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FDI技术溢出相关研究
外部性理论和跨国公司研究是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理论基础。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基本上是基于外部性理论的视角而被肯定的。Arrow（1962）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新投资存在溢出效应，他通过外部性理论解释了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Corden（1960）和Caves（1971）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会通过技术转移行为给当地企业和经济发展带来溢出效应。当前国内外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表现在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路径、影响因素和测度方法方面。
2.2.1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路径研究
（1）存在性研究
FDI的进入是否会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证结果上都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实证研究目前还没有定论，国际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存在正溢出效应，另一种不支持技术溢出正效应的存在，如表2-1所示。
表2-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1)
众多研究表明，FDI的进入会对东道国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FDI不仅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也会增加东道国的投资（Sadik & Bolbol，2001）。Barrell和Pain（1999）通过对欧洲四国的FDI研究发现：外资一方面会通过技术转移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同时FDI也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Blomstrom和Sjoholm（1999）也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这一结论。Borensztein等（1998）通过理论分析提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东道国本地的投资还要大，它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Dries和Swinnen（2004）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东道国当地小供应商企业会通过FDI的进入获得溢出效应，进而获得资金并实现产品质量的提高。
国内外也有很多学者认为FDI不存在溢出效应。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宏、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FDI对东道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有限，甚至在一些研究中还发现FDI不仅没有溢出效应，可能还会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产生一定的负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通过对委内瑞拉的实证研究提出FDI对委内瑞拉当地企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效应：一种是正效应，即FDI的进入会提高小企业（员工少于50人）的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另一种是负效应，即FDI的进入使同行业中中、大型的当地企业受到负面影响，使其生产率降低。FDI对当地企业总体呈现出负的溢出效应。
国内研究关于FDI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也未取得一致结论。余永泽（2012）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投资规模、技术势能与潜在市场规模对FDI技术外溢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门槛条件”，只有三者在适当值范围内，技术外溢才积极而显著，并且与技术外溢存在着“倒U”形曲线关系。林广志和孙辉煌（2013）利用我国2000—2010年各省工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所在地内资企业及其他地区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认为FDI溢出效应显著，但会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内资企业活动对地区间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张建清、毕珂伟（2014）通过Feder模型利用我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经过实证研究提出FDI可有效推动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但对各地区的溢出效应存在极大的差异。
（2）溢出路径研究
关于技术溢出效应路径的研究一度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综合各种研究观点，技术溢出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竞争效应；二是示范效应；三是培训效应。在一个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的过程中，若此跨国公司凭借的是本身在先进技术方面的优势，那么此跨国公司就有可能在向子公司转移技术的过程中通过竞争效应（Wang and Blomstrom，1992；Aitken and Harrison，1999；Ram and Zhang，2002；Bernard et al.，2003；Aghion et al.，2005）、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Fosfuri and Saggi，2002）以及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渠道（Lall，1980；Rodriguez-Clare，1996；Blomstrom and Kokko，1998；Belderbos et al.，2001；Javorcik，2004；Kugler，2006；Girma, Gorg and Pisu，2008），示范和模仿效应（Coe et al.，1997；Wang and Blomstrom，1992）等一些非市场的机制产生FDI溢出效应（Blomstrom and Kokko，1998），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孟令岩（2013）提出FDI技术溢出效应有四种溢出路径：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合作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李振、向鹏飞和黄亚琪（2014）利用我国1998—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中国汽车制造企业的影响程度。结论表明，FDI对汽车制造业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溢出效应和路径表现为：市场竞争效应>下游行业后向关联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上游行业前向关联效应。
