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个体接受度的研究方法论

一、关于“个体核电接受度”的主要研究综述

公众接受度是指公众对某种事物的接受程度，或对某种事物的接受意愿。本书所涉及的核电公众接受度是一个涉及技术、社会、心理、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交叉性问题，具体指公众对核电决策与核电发展的接受程度。

（一）个体接受度的理论研究：三种视角

国内外学者应用了许多经典理论对公众接受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较为广泛的包括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等（陈渝、杨保健，2009）。

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是由学者Ajzen和Fishbein于1975年提出的，是一个社会心理模型，主要研究主体意图性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是模型的两个典型的决定因素。按照理论描述，人的实际行为必须在其意识或行为意愿的主导下完成，也就是说，人类在行动之前，必须将之前所获得的信息以及社会主观规范，加以理性和系统性的思考之后，表现出行为态度，最终决定采取实际的行动（于丹、董大海、刘瑞明等，2008）。TRA理论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普遍应用在各个研究领域内。其研究模型如图1-1所示。

图1-1　理性行为理论研究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理性行为理论（TRA）的发展和延伸，主要是预测主体的行为意愿以及研究哪些变量因素会干扰（并且如何干扰）主体采取实际行动，同时尝试研究人们在行为决定阶段感知社会的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包含5个要素（王静、杨屹、傅灵菲，2011）: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行为意愿、实际行动。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不能彻底把握自己的行动状态，而是在有计划的前提下，通过外部因素影响主体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以及主观规范等因素，并在主体的行为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实际行动。其模型如图1-2所示。

图1-2　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由Davis以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针对人们的技术使用行为提出的一个行为模型，用来解释和推测使用者对技术的接受和使用行为（Davis，2000）。早期是用来评估信息系统，之后用来预测用户接受各种信息系统。技术接受模型以外部因素变量作为人们决定是否使用技术的初始因素变量，并直接决定了感知技术的易用性和有用性，其后感知易用性又决定感知有用性，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又共同决定人们使用技术的态度，这个行为态度和感知有用性又一同影响着人们使用这一技术的行为意愿，而人们的行为意愿最终决定了对技术的实际使用行为（边鹏，2012）。其模型如图1-3所示。

图1-3　技术接受模型

简言之，3种对公众接受度进行研究的理论视角，代表着从仅仅关注心理因素到分析理性判断，再到将外部环境因素都纳入分析中来的倾向，考察多重因素对接受度和实际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另有学者将影响接受性的多因素概括为熟悉性（Familiarity）、可参与性（Voluntariness）、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和信任度（Trust）4点（时振刚等，2000）。多重因素的分析视角，也是本研究所采用的分析路径。

（二）核电接受度的经验研究：两个层面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核电公众接受度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宏观情况概述和微观群体分析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的研究多通过分析中国公众和外国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现状，总结了影响公众核电接受度的因素（如核电特殊性、信息获取途径、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核电的熟悉程度、可控制性的影响等），并相应地提出了提高公众核电接受度的途径，如树立公关意识、加强公众宣传、研究公众的风险认知规律、提高核电清洁水平和安全水平、提高核废料处置水平、加强核电企业的形象建设、定期向社区居民通告电厂环境监测报告等（陆玮等，2003；朱文斌等，2010；田桂红，2011）。此类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公众的核电接受度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方向和思路；但其问题在于，一是缺乏调研资料的实证分析，对实际情况的说明缺乏具体的、量化的、科学的依据；二是将“公众”笼统地看作是泛化的群体，没有注意到公众的内部复杂性和群体差异性。

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通过统计调查方法和量化的资料分析手段，从某一特殊群体的角度来讨论公众的核电接受度及其改善策略的问题。如针对核电站周围人群，研究发现核电认知，尤其是对核电事故的认知对人们核焦虑的影响明显，而核焦虑对核电接受度又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在核电站周边地区普及和正确宣传核电知识至关重要（杨广泽等，2006；余宁乐等，2009）。又如针对大学生群体，相关研究认为福岛核事故对高校大学生心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且目前高校大学生对核电认知水平普遍较低，有必要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王一龙等，2011），或者针对更为具体的群体，如核电站周围的儿童群体，了解他们对核电的认知水平，为探寻儿童对核电的认识规律提供背景资料（曹兴江、李宁宁，2010）。此类研究呈现出了丰富、细致的统计调查资料，展现了核电接受度主题下分析方法的推进及其不断成熟的过程；但问题在于，一是对数据资料的挖掘不足，造成研究结论相对单一，将“加强宣传、重视教育”作为解决不同群体、一切问题的途径；二是往往局限在一时一地、一省一市（陈钊等，2009；王一龙，2012）或某一群体，结论的可推广性有待商榷，也缺乏地区间或群体间比较。

有关核电接受度的调研方法，更多是借鉴成熟的民意调查手段，使用问卷调研和非问卷调研两种手段。前者包括通过网络、邮件、活动现场派发等方式进行的问卷调查；后者包括入户访谈、电话访谈或集中见面会等方式。得到数据之后主要通过统计分析方式，一般的文献通过数据直接的比较（如支持率高低）直接得到相关结论；也有文献通过相关检验、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式，量化确定因素间的关系，如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关联强弱等，有助于使由数据得到的结果更为确切、可靠。

结合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本研究的定位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在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面，以统计调查和定量分析为主，辅以实地研究的观察和访谈资料，充分体现实证性、科学性与现实性。第二，从多角度、多因素入手，力求找到不同群体、不同程度的差异化的影响因素——这一点依赖于对造成核电接受度差异的若干原因进行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第三，基于调查对象社会属性的群体类别分析，注重群体性差异，实现对不同群体的细化分析，避免将公众看作是同质化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