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产业集聚相关研究
所谓集聚，是指事物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集中并以某种有机的形态组合在一起。产业集聚即由于同类产业或上下游关联产业在特定地点高度集中所形成的聚集。产业集聚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四种代表理论：一是新古典学派对产业聚集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指出：产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有助于企业之间扩散和应用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能。产业集聚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这种外部效应主要来源于投入共享（Input Sharing）、劳动市场共享（Labor Marketpooling）和技术溢出（Technology Spillover）三个方面。马歇尔指出产业向某地一点集聚的第三个原因是技术溢出效应，知识和信息在集聚区内扩散要比远距离扩散容易得多。马歇尔的这些理论并没有经过理论推导和模型建立，也没有采用实证方法去检验，但是他深刻、透彻地分析了产业集聚现象，他的理论也成为产业集聚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二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阿尔弗雷德·韦伯（Weber，1909）是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区位与工业经济活动的关系。韦伯认为，影响工业区位的有两类因素：一类是“集聚因素”，主要是指在区域分布中使工业集聚在一个点的因素；另一类是“区域性因素”，是指使工业分布于各个区域的影响因素。韦伯由此建立了工业区位理论。关于集聚的概念也是韦伯首次提出的，他还建立了一套规则分析工业集中与集聚因素间的关系。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成为后来发展的区位理论的基础，也成为产业集聚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理论基础。三是新经济地理学。随着产业集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提出了著名的D-S模型，突破了传统新古典主义框架下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固有视角。克鲁格曼（Krugman）在D-S模型的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新经济地理学更加严谨地论证了产业集聚理论，采用数学建模的方法，对区域经济学进行了完善和丰富。四是迈克尔·波特（Porter）提出的产业集聚理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产业集聚是一个稳定的竞争优势集合体，它围绕某一个特定的产业，并以此为核心吸引大量与此产业关系密切的企业和相关的服务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在一起，如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和格拉斯哥的造船业等，波特的观点更接近于产业集群的概念。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在以上四种产业集聚基础理论中，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是产业集聚理论形成的基础，而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则是对产业集聚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在关于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中，大多数国内外学者主要把视角聚焦于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产业集聚的影响要素、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与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本章我们结合所研究的问题，在阐述了产业集聚的基础理论之后，主要梳理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及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方面的国内外研究。
2.1.1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按照研究的发展性和理论的演进方向，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经历了三个演进阶段：一是古典区位理论；二是静态新经济地理理论；三是动态新经济地理理论。在实证研究方面，根据研究的方法，选择“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梳理出研究中支持产业空间集聚提高生产率增长的研究文献和不支持或者有条件支持产业集聚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文献。
（1）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理论研究
第一，古典区位理论框架下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马歇尔（1890）重点分析了产业空间集聚的集聚经济作用；F. Perroux（1955）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均衡发展，部门和地区之间因为属性的不同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强度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并称之为增长极理论；在F. Perroux之后，J. R. Boudeville（1966）继续发展了增长极理论的观点，并提出了“增长中心”的概念；相对于前两位学者的理论，G. Myrdal（1957）和A. Hirschman（1958）的理论则更加直观地提出：基于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效应，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会产生很强的边界溢出，并形成循环累积作用，进而促进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
第二，静态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P. Krugman（1991）第一个提出了包含地理经济因素的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A. J. Venables（1996）则认为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因素会影响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P. Krugman和A. J. Venables（1995）把研究视角集中于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上。他们提出：制造业企业之间的需求关联会因为中间产品而增强，使企业集聚在一起，进而进一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第三，动态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F. Englmann和U. Walz（1995）首次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而M. Philippe和G. I. P Ottaviano（1999，2001）重点研究了技术外溢效应、知识和资本等对产业集聚和内生增长的影响，真正实现了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动态化研究。在此之后，M. Fujita和J. F. Thisse（2002）则认为新经济地理模型并不能真正反映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他们指出模型中各种决定均衡变量的参数大多是外生给定的。前面的研究都基于同一假设：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而R. E. Baldwin和R. Forslid（2000）不再基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提出了运输成本会大大影响到制造业的空间分布。M. Fujita和J. F. Thisse（2003）则认为所有的产品在空间上的集聚都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在众多研究中，尤其具有创新性的是R. E. Baldwin和T. Okubo（2006）将Melitz-Style的垄断竞争模型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之中，发展出的“新”新经济地理理论。
（2）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实证研究