2.2.2 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Griffiths和Sapsford（2004）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发达国家的FDI会有更大可能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而Jordaan（2005）则通过新的研究视角提出：FDI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正负很大程度上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具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学者随后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后续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有：技术差距（Heung and Lin，2004；Griffiths and Sapsford，2004；Jordaan，2005；Kokko，1994；Perez，1997；Sohinger，2005；Sadayuke，2005）、贸易政策（Balasubramanyam et al.，1996）、FDI活动特征（Lin et al.，2009；Tong，2005）、人力资本（Xu，2000；Zhao and Zhang，2010）。笔者运用Fried（2002）所提出的三阶段DEA模型对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环境和随机因素对企业间溢出效率产生的显著影响，并提出随机因素是不可控的，控制环境因素是提高企业间技术溢出效率的必然选择。还有一些研究则分析了国家或行业特征（Jefferson, Rawski and Zhang，2008；Waldkirch and Andreas，2010；Zhao and Zhang，2010）以及制度（Alfaro et al.，2004；Alfaro et al.，2009；Kwon and Chun，2009）等影响因素，而其中研究更多的最主要研究因素是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
国内关于FDI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也较多。近年来，外资进入的增加明显促进了我国产业生产率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程惠芳，2002）。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在GDP增长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90%的可能是由于FDI的进入造成的（魏后凯，2002）。FDI的进入不仅能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也是生产前沿的移动器，在中国总的技术进步比重中，FDI的贡献约有30%（姚树洁等，2006）。外资的流入拉大了我国不同区域企业技术与生产率等方面的差距，罗雨泽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不管是港澳台直接投资还是FDI，对内资企业均存在外溢效应。内外资企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技术差距，我国不同行业和区域间的技术差距也比较明显（亓朋等，2009）。通过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技术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技术溢出的最主要因素。
2.2.3 FDI技术溢出的测度方法研究
FDI作为技术扩散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学者对其从不同侧面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既有通过将FDI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量化进而直接测度FDI存在的研发溢出效应，也有通过FDI的投资份额、资本存量等间接测度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后者相对居多。我们分别从采用的实证分析模型、FDI技术溢出的直接测度和FDI技术溢出的间接测度等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关于FDI技术溢出测度方法的研究进行述评。
（1）实证分析模型
最早对FDI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是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他们取FDI、企业特征变量与其他产业环境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因变量取东道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将其纳入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通过实证检验证实FDI是否会对东道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在运行结果中，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FDI变量的系数进行判定，若FDI变量系数为正值，则说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了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再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等特征变量系数来判断这些解释变量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有多大。这一方法一度成为技术溢出效应测算的主流。后来的很多学者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拓展和修改，但是分析框架均在此模型之中进行。还有学者利用此生产函数模型来研究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Gri1iches，1992）。随着空间计量方法的引入，Anselin, Varga和ACS（1997）在检验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活动的关系时，加入了空间因素，利用技术溢出的空间滞后变量，设计了测量其与大学和相关科研单位的技术溢出关系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结论。随后，Anselin等（1997）将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与知识生产函数模型相结合并作了适当的扩展，通过数据检验得出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地理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结论。Fischer（2003）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完全分离，在实证研究时将知识生产的时滞性考虑进来，由此提出精炼知识生产函数。以上众多研究虽然采用了不同的计量模型和变量等来测量技术溢出效应，但本质上都是遵循了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回归方程的思路。
（2）FDI技术溢出的直接测度
最初提出FDI技术溢出直接测度方法的是Lichtenbereg和Pottelsberghe（1997），他们是在对CH模型（Coe & Helpman，1995）扩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考察的是输出型FDI溢出和输入型FDI的研发存量。其中输入型FDI研发存量的测量模型是：
其中，Kj是j国的固定资产总额，Iij是j国流向i国的FDI存量；
是j国国内的研发（R&D）资本存量。
式（2-2）为输出型FDI溢出的测量模型：
式（2-2）中，Kj是j国的固定资产总额；
是j国国内的研发（R&D）资本存量；Oij是i国流向j国的FDI存量。
通过以上两个模型，Lichtenbereg和Pottelsberghe（1997）对输出型FDI和输入型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提出：CH（1995）所采用的估计方法对于指标数据的选择不太科学、恰当；输入型FDI没有对东道国的技术基础产生溢出效应；输出型FDI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技术溢出。二位学者的方法在测量上看似更加科学，不过并不是很适合进行实证检验，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考察渠道过于单一，没有将国家贸易、输出型FDI和输入型FDI进行综合考察，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了改变这一缺陷，Lichtenbereg和Pottelsberghe（2001）在后续研究中，以11个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日本作为对象，重新探讨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问题。在新的研究中，他们参照了CH（1995）的做法，在实证检验本国研发资本存量、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函数关系时，加入了当地研发资本存量作为虚拟变量来考察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在新修正的模型中，将G7国家的值均设置为1，具体方法如下：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TFP指全要素生产率，SD表示本国R&D资本存量，SF表示外国R&D资本存量。