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文运动”的社会与文学背景

一

关于唐文的发展，“古文运动”前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独孤及说：“帝唐以文德旉祐于下，民被王风，俗稍丕变。至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郑，学者浸而向方。天宝中，公（李华）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于时文士驰鹜，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黄华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全唐文》卷三八八）其弟子梁肃则说：“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一八）他们两人谈的是唐“古文”前期的情形，都强调陈子昂的开拓之功。后来《新唐书》借用梁肃“三变”之说，加以发展，这样描述唐文的总轮廓：“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宛然为一王法。”（《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传序》）这里没有提陈子昂，是个重大缺陷，但整个叙述大体反映了唐文发展过程。“古文运动”兴起于陈子昂活动的武后统治时期，发展于“安史之乱”前后，繁荣于贞元、元和之际，绵延至于晚唐，随着唐帝国的破败而衰微，其兴衰首先决定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前，是个普遍安定、繁荣的“盛世”。但实际上，如果从武德七年（624年）唐王朝平定辅公祏实现全国统一算起，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统一局面仅维持了百余年。这百余年间，随着唐王朝的巩固与封建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和激化。到高宗统治后期，赋税日渐繁重，土地兼并加剧，北边连年动乱，劳师动众，已使得不少农民破产失业。永徽四年（653年），新王朝刚刚建立三十余年，就爆发了震惊江浙的睦州（今浙江建德县）陈硕真起义。武后朝狄仁杰上疏说：“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在武则天统治之下，武氏集团和李唐宗室亲贵的矛盾，庶族地主和门阀士族的矛盾，武氏卵翼下的腐朽势力和拥护武氏而具有改革意识的新进官僚的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武则天为了维护她篡夺来的政权，一方面对庶族地主开放政权，容直言，纳谏诤，提拔新进，奖励并容纳正直敢言之士；另一方面，又网罗亲信，行罗织，用酷吏，包庇腐败的武氏亲党。这样，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要求变革的势力又有一定力量和活动天地。一些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体会到一种危机感。例如狄仁杰就曾指出：广大农民家道悉破，或至逃亡，会使他们且图缓死而聚结反抗。朱敬则更尖锐地指出：“方今赋役烦重，百姓凋弊，重以谗慝专恣，刑赏失中，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这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想潮流。陈子昂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潮流中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兴起是与社会上的这种改革潮流相呼应的。

唐玄宗统治前期，曾出现一段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盛世”。但封建经济的内部矛盾和统治集团的急剧转向腐败却把社会拖入更严重的危机之中。研究唐代政治史，一般把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得势作为玄宗一朝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朝廷上权奸专政，打击正直能臣，不断挑起开边战争，扶植安、史叛党；加之均田制进一步瓦解，土地兼并盛行，户口大量流亡，阶级矛盾激化，终于导致一次大动乱。正是在这由极盛走向中衰的矛盾丛生的社会条件下，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先后走上文坛。这些人亲身感受到时代矛盾的脉搏，并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社会矛盾和动乱之中。他们进一步推动“古文运动”，又是与整个社会的变动相关联的。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王朝已陷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强藩分立，列镇相望，特别是河北藩镇，疆土、甲兵、政令、赋税皆自专之，名为王臣，实同敌国。德宗统治初期，经过又一次全国性的强藩叛乱——“建中之乱”，朝廷更失去了统驭天下的威势，对有兵之处，唯务姑息。后来到宪宗朝，虽然在对藩镇用兵上取得了暂时成功，但祸根未除，不久变乱又起，骄兵悍将故态复萌，迄至唐亡。在晚唐，至有“与其闭门作天子，九族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朱彝尊《书钱武肃王造涂金塔事》，《曝书亭集》卷四六）之议；宋人也曾发出“天下分裂为八九，生民糜烂于兵间”（范祖禹《进故事》，《范太史集》卷二七）的慨叹。在这样的局面下，朝廷执政柄者多为奸猾昏庸之辈。肃、代、德宗几个皇帝都是暗弱昏愦的君主。朝廷内部亲任宦官，重用权奸。宦官、权奸又与各地藩帅相勾结，朝官也形成了不同的集团与派别，造成朝纲混乱、政出多门。藩镇动乱大大加害于人民，统治阶级又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刘晏曾描写“安史之乱”后的中原形势说：“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由于均田制破坏，德宗初开始实行“两税法”，企图通过立法以承认大地主对所兼并土地的占有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支持，并使赋税负担相对合理些以减缓阶级矛盾。但新法实行后，积弊未除，赋敛日增，广大人民陷于更困顿的境地。大批农民不堪官租私债的压榨，流为浮客，或亡命山泽，或为僧为道，以至聚结举义。早在“安史之乱”中，浙东就有袁晁起义。此后，江东一带又有方清、陈庄等人的起义，余波振荡十余年。在全国各地，民变、兵变和小规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相继不绝。李唐王朝的统治又增加了一重危机。

随着李唐王朝统治的危机日深，统治集团中出现了变革现状、革新自强的要求，朝廷内部也出现了改革派或革新派的斗争。例如李泌，活动在肃、代、德三朝，用神仙诡异之说自饰，以帝王宾友身份，对限制藩镇、改革朝政提出不少积极意见。德宗朝前期的陆贽，通达时变，关心民隐，对平定“建中之乱”、整顿朝政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他有不少改革主张，并与权奸裴延龄、卢杞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德宗朝后期，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太子李诵支持下，结纳部分朝官，组成了一个革新政治集团，并乘皇帝易位之机一度执政，实行了旨在打击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的“永贞革新”。这次短命的革新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宪宗朝，裴垍、李绛、裴度等人继续与宦官和强藩斗争，推动朝廷对河北和淮西藩镇用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继承了王叔文等人的事业。

这些改革或革新势力相对说来还是薄弱的；他们在朝廷中总的看来也没能占主导地位。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却不可低估。正是这些变革的努力推动朝廷在与自身腐败势力和外部藩镇的斗争中取得了某些胜利，缓和了社会矛盾，延续了它的统治。而这种变革势力，又正是文学上的改革潮流的社会基础。诗坛上“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文坛上“古文”创作的繁荣，都与政治上的革新思想相联系，是政治上的改革斗争的一种反映。

总之，“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唐代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与政治上的改革活动与革新思潮相呼应。所以，“古文运动”是时代矛盾的产物。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也就可以看出，那种认为“古文”仅仅是文体的“复古”或认为它只与“儒学复古”相为表里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