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面，简单分析了“古文运动”的时代背景。这里，再来探讨一下唐代阶级关系的变化为文学改革创造了怎样的社会基础。

唐代封建统治结构的重大变化，是确立了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士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地主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这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六朝门阀士族的结果；也反映了新王朝积极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的努力；而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一批靠兼并起家的“近代新门”，他们的经济势力必然要在政治上反映出来，新王朝也必须求得他们的支持。适应这种新的品级联合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延续了开科取士的文官政治；而这种政治制度也就培养起一大批“文章之士”。

汉、魏以来，豪强、门阀占绝对的统治地位。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造成几百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的局面。时人指出：“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晋书》卷四八《段灼传》）唐王朝建立以后，积极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一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限制门阀士族的措施，如禁止河北、山东大姓互为婚姻结成血缘联盟，修订《氏族志》以降低旧门阀等第，特别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更严酷地打击拥护李唐王朝的皇族亲贵；另一方面，则实行科举，从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广泛吸取人材，给资地浅薄的下层人士参与政权开辟道路。当时进士科特别受重视，中进士的人“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这样，科举成了统治阶级选拔自己代表人物的手段，也是它的内部矛盾的调节器。在科举制度下，士、庶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了。“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全唐诗》卷二二〇）。旧的士族既已失去其经济优势，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特权，它们的子弟如想求得出路，也得去“觅举求官”。而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却可以通过科举攀登高位。郭元震咏古剑，说“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古剑篇》，《全唐诗》卷六六），颇能代表那些出身低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郭元震本人就是经进士而位登宰辅的。这就形成一种轻阀阅、重科举的局面。

与此相联系的，则是轻经术、重文章。汉代以来，门阀士族和经学世家是两位一体的。经学章句是门阀士族的理论武器，是衡量等级身份的一个标准，也是门阀子弟的必要素养。但到唐代，经学章句的地位大大降低了。唐代科举主要是进士、明经二科。明经考问大义和贴经，主要是章句背诵功夫。进士考策论和诗赋，看的是政能文才。唐人重进士、轻明经，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这也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中学风的转变，章句教条已逐渐失去了市场。这种轻经术、重文章的倾向，到武后朝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后来韦嗣立上疏说：“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请崇学校疏》，《全唐文》卷二三六）史书上也记载：“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恡官爵，取悦当时……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另一方面，则是“文章之士”被重视。后来沈既济描述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这就形成了“搢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独孤及《唐故朝议大夫高平郡别驾权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三九〇），“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梁肃《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二〇）的社会风气。

这样，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正是唐代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统治阶级各阶层权力再分配的结果。这就培育起一个依靠政能文才来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上，那些富有改革意识的人物多出于这个阶层；在文学上，推动了诗、文革新的也多是这个阶层的人。

这个阶层也为散文发展提供了一批新人物、一种新思想和新的创作态度。这些人既不像汉人那样重经术而视文章为小技，也不像六朝人那样“舍学问，尚文章，小仁义，大放诞”（《通典》卷一七《选举五》），而把文章当作流连光景、娱情逸志的工具。他们把文章当作一种斗争工具，文章也是他们切身的事业。从陈子昂到杜牧，“古文家”们多是这样一种人。所以，正是从唐代阶级关系变化所产生的“文章之士”中，造就出一批文坛上的革新闯将。而武则天统治时期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变化剧烈进行的时候，散文上的变革也就在同时期展开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