不在家里。后来他问我去哪了，我似乎还很高兴地说：“帮叔公买酒去了，他还给我买了一支小钢笔。”但父亲很严肃地说了一句话：“他给你买一支钢笔，你就给他做‘跑腿’去了？”这句话可能过于严厉，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很大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但这里面应当夹杂着父亲不少的担心和苦心。于今想来，他是教孩子做人要懂得“取予有道”啊！也就是说，人在考虑功利需求的同时，还需要兼顾意义的恰当性。实可谓：“不可畏也，伊可怀也。”[15]还是很小的时候，除了三姐，笔者有一段时间由赋闲在家的大哥来照看。那是一个冬天，临近晌午时分，大哥把一个装着水的口盅放在生着炭火的炉上，然后割下一块晒着的腊肉，放进里面煮熟来吃。那时我虽然还很小，但也有份吃，只是心里想，背着父母和家人这样“偷吃”不好。这件事后来一直没有再跟大哥提起，只在前些年跟姐姐她们聊天时提到过。二姐似乎还有点不忿地说：在你和二哥出生之前，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父亲确实有些放纵他，所以，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大哥过世已经几年了，他临终前跟二哥说了一句很严肃的话：“照顾好老母亲！……”作为他对自己没有完成的孝道的嘱托。母亲现今仍然安好，大哥的在天之灵应当感到安慰了。相信他也不会怪责小弟，将儿时这样的琐事公开。

这里借用这件事情，笔者想说明，生活环境会教给一个人许多常识和常理，长辈的言行举止对孩子有深刻的影响，有些事可能会记一辈子。而且，孩子会依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学到的常识、常理做出自己的感知判断，因而有自己的感知理性和意义理性。

大姐偶尔会提起她小时候的事。她说，自己六岁就开始帮着做家务[16]，不够高，就搬小凳子垫着，去洗煮菜的大锅。在那个“困难时期”，粮食非常稀缺，父亲就想了一个节省粮食的办法：把量米做饭的米升（竹筒做的）削短了一节。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家庭为了度过现实生活危机所进行的一次制度变革。而大姐还是按交代的量米方法做饭，结果，煮出来的粥比原来稀很多。母亲问大姐这是怎么回事，大姐说父亲把量米的米升削掉了一节，所以就这么稀了。母亲跟大姐说：“你量好米之后，再抓几把，粥就不会这么稀了。”后来，大姐就根据母亲交代的方法来量米做饭了。

不知这算不算人与人之间生态理性的和解，甚至感知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和解，但无论如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于工具理性与总的生态理性取得进一步的和解。事实证明，后来，随着工具理性和总的生态理性的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合模式的制度创新与优化，这样的现实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而经过那段生活经历的人，今天都比较有满足感和幸福感。那么，人的感知理性就此终结了吗？显然没有。而且，只要生活还在进行，感知理性就会一直推动工具理性不断地进步，并使相互间得到较好的动态平衡。

这说明，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社会生态，人都是其中最活跃的基本要素，并使得环境和时态富有动态性，都需要不断创新并与之相适应，通过不断创造新的和合，不断创造新的和解，不断达成新的和谐。而且，新的和合、新的和解、新的和谐，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内涵，成了社会历史发展性的基本情态和基本样态。这中间的基本要义就是：祛其弊，和其善；知其性，识其情，和其意，合其度，悦其美，尚其德；格物致知，明德致善，以德相馨，合和天下。

综上所述，如果人们由此能够更好地理解感知理性和生态理性的话，发生在一个小布衣家庭[17]的这些日常琐事，就是有意义的。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某些用语不能做要么是感知理性、要么是工具理性的简单归类。例如，“孝子不匮，永锡尔类”[18]，它不见得是经由什么鸿篇巨制和严谨的逻辑演绎出来的结论，却蕴含着人世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至理，是以千百年来在无数中国家庭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将古老的文明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以，一些看似简单的短语或名言，由于经过了历史忧患的不断淬炼，在现实生活中，既有感知理性的意义，又有工具理性的意义，因而拥有感知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属性，甚至是一种具有公理性意义的常识和常理，进而成为人们判断某些行为活动是否理智的依据。

爱因斯坦说：“整个科学只不过是对日常思维的一种精致化。”[19]而所谓日常思维，具体来说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和常理，就是日常生活中能够感知的感知理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和解。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感知理性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人们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感知的感悟；另一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到的，历史传承而来的常识和常理。其中，某些常识和常理可能由历史上工具理性的观念化或概念化转变而来，代表着一定文化系统的基本观念和基本要义，代表着社会历史在时态上的延续。而且，正因为其历史性，它们让人愈加觉得有分量，愈加觉得有厚重感，从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公信力，成为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内涵，个体行为活动无须提醒的自觉和应有之义。意义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意义是可以感知的。而意义一旦成为人们观念和知识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就会跟某些事件相连接，或者因现实社会的某些事件从记忆中被唤醒，并加以比较，进而做出合逻辑的判断，成其为意义理性，成其为思想活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内涵。所以，人既是社会人，同时也是文化人。正是文化的公共性和公理性的意义，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达成许多动态的精神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