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在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下实现的生产要素增长，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所抵消，没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可以使微观效率从而经济增长绩效迅速回归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面。正是因为这个原理，钱纳里所说不具备增长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实现更快的增长，实际上是指即便“没有形成额外的增长源泉”，仅仅回归“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可以改善增长绩效。

然而，中国作为十数亿人口的大国，所实现的长达40年、高达9.6%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以往的任何经济体都未达到过的增长表现。因此，需要找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在“把体制搞对”的条件下，增长稳态是什么样的。这才是正确解说其长期增长绩效，以及认识和挖掘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

正如图0—1所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高速增长的时期，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是高度重合的。作为人口转变特定阶段即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结果，1980—2010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0.2%）。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其产生的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效应，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图0—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机会窗口期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DVD Edition，2015。

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性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时期（1980—2010年），从发达国家平均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而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显著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此期间具有的人口结构特点，近乎得天独厚。

在很长时间里，中外决策者和研究者大多认为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就业和社会福利造成压力，因而是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随着对发展经验的观察和比较研究，经济学家开始承认在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并通过相关经济发展经验对此进行了经验检验，并把这个特有的经济增长源泉冠名为人口红利。经济学家利用增长核算或增长回归方法，在诸如生产函数等式的右手边放入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代理变量，以揭示人口红利的贡献。

采用类似的方法，研究者也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尽享人口红利的情况，并从经验上实际估算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王丰和梅森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估计出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7]。蔡昉和王德文对同一时期的估计显示，其间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高达26.8%^[8]。

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认识人口红利作为增长率的贡献因素，或者说不以人口学的思路而是以增长理论来认识人口红利，它们体现在生产函数等式右边的几乎所有解释变量中，成为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把抚养比作为变量估计出的贡献率，充其量只是人口红利贡献的残差。用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吸收二元经济理论等，来拓展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人口红利贡献做出新的假设和解释。下面，我们归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并借助相关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展示更全面的人口红利的贡献。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早期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的GDP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37%^[9]，而蔡昉和赵文估计的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率更高^[10]。近期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因素，但是同时发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资本深化或资本劳动比的贡献比重很高，且具有提高的趋势^[11]。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算不上奇迹，也预测其没有可持续性。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验多次证明这种预测的不正确，在理论上也恰恰说明，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的这个独特增长源泉。事实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所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12]，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无疑以这种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然而，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

总体而言，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数据，1990—2015年，世界平均的期望受教育年限从10.0提高到13.2，而中国从8.8提高到13.5。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更明显、更突出的人力资本改善，无疑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显著。例如，根据沃利等人的估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不仅如此，在考虑了教育水平具有促进生产率提高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13]。

再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组成部分。库兹涅茨所识别并指出的这种产业结构变革的生产率效应^[14]，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例如，在前引世界银行的研究中，作者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劳动力剩余的农业和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蔡昉和王德文估计早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15]。前引朱小东的研究则发现，1978—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良好表现，靠非国有经济的较快发展和更快的生产率增长率。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就意味着创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给潜力，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个观点来自于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的最新贡献，经济学家也尝试进行了一些经验检验，不过，我们尚未见到以中国为对象的此类经验研究成果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