第一，国外相关研究。国外关于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提高的研究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的观点：一是产业集聚显著提高生产率（Y. Aberg，1973；L. Sveikauskas，1975；M. S. Fogarty, G. A. Garofalo，1988；R. Deklea, J. Eatonb，1999；T. Harris, Y. Ioannides，2000；A. Ciccone，2002；R. Capello，2002；Mario Fomi, Sergio Paba，2002；K. Desmet, M. Fafchamps，2003；Braunerhjelma, Ottaviano and Pinem，2006；Kurt Geppertetal，2006；Amp M.，H. Sato，2007；M. Andersson, C. Karlsson，2007；M. Brulhart, N. A. Mathys，2008）。二是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是有条件的：产业集聚与生产率率呈“倒U”形关系（K. Futagami & Y. Ohkusa，2003）；（M. BrUlhart, F. Sbergamiet al.，2004；Brulhart，2006；Sbergami，2009）采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通过建立各种产业集聚指标论证了产业在空间集聚上对所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间并不是单一不变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三是产业的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甚至可能是负影响。Glaeser（1992）；Bradley, Gans（1996）；G. Cainelli, R. Leoncini（1999）；D. V. Soest et al.（2002）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竞争性经济和多样性经济对产业增长有正向作用，而专业化经济对产业生产率增长则是一种阻碍；H. Vemon（2003），F. Cingano and F. Schivardi（2004）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竞争性经济和多样性经济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果均不明显，而专业化经济对产业生产率增长则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还有少数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C. Jones，1995；K. H. Midelfart，2004；Alejandro D. B.，2005；P. Rice, A. J. Venables，2006）。
第二，国内相关研究。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大部分支持产业集聚提高生产率的结论（谢作渺、赵西亮，2004；罗勇、曹丽莉，2005；张妍云，2005；范剑勇，2006；张艳、刘亮，2007；张宇、蒋殿春，2008；章元、刘修岩，2008；陈良文等，2008；赵伟、张萃，2008；刘修岩，2009；朱英明，2009；孟祺，2010；钱水土、金娇，2010；邓智团、宁岳敏，2011；熊国宝、赵果庆，2012）。也有少数学者（薄文广，2007；郑敏，2010；王丽丽，2010；徐盈之，2011；刘习平、宋德勇，2013）论证了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是有条件的。敬莉、张晓东（2013）运用空间基尼系数指标，对西北五省27个行业进行了测定，得出产业集聚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非线性相关关系的结论。张云飞（2014）和魏玮、马松昌（2013）通过对山东半岛城市群产业集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城市群内产业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取向关系，表现为“门槛效应”。
2.1.2 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
姚林如、李莉（2006）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得出：产业集聚效应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率成正比，且地区差距会随着劳动力转移率的提高而出现增长趋势。刘军、徐康宁（2008）运用实证检验验证得出：产业聚集促使工业活动在空间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工业空间演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导致了地区之间工业活动的空间变化，一个地区的产业聚集程度越高，它的工业化水平也会越高。同样的，一个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如果比较低，它的工业化进程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随后，刘军、徐康宁（2010）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空间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同时研究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他们提出：产业聚集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导致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区域差距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聚集区与非聚集区经济发展的自然落差；二是由于产业集聚效应而产生的区域之间的差异。资金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产业集聚程度的不同是产生这种差异的三个主要原因。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他们再次验证得出：中国的产业聚集增长效应呈现出“倒N”形特征，中国目前的产业聚集增长效应处于“倒N”形曲线的中间阶段。张望（2011）分析了政府公共服务与产业集聚和地区差距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明显，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2.1.3 研究评论
目前国内外关于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产业集聚的影响要素、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及产业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方面。国外研究更多关注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的产业集聚问题。我国的产业随着产业集聚进程的加快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障碍。基于这样的现实，我国学者将理论与实践研究结合起来，立足于中国的产业发展现实，基于国际化视野深入探讨以下问题：
第一，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问题。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取得一致性结论，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会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是有条件的，存在非线性的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并不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并且实证验证了这一结论。产业集聚与经济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也是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和研究的原因。
第二，产业集聚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集中研究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地关注产业空间集聚对所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关于中观层面产业集聚对地区差距影响的研究国内外都相对较少，面对目前中国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地区与地区之间差距日益增大的现状，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产业集聚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是今后研究的一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