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指出：“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确实，古代天文学作为古代世界文明共同体的一种共享的专门知识，在不同的古代文明之间进行着交流和传播。

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沿着丝绸之路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域外天文学输入：汉唐时期随佛教传入的印度、巴比伦和希腊天文学；元明之际传入的阿拉伯天文学；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方古典天文学。其中以汉唐时期输入的域外天文学历时最为久远，内容最为丰富多样，影响更为深远而广泛。而唐代又是域外天文学输入最为集中和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该时期输入的天文学内容在汉译佛经、官方史书、敦煌文献以及其他典籍中有较为完整的保存，本书将对这些天文学内容展开详细的梳理和考察，对它们在中国本土天文学中所产生的影响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有助于阐发丝绸之路所承载的中外科学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意义。

为了方便读者对全书有一个大致了解，在此先对本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做一概述。

第一章以发生在唐代的一桩历法史上的公案——《大衍》写《九执》——作为引子，以引出本书所关注的唐代域外天文学这一话题。本章在征引大量有关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从分析“《大衍》写《九执》”一案发生时的天文历算“人际关系现场”和“学术现场”出发，论证了中唐时期印度天文学在我官方天文学机构中的重要影响和《九执历》在当时历算学界的强势地位，阐明了瞿昙譔等提出指控的真正原因在于《大衍历》没有完整地“抄袭”《九执历》。最后指出瞿昙譔等提出指控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印度天文学在唐代官方天文学中的地位，而朝廷对该公案的判决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后中国传统历法对印度历法中先进成分的吸收；同时指出该项指控还反映了南宫说、陈玄景等一些职业天文历算学家设法维护他们所代表的官方天文历算机构之正统地位的意图。

在对《大衍》写《九执》公案进行了详细解读之后，本书的以后章节提出了如下问题：在唐代高度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域外天文学知识是通过哪些途径传入中国的？都有些什么内容？至今还保存下来多少？对中国本土天文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其中第二章是关于传播路径和传播中介方面的介绍，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传播内容的分析和讨论；第六章讨论了印度天文学传播和传承的一种方式；第七章、第八章属于传播效果方面的论述；第九章对全书的讨论做了一个总结和展望。

第二章交代了唐代域外天文学来华的中外交流大背景：即唐代域外天文学主要是以佛教东传和佛经汉译为中介传播到中国。本章先介绍了佛教来华的路径，然后进一步探讨了佛经翻译和佛经天文学的输入，最后特别探讨了唐代密教经典的翻译与唐代域外天文学的特殊关系。

第三章分析了《佛藏》密教部经典中天文学内容的保存目的和保存方式，并以具体事例为支撑讨论了密教部经典中天文学内容的分布和分类情况。唐代域外天文学的输入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通过佛经的翻译；二是精通天文的域外人员直接入仕唐代官方的天文机构；三是具有域外背景的民间术士掌握的外来星命学中夹带的天文知识。其中以第一种方式传入的外来天文学资料最为丰富。本章对唐代所编译的密教天文学资料和内容进行了一次全景式呈现。

第四章专论《七曜攘灾诀》，该件是现存汉译佛经中数理天文学资料最集中的一种，其中的五星历表和罗睺、计都历表是非常难得的古代数理天文学资料。本章对这些珍贵的天文学资料以及它们的来源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还阐发了《七曜攘灾诀》作为古代东西文化交流传播的一个极好例证的重要意义。

第五章以密教经典《梵天火罗九曜》为例分析了来华印度星占学在唐代的传播和实践。首先探讨了该件的性质、内容、构成等，证实其为一部包含不少印度天文学内容的典型密教占星术经典。然后根据经文中提供的相关证据，用天文方法推算了该经的写作年代不晚于公元751年。并推断该经正文的主要内容极有可能出自一行的手笔或传授，但部分内容出于后人补述。另外，该文还对该经作为天文学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和融合之证据的重要意义作了深入阐发。

