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狱清风

在明清史家眼里，仁宗确实配得上“仁”的称号。即位不久，他就释放了所有已发配为奴的建文帝诸臣家属，并归还其被籍没的田产。在政事方面，他裁汰冗官，强令年满70的文臣退休，改革财政，重用儒臣，复设“三公”与“三孤”,将太子少傅的官职授予杨荣，将太子少保的官职授予金幼孜与杨士奇。用嘉靖朝史家李维桢的话说，“二祖以马上得天下，帝（仁宗）所习见，固不欲以马上治天下也”。

仁宗不赞同太祖、成祖刑罚过重的做法，对包括锦衣卫、东厂在内的执法者的枉法作为也颇有不满。他甚至质疑皇帝有“法外用刑”的权威。仁宗说：“刑法是用来防范罪恶、导民向善的，而不是用来杀人的，有些官吏深文傅会，导致冤案泛滥，朕心里觉得很是难过。从今往后，一切刑案一定要依律拟罪。要是朕过于任性，法外用刑，法司要持章表上奏；若五奏之后，仍不公允，法司要连同三公大臣一起上表，务必要达到公允的效果才好。三法司禁止鞭打囚犯后背，禁止对囚犯施以宫刑。自宫者以不孝论罪。非谋反大罪，不得连坐亲属。”仁宗还说：“古之盛世，都注意收集民言，以资戒儆。现在的奸邪之人则拾取民言，污蔑为诽谤，执法者则用刑太酷，罗织罪名，酿成冤案。要知道刑罚若是不公允，百姓将惶恐度日，不知如何做才好。因此，一方面要禁止诽谤；另一方面，对那些揭发罪行的人，一律不要治罪。”

可以想象，如果仁宗的执政时间更长久一些，并且将上面这番话的精神贯彻始终，那么，锦衣卫甚至整个明朝的历史都将是另外一种局面。但他即位仅十个月就离开了人世。在这段时间里，锦衣卫的建制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与仁宗的迁都心愿有关。

仁宗还是皇太子时，几乎一直住在南京。相对于北京，他更喜欢南京的文化，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待儒臣的态度上做出初步推断。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愿意继续成祖“以武治国”的方针。成祖每一次北征，他都受命监国，因而十分清楚北征的代价。他的性格也更为温和，更喜欢发展经济和文化，而不是通过武力建功立业。他更倾向于依赖文臣，而不是武臣。因此，他听从了将被他重新任命为户部尚书的夏原吉（他曾因阻止成祖北征而下狱）的建议，在即位当日做出了“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趾采办”的决定，撤销了过于劳民伤财的扩张性战略。一个月后，他再下谕旨，停止无偿征用百姓物资的做法，表示要按市价购买，敢胡乱摊派害民者，其罪不恕。

在仁宗看来，迁都南京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以往的扩张战略，可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洪熙元年（1425）三月，他迁都决心已定，下诏恢复北京诸衙门的“行在”称谓。于是，北京锦衣卫又变成了“行在锦衣卫”。

在人事方面，仁宗即位仅两日，就有了调整。原锦衣卫指挥佥事王节被擢为锦衣卫指挥使。王节是山东邹平人，洪武中起身行伍，累从征伐，升为旗手卫千户。因为追随成祖征伐有功，他改调锦衣卫任职。两个月后，仁宗又将原锦衣卫指挥使刘昊、原锦衣卫指挥佥事袁麟分别外调为浙江观海卫指挥使，以及浙江宁波卫指挥佥事；将原荆州右卫指挥使钟信调任锦衣卫指挥使。王节与钟信都是“行在锦衣卫指挥使”（即北京锦衣卫指挥使）。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南京锦衣卫指挥使的人选也确定下来，由原锦衣卫指挥同知张祯升任；原指挥佥事徐斌被擢为南京锦衣卫指挥同知。仁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在南京监国期间，与张祯和徐斌有过接触。

在这几位锦衣卫指挥使中，王节是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因为在整个洪熙年间，以及整个宣德年间（1426—1435年），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

还有一个人值得注意，即锦衣卫北镇抚司三朝老臣任启。成祖在世时，他已经是北镇抚司镇抚。仁宗将他擢为指挥佥事，命其继续掌理北镇抚司事。宣宗即位后，他晋为指挥同知，仍掌北镇抚司事。英宗即位后不久，他被调往陕西，以都指挥使的身份掌陕西行都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