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忠诚
那是一九三五年，甲午战败四十年后，周作人写道：
普通讲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爱国。日本自己固然如此说，如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的第一项便是这个，西洋人也大抵如此，小泉八云的各种著书，法国诗人古修的《日本的印象》都是这样说法。我以前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一时的习性，不能说是国民性。据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说，日本古来无忠孝二语，至今还是借用汉语，有时“忠”训读作Tada，原义也只是“正”耳，因此可知这忠君之德亦是后起，至于现今被西洋人所艳称的忠义那更是德川幕府以后的产物了。
先说下训读与音读。日本从大陆拿来汉字，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连字带音都拿来，模仿本家的读法，即音读；再是只拿来字，读若相同或相似意思的日本语，即训读。例：山字训读为yama，音读为san。汉语的发音因地或因时而有变，先后传入日本，以致一字多音。若音读分不清哪个字，例如山和三，不妨用训读来明确。中文则一音多字，譬如网上见一句诗“当年忠贞为国酬”，这酬字也有作愁或筹，莫衷一是。网上还流传短文，全篇用字几乎读一个音，惊叹之余，也不禁怀疑这正是汉语的短处。一般来说，某词语只有音读而没有训读，是因为日本原没有那事物，例如马，只有音读，起码在陈寿写《三国志》的年代，“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周作人也举过例子：“茶字本系音读字，唯因日本原无此物，即无此训。”
要说的是忠。周作人所言距今已有八十年，但说及日本人，我们还是不由得想到他们的忠。忠，确实“算不得一国的特性”，不过是政治的煽动与训练，哪怕到了三忠于四无限的程度，也只是“一时的习性”，树倒猢狲散。你方唱罢我登场，哪朝哪代当权者都威逼利诱民众献忠心，于是忠字连成串，就持续不断似的了。西洋以及东洋所称羡的日本人忠君以及忠义之德究竟起于何时呢？
唐纳德·金是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写过日本文学史等著作，名气大大的。三年前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他迅即以九十高龄入籍，永住日本，把西式姓名倒过来写，用汉字谐音为“鬼怒鸣门”（两处地名）。他说：
读日本史，从源平时代到战国时代有各种各样的会战，到底靠什么决出胜负呢？好像是背叛。要是在中国，那就是我方按孙子兵法进攻，方法巧妙，所以获胜。可是在日本，好像最具决定性的瞬间差不多都是有叛徒，由于倒戈投敌，或胜或败。坛浦之战或者关原之战不都是这样吗？对于日本人打仗的取胜方法、落败态度，我难以理解。
我们也不禁跟着唐纳德·金诧异：“如果日本完全没有‘忠义’的观念，那就不大惊奇，可是在‘忠义’被格外喧嚷的国家老是有叛变，不是很奇怪吗？”
坛浦之战和关原之战是两场世纪之战，决定了历史走向。套一句被说得俗不可耐的话，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倘若假设，假设没发生过这两场战争，今日日本会什么样呢？坛浦属于山口县下关（古称赤马关），是关门海峡最窄处，一桥飞架，桥边立一块石碑，上书“坛浦古战场址”。当年李鸿章就是在这附近签署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让日本立马富国，得以强兵，打赢了下一场日俄战争。这是后话。
平安时代（八世纪末～十二世纪末，我大唐至南宋年间）末叶，贵族权势式微。武士本来是贵族社会的雇佣兵，乘乱世兴起，形成源氏和平氏两大武装集团。源义朝被平清盛击败，其子源赖朝年少，免于一死。平清盛逐渐掌控了朝政，嫁女给天皇生子，三岁就拿他逼宫继位，是为安德天皇。此举招致内乱，雌伏二十年的源赖朝乘机起兵，各地响应。平氏逃离京都，源赖朝的弟弟源义经领兵追杀，一一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两军在坛浦决战。平氏曾垄断与宋朝的贸易，水军横行濑户内海，而以东日本为据点的源氏几乎没有水军，海上决战处于劣势。平家军有八百艘船，源家军只有三百艘，源义经策反与平氏联姻的熊野水军。决战在即，熊野水军二百艘船投奔源家军。平家军主力阿波水军见战局有利于源氏，三百艘船阵前倒戈。平家军大乱，祖母见大势已去，抱着八岁的安德天皇投海，找波涛底下的都城去了。平氏灭亡。或许接受了平氏贵族化的教训，源赖朝远离朝廷，在镰仓开设幕府，执掌天下，一部日本史从此按幕府划分时期。