第六章通过对“五通仙人”一词的考释来探讨印度天文学的传承和传播。仕唐印度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在奉旨翻译的《九执历》开篇作按语说“九执历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习传授”。历来对于“五通仙人”一词或有误解，或对其理解未能透彻。本章从汉译佛经中频繁使用“五通仙人”一词时所呈现的专门语境出发，并结合历史上印度天文学的“承习传授”特点来加以论证，以揭示“五通仙人”一词的真实含义，并由此揭示中国与印度古代天文学的不同传承风格，并进一步阐发《九执历》在中外天文学交流与比较研究中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第七章以印度近距历元来华为例来讨论印度天文学在华的影响。首先阐明了在印度古代的天文计算和历表编制中经常使用近距历元，然后证明了印度古代的近距历元概念曾经在中唐时期传入中土，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外来历元概念对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置元方法所产生的影响，并对中国传统历法何以顽强地排斥近距历元这一现象作了讨论。然后本章以《符天历》历元为例，通过考察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提出《符天历》历元的确切日期为显庆五年庚申岁正月壬寅雨水合朔，该雨水为定气而不是一般认为的平气，对应公元日期为660年2月16日，对应的儒略日序为1962169；解决了历来部分学者以为的《符天历》历元“气朔不合”与文献记载《符天历》历元“气朔相合”之间的矛盾；并引用了几则与《符天历》有关的传世星占文献和出土历日资料中的积日数据对前述结论加以讨论和验证，从而为近距历元在华的流传和影响提供了一个确切例证。

第八章以外来天文概念罗睺、计都的汉化和含义变迁为例探讨了本土文化对外来天文学的吸收和排斥的双重态度。本章首先从唐宋之际的佛、道两教文献中有关罗睺、计都、九曜和十一曜的资料出发，梳理了罗睺和计都这两个印度天文概念随密教经典被译成中文、并被星占符号化的过程，探讨了中国本土文化对罗睺、计都所采取的既吸收又排斥的双重态度，以及罗、计天文含义发生变化的可能原因。考察了源自密教星占术的九曜概念和它们的天文含义，然后通过对唐末五代的九曜醮词、罗天醮词等文献的解读，确认了对九曜和月孛的崇拜已经成为当时道教醮仪的组成部分；对宋元学者认为的十一曜源自《聿斯经》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十一曜星命学是由中国本土术士在九曜星命学的基础上融合了本土天神崇拜后改造而成；文章还指出宋真宗崇道刺激了十一曜星神崇拜的流行，民间术士和官方历算家都为这种流行的信仰提供了技术支持。最后分析了明代中国本土学者从理学、明清之际西学持有者从历学这两个层面展开的对四余概念的质疑以及删除紫气主张的提出。可以说本章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文明探方”，可据此探查历史上外来文化影响本土文化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一个研究项目真要做到没有问题可做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一个好的研究题目，应该而且必须能开发出进一步可研究的题目。所以本书第九章“余论”在进一步阐发本项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余，探讨了几个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土传统天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外来的天文学？密教星占学有无可能和怎样刺激了中国本土数术系统的发展和算命体系的形成？密教天文学和星占学对中国本土一般文化的影响如何？对密教天文学中的一些概念和内容如何进一步追溯它们的源头和追寻它们的流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解答可进一步完善对中西方之间天文学及星占学在历史上的交流互动这样一幅大图景的全面了解。

从研究方法而言，本书综合运用了天文学史、历史学、语言学、佛学、文献学、训诂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立足于扎实的文献考据，并结合现代天体力学和天体测量学知识，对相关天文数表和天象进行验算。结果证明这种将天文学史学科内部的各种知识与天文学史学科外部的各科知识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一般称之为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非常适合于本项目的研究的。

本书的出版推进了唐代域外来华天文学和中外科学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或可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如敦煌遗书中的数术、禄命体系的研究有赖于对相关域外来华天文学和星占学的全面了解。

本项研究受到2015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的资助，立项项目名称是“唐代中外天文学的交流与比较研究”，在此表示感谢。结项有时限，研究无止境。书中必定还有不少错误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欢迎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钮卫星

2018-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