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与当前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奇怪的战败》中曾写道，“不熟悉现在，就不可能了解过去”，而没有历史学家的熟悉情况、“批判意见”和“评论”，我们也很难了解现在。正如赫尔德提到18世纪政治科学时所言，历史学家的关注是远距离的，是一种“敏锐的视角”。但是它并非一个没有来由的视角。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透过他的小窗看到了“一幅有草坪、森林和远山的巨大景观”，他试着“至少靠想象”将自己置于一个从其中能够看见他自己的位置的地方。与斯密一样，历史学家必须去观察和评论他自己的“锐利的目光”。

本书将会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涉及当下。我会试着去评论现在的某些对18世纪的思想，尤其是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运用；我也会试着去评论在之后的政治争论中斯密与孔多塞的思想所适用的某些要求。这本书不是一部关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接受启蒙思想的历史。但是，它在一些方面受到这些接受方式（以及对这些方式的接受）的影响。我相信，在18世纪的背景之下来看待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抛弃现在已不流行的用过去来解释现在的可能性。将过去的著作还原于当时的背景下来看待——例如，在对教会与行会的财产进行争论的背景下，或是在有关关税与消费税的立法的背景下，或是在思想进步的理论的背景下来研究18世纪晚期的经济争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争论，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争论对当前的重要性。

我不妨来做一个坚定的断言。某些18世纪晚期的争论对于21世纪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它们仍然是我们当前的争论焦点。它们并非是那种随着时代而不断重复的争论，也不是能够启发当代的争论。它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争论。与过去的历史背景一样，它们也是我们的历史背景的一部分。人们生活在多重环境中是可能的，而这正是休谟的期望。在这种多重环境下，一个人会受到他生活的地点、他的朋友圈、他所在国家的体制、他所听的音乐以及他的哲学品位的影响。而社会也有许多种人生。因此，在21世纪初，可以将我们当代的争论置于许多不同的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背景延伸到更远的时间范围。这些争论以不同的速度展开，并在不同的时期存续。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写的那样，很受喜爱的外衣会穿上一年，时尚的家具会用上五至六年，设计良好的建筑会矗立许多个世纪，而一首好诗可以永世长存。

从字面意思上看，我们现在的环境与18世纪晚期的政治经济学的环境是一样的，至少我们共享一些众所周知的文本和立宪文本。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文献在众多国家中仍然是大部分公众生活的文本。托马斯·潘恩翻译的1789年的《人权宣言》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的宣言，最终确立了“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人权宣言》就是二战后和解协定的共同权利的基础。一些18世纪晚期的机构与体制仍在使用中，其他的机构明确使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件与原则。

再举一个不同的例子。非常笼统地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大联盟时期在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中保持不变。按照潘恩或孔多塞的政治观点，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政治主张以及人权与财产权的政治主张是与宪政改革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大革命中的事件破坏了市场自由的支持者与革命自由的支持者之间的政治联盟的可能性。到18世纪90年代末期，至少在英、法两国中，经济的与政治的“自由党”的明显联盟是与“保守的”大革命的反对者的立场一致的。在渐进改革与暴力革命这对矛盾中，自由党人是拥护渐进与协商一致的；在个人财产自由与暴力剥夺这对矛盾中，他们是拥护财产权的。自从那时起，这种骑墙作风就开始持续了；它至少持续到欧洲革命时代的最终终结，伴随着在东欧和俄国的共产主义势力被推翻。

在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中也存在着长时间持续的争论，而我也主要着眼于这些争论。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争论涉及那些有自己理论的人们的政治理论。启蒙思想的共同意向的观点，抑或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好辩的、理论化的生活方式（它也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在过去的250年间已经成为几乎未间断的讨论的主题。本书正是对这一持续讨论一个贡献。也正是在这一持续讨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往昔历史（或者早期触发的现代问题）似乎阐明了我们当代的争论。

总体而言，困难在于对复杂而又自我知觉的生活的刻画。通过反省与想象，众所周知，人有着不一样的、相互矛盾的欲望；人有需求，也有着关于需求的看法；人有着政治情操、经济情操和思想情操；人渴望得到商品与权力，也想要避免烦恼。在某个人的生活中，或是在俄狄浦斯的悲剧中，或是在伏尔泰的传记中，我们很容易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描述所有的这些。而对于开明的政治理论家而言，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去刻画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看法、理论和相互矛盾且又不断变化的欲望，并且勾勒出关于无数单独的个体的情操和思考的“系统”观点。

在斯密去世前不久才出版的第六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在末尾添加了最后几段文字。其中的一段是他描写的“有条理的人”的美妙片段。他写道，“他设想着他能够轻松地安排一个庞大社会中的不同成员，就像是高手能够部署棋盘上不同部分的棋子那样轻松。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并非每一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这是帝国与王室改革家的一个特征；它也是，或能够成为人类社会理论家的特征。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行动原则，那么很难将他们的联合看作一个系统或一个社会。若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行动原则，那么这个系统太简单了；它丝毫没有使人们生活方式的精妙之处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若每个人都有一套社会的理论或是关于其他人行动原则的看法，那么这个系统必定是一个关于持有理论的人的理论。

18世纪晚期的争论现在看来尤其引人回味，这是因为它们发生在一个对于有着自觉意识的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期望都十分生疏的时代，一个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界限、经济情操与政治情操之间的界限仍在不断变化着的时代。也就是说，它们是19世纪早期经济思想系统化的前身，是极度自制的前身。而政治经济学正是借此将自己定义为（用1836年约翰·斯图亚特·米勒的话来形容）“仅仅被看作渴望拥有财富的人类的科学……它完全消除了所有其他的人类激情或动机”。这些早期的争论或多或少地涉及经济中的国民，他们有时通过买进商品来实现其目标，有时通过试图影响规章来实现目标，还有时通过寻求与官员之间的友谊来实现目标；而他们的目标有时是变得富裕，有时是复仇，还有时是生活在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中。

18世纪的争论耐人寻味，还因为它们发生在一个情操与目标都在迅速变化中（或者至少认为是迅速变化中）的时代。崔斯坦（Tristan）在1834年和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一次交谈中说道，“所有的世纪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变迁的世纪”。但是，与20世纪末期一样，18世纪的后半部分是一个对经济生活中的规则、标准与机构的变化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痴迷的时期。它已不是一个像米勒所说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那样的时期。在那个时代，人们会说“正式的大论战”已经在一个又一个主题中终止了，工业似乎进入“一个显然不景气的阶段”，人们只做适宜的事情；在那个时代，人们会说“除了约定俗成的事情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意愿”。而令杜尔哥、斯密与孔多塞如此担忧的变化着的法理是这一种趋势的一个例证，经济规章的迅速改变也是例证之一。在这样一个时期，必须思考经济生活中的是非感，并形成关于经济政策的持续变化的预期的人，并非只有理论家。

鉴于上述全部原因，我的建议是：18世纪晚期的经济思想，包括关于启蒙思想的意向，在政治理论、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方面的确能够使目前的争论更为清楚明了。因为最笼统地说，原有的争论涉及两个大而持久的难题。一个难题是与利己的国民对规则的寻求有关，尤其是与存在经济利益的国民寻求改变政治规章与准则有关，还与金钱转变成权力（包括影响规则的权力）有关。另一个难题与公众舆论和公众教导有关；也与人们自己试着去影响规则的倾向有关，还与其他人影响这一倾向的权力有关。我们将会发现，对斯密和孔多塞而言，这两个难题一直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生存于不确定性之中的难题。它们也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