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起飞条件的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完全停滞的，而是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演进的，因而马尔萨斯式的增长类型也并非在何时何地都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而言，马尔萨斯均衡是指，任何有利于收入提高的扰动都是短命的，收入高于生存水平会导致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进而造成人口—土地关系的恶化；结果是，土地压力的严峻化最终又会把人均收入拉回到仅够生存的均衡水平上。

但是，经济史学家发现，西欧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即尚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如1700年时，人均收入就显著地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了。^[13]而另一些经济史学家则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即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14]。这两种现象都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逃脱，抑或两种现象都不是，还是两者分别代表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情形呢？回答这样的问题，是破解“大分流之谜”所不可回避的。

在能够有把握地回答上述疑问之前，我们姑且放下关于导致欧洲人均收入更高以及中国形成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原因这个问题，先看看这种不期而至的更高收入水平在随后的时代所引致的一个结果——曾经出现但可能持续也可能中断的长期人口增长。

根据速水佑次郎提供的数据^[15]，在1000—1750年期间，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经历了极为缓慢的长期人口增长，其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在欧洲及其后裔居住的地区、亚洲以及非洲之间差别并不大，分别为0.13%、0.14%和0.09%。然而，随后欧洲人居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亚洲的人口增长率稳定地徘徊，而非洲一度经历较大的波动。如在1750—1850年，三个地区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73%、0.45%和0.00%。欧洲裔在19世纪末便达到其人口增长的高峰，而亚洲和非洲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当欧洲裔人口增长已经减慢的时候，才获得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例如，在1900—1990年期间，三个地区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91%、1.48%和1.69%。^[16]

按照经济发展的顺序我们可以观察到，工业革命最早在欧洲发端和传播，进而扩展到欧洲人在其他大陆的居住地区，除了拉丁美洲地区一度获得较高的发展水平后，又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及东欧一度落后外，西欧、北欧、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地区）；亚洲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率先发展之后，也得到迅速发展；非洲的发展起步较晚，目前正在加快赶超。

由此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是在人口最先得到快速增长的地区实现的。经济史学家争论最集中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尤其是中国）成为工业革命的故乡和成长地。此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如何辨别一个特定的人口增长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永久突破，还是对马尔萨斯均衡的暂时偏离。这与前述对于欧洲早期高收入现象和中国“高水平均衡陷阱”的辨别，可以说是同一个命题。

根据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7]，我们可以观察到，直到1700年，亚洲仍然生产了全世界GDP总量的61.8%，作为最大的亚洲国家，中国对世界GDP总量的贡献份额为22.3%。由于亚洲、日本和中国分别有着更大的人口份额，这个地区和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均分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幅度并不显著。在1500—1820年期间，亚洲人口增长速度略快于世界和西欧的平均水平，日本人口增长率略低，中国则显著高于世界和西欧的平均水平。

这个时期中国的GDP增长率虽然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与西欧保持大体相同的水平，由于其人口增长更快，所以到1820年，中国GDP总量虽然占到了世界的32.9%，人均GDP则不仅显著低于西欧，也进一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与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就其人均收入落后于西欧乃至世界平均水平而言，亚洲国家呈现了大致相同的轨迹。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随后的1820—1870年期间，中国的GDP和人口都陷入负增长，从此作为世界性“大分流”中处于不利一方的代表性国家，大幅度地拉开了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

如果我们把经济史学家所谓的“大分流”时期界定为1600—1950年期间^[18]，可以看到，这个分流的一端所呈现的图景是工业革命滥觞于英国，并迅速传播到西北欧和北美及至整个西方，另一端的图景则是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国家继续深陷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大分流”的主要表现便是人均GDP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从本章的目的出发，我们不拟考察人均收入的分化，而是仍然回到人口增长的差异上面来。

理解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并进行国际比较，常常会被数据显示出的不稳定甚至具有断裂性的变化所迷惑。例如，中国在1700—1820年期间人口迅速增长，远远高于西欧12个国家的平均值和亚洲的日本，然而在接下来的很长时期却又大幅度下降，甚至在1850—1870年期间为负增长（图4—1）。

图4—1 人口增长率的长期跨国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数据计算。其中，日本和中国在1850年及以前的数据和西欧数据，载[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7页；日本、中国和西欧（为12国平均数）在1870年及其后以及英国在1500年后的数据，载[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30、32、34、158页。

为了把扰动性因素从长期趋势中剔除，这里以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是否符合人口转变理论所概括的阶段性趋势作为判断标准。人口转变理论指出，在经历马尔萨斯式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之后，伴随人均收入的实质性提高，人口转变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新阶段，以至随后才会在更高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19]

这个人口转变具有本质意义并得到历史数据证实，因而特别值得强调的特征，是其起始于死亡率的稳定降低。^[20]经济史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在西欧，传统的马尔萨斯式人口抑制机制发生了变化，“农业长期歉收和传染病危害造成人口危机的现象已逐渐减少，到19世纪就几乎完全消失了”^[21]。

换句话说，只有在死亡率实质性下降的情况下，高出生率仍然保持其惯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才得以大幅度提高。我们由此可以确立以下判断准则：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人口转变就是长期符合规律的趋势，是跨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最初表现，否则便是因特殊的或者周期性的因素造成的扰动性变化，表明一个国家尚未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根据这样的判别标准，从图4—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比较的经济体之间，人口增长加速的顺序，与经济起飞的顺序完全一致。无论是就进入后马尔萨斯人口转变轨道的时间，还是就具备经济起飞条件的时间，非西方世界显著地滞后于欧洲国家，恰好构成所谓的“大分流”时代。

西欧（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人口从1700年以后便处于长期性和趋势性的上升阶段，并且因其内生性质，即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以死亡率下降为主要机制，逐步进入了人口转变的正常轨道，永久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22]

因此，这一人口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西欧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从而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才于20世纪开始显著减速。例如，库兹涅茨提供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数字，充分显示了这个变化过程和机制。^[23]自18世纪中期之后，死亡率持续下降，出生率则直到19世纪中期仍保持相对稳定，到20世纪初才显著降低，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表现为一个倒U字型的变化轨迹。

日本作为在亚洲第一个承接了工业革命薪火的国家，则是自1870年之后才开始人口的快速增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人口转变进入更高阶段，人口增长才显著减速。

中国的人口增长则经历了远为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如图4—1所示，在1700—1820年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0.85%，不仅显著高于日本（0.10%）、西欧12个国家平均水平（0.41%），甚至也高于英国（0.76%）。但是，以下理由可以使我们拒绝做出中国自那时起已经开始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判断^[24]。

首先，这个时期丁粮脱钩的做法消除了地方官员“赋随丁增”的担心，因此，多数史料显示的18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可能是实报人口的激励导致过去隐瞒的人口被暴露出来，而不完全是新的增量。

其次，从17世纪中期开始，玉米、番薯、花生等美洲农作物的引进和普及，帮助中国更充分利用了边际土地，增加了农业产量，提高了抵御灾荒的能力，对人口增长的刺激效应无疑是显著的。另一方面，这种效应虽然是逐渐地显示出来的，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一次性的。

最后，18世纪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终究未能持续，表明马尔萨斯陷阱作为一个高度稳定均衡状态的维持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从19世纪初人口增长率便开始回落，甚至一度降为负数，直到19世纪末才再次开始快速人口增长；但是，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达到最高增长率（1910—192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1.1%）之后再一次回落。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口增长类型是：完全遵循了人口转变规律，并且以大大快于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完整周期。与此同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