αd和αf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R&D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他们还采用LP（1997）的方法构建输出型FDI和输入型FDI溢出的外国R&D资本存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输入型FDI更倾向于利用东道国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对输出国进行技术转移和扩散，而输出型FDI则是国际技术转移与扩散的重要渠道，能促进其他工业国的经济增长；对于是通过国外技术溢出还是通过进口渠道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大这个问题，基于输出型FDI，大国要高于小国。通过实证研究他们还发现，美国对日本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相比于日本向美国的溢出效应要大得多。两位学者完善了他们在1997年对OECD国家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在统一模型中同时纳入贸易和输出型FDI来进行综合实证检验。由于两位学者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提出的研究方法，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随后，Alejandro Ciruelos和Miao Wang（2004）采用下面的模型对输入型FDI溢出的国外R&D进行了实证考察。
式（2-4）中，
代表t年内以FDI衡量的国外R&D存量，RDit表示t年内j国的R&D资本存量。研究得出：FDI溢出效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异的，甚至完全不同。外资的流入显著地对20个OECD国家产生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却没有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两位学者通过进一步检验得出：FDI的溢出效应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关系，FDI技术溢出存在“门槛”，只有跨过这个门槛，外资的流入才会对东道国的企业和区域产生技术转移和溢出。
（3）FDI技术溢出的间接测度
在进行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时，没有采用前面的直接测度法，而是选择其他指标替代来进行间接测度。主要替代指标有外资企业劳动力份额、外资份额和FDI存量等。
Aitken和Harrison（1999）利用外资份额指标，通过对委内瑞拉4000家公司的实证研究，主要考察内外资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并同时研究外资对内资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在指标选择上，Keller和Yeaple（2003）利用外资子公司的就业量占总就业量份额作为测量指标，来实证研究FDI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FDI扩散效应问题。他指出，FDI会显著促进美国内资企业生产率增长，FDI溢出对美国内资企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约为11%。在两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Karpaty和Lundberg（2004）选择外企就业量作为测量指标，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FDI对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他们发现：FDI对瑞典制造业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FDI溢出效应的产生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依赖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另一方面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性质。国内研究中，秦晓钟和胡志宝（1998）采用外资企业劳动力份额和外资份额两项指标来测度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多学者采用FDI存量测算技术溢出与扩散效应。何洁和许罗丹（1999）仿照Feder（1982）的方法，将整个工业部门分为外资部门（F）和内资部门（H），采用如下模型考察技术溢出效应。
公式中，H表示东道国工业部门产量总值，Y表示中国工业产量总值，F表示外资企业工业部门产量总值，LH和LF则分别为内资部门和外资部门的资本数量。通过实证检验证实FDI会显著促进我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溢出效应。随后，何洁（2000）再次采用上述方法，基于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技术溢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存在门槛。在此基础上，潘文卿（2003）继续以FDI存量为指标，基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FDI溢出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表现不同，外资进入会明显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溢出效应为正。但FDI溢出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存在门槛。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未跨过门槛；中部地区FDI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东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却抑制了FDI的溢出效应。
2.2.4 研究评论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通过对已有实证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二是技术溢出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三是FDI溢出效应产生的微观机理研究。对于前两个层次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对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在一些案例文献中出现过，或者以经验总结的形式提到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空白，具体来说，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还存在几点问题。
第一，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观点不一。从上文对国内外关于技术溢出的存在性研究文献的梳理中可以看到，目前存在着两种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的结论：其一，FDI溢出效应不会自动产生，它是伴随着外部性存在而发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并不单纯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二，如何判定技术溢出是否对我国企业存在正效应，从哪些方面制定对应措施可更好地利用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成为目前研究的一大重点问题。
第二，在技术溢出测量上对企业技术溢出的研究较少。目前采用的技术溢出效应测量的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大多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考察技术溢出对产业或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在数据的选择方面，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比较倾向于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省、市的研究，对于从微观企业出发研究企业技术溢出的测量相对较少。在溢出方式上主要是研究FDI技术溢出，从产业或者企业集聚的角度对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少。因此，基于城市经济学的视角，立足于我国企业集群和区域发展的实际，研究我国微观企业集聚效应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而在研究过程中，如何选择测量指标、构建模型以及如何收集数据和确定影响技术溢出的因素，是实证检验方法的重点和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