源赖朝笼络武士，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法：跟着我，立下战功就分给你土地。主君给家臣以恩惠、保护叫“御恩”。以往武士开垦了土地也要归贵族所有，现在能属于自己了，为御恩而跟从。家臣为主君服务、效忠叫“奉公”。御恩与奉公构成了主从关系，并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贯穿于武士社会。史学家家永三郎主张，这是一种交换关系，主子施恩于仆从，仆从效力于主子。与欧洲封建制相比，主从之间对等性和双务性很稀薄。奉公是义务，以上阵赴死为第一，平时则忠勤，如警卫、修建。论功行赏，先有奉公之功，才会有御恩之赏，两者并不是平行。有“司马史观”之称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这样说：“说狗的忠不大好，但对于直接给它吃食的人，或者那家的主人，狗是效忠的，对外人就吠叫。这大体是镰仓武士的忠的原型吧。变成了江户武士以后，儒教的忠的内容就非常繁难了，但战国时代很难找到忠的思想。”
一六〇〇年九月十五日，德川家康统帅的东军与石田三成的西军在关原（今岐阜县西南端）进行了一场决战，史称“关原之战”。司马辽太郎常爱讲一个故事。明治十八年日本设立德国式的总参谋部，邀请一位德国陆军参谋访日，领他游览关原古战场。参谋大致听了两军的布阵，认为“石田一方胜”。日本人说：“不，石田一方败了。”参谋官说：“那怎么可能！从布阵来看，石田一方是胜利的态势，为什么败了呢？”日本人说明了幕后活动。参谋官说：那就没法子了。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相继丧命，轮到了德川家康争霸天下。石田三成以家康无视秀吉托孤的六岁儿子秀赖为名，起兵膺惩，是为西军。以江户为据点的德川军为东军。秀吉的旧臣并不忠于他的遗训，东西双方先就展开了一场幕后拉拢战。家康给一百零八个武将写了信，约定施恩封地，有九十九个愿意效忠。三成也写信，却只能晓以奉公的大义，不能替秀赖诱以御恩。家康要攻陷三成据守的大垣城并非易事，这时西军的小早川秀秋派来了使者。秀秋是秀吉的养子，秀吉有了儿子秀赖冷落了他。家康拒而不见。秀秋第三次遣使，家康允诺事成之后封给他两国领地。翌日决战，但家康之子秀忠率领的主力迟迟不到，家康手下只有些反三成的乌合之众，不足以信赖。幸而身为西军统帅的毛利辉元遣使密告：虽不能反戈，但也不在阵前为敌，于是相约战后不改变毛利家领地。家康只能赌一把，率七万大军与三成在关原对阵，三成的八万大军中毛利的三万兵马驻足不动，小早川也只是观望。战局陷入胶着状态，德川下令向小早川阵地开火，小早川这才定下心临阵倒戈，率万余军队从侧面攻打西军。西军大败。关原之战在世界历史上也算是一场大战役，但上午西军胜，下午东军胜，作为战役没什么看点，小早川秀秋摇摆于东西之间更像是一场活报剧。家康得胜后重新分封领地，建立德川政治体制，奠定德川幕府二百六十年的基业。
战后小早川秀秋赶紧给自己的名字改为秀诠，“诠”读若“秋”，换字不换音，或许有换汤不换药之意。传说冷不防被他击溃的武将大谷吉继自刎之际，大骂小早川人面兽心，变厉鬼作祟三年。翌年小早川一命呜呼，享年二十一。江户年间绘师月冈芳年给小早川画了一幅浮世绘，只见他惊回首，身后立着一厉鬼。小早川墓在冈山的瑞云寺，一九七〇年出生的史学家矶田道史上小学的时候去看过，杂草丛生。冈山本来是受命于丰臣秀吉的赞襄政务顾命五大臣之一宇喜多秀家的领地，小早川反戈一击有功，受封为城主，旅游指南上说他在短短时间里颇有政绩，但那些沦为浪人的宇喜多家臣对他要恨之入骨吧。如今瑞云寺焕然一新，新立石柱上镌刻着“冈山城主小早川秀秋公菩提寺”。难怪司马辽太郎说：“会战最激烈的阶段必出叛徒，那些叛徒会千秋万代被当作叛徒谴责吗？不会的。”
江户时代诸侯国叫藩，藩的武士叫藩士。藩士是藩主的家臣，依附于藩主，被束缚在藩的领地之内，不能像孔夫子那样周游列国，到处找主子。若擅自离藩出走，脱离主从关系，将惩之以放逐，不仅没收世袭的俸禄、房产等，而且传檄各藩，列明罪状，不得录用或招募。对武士的刑罚，最重的是切腹，其次是放逐。江户时代有一个平贺源内，高松藩的下级武士之子，二十六岁时告病，被许可脱藩，成为浪人；浪人不再隶属于藩主，丧失庇护，变成丧家犬。平贺把户主让给妹夫，去江户学本草学。所谓本草学，不限于药学，进而发展为博物学。著有《物类品骘》，依据《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中国典籍，已带有转向西方博物学的迹象。学有所成，高松藩又召回他。几年后再度走人，藩府对他处以放逐。哪藩都不用他，放浪一辈子，生活困苦，本草学上也终未大成。盛夏的一天吃烤鳗鱼，防治苦夏，传说就是他给店家出的推销策略，市面上竞相效法，流为习俗。这种放逐的惩罚令武士胆寒，不敢跳槽也无槽可跳，看上去就像尽忠于一个藩主。日本上班族大都啃一个公司，吊死在一棵树上，或许根源即在此。
江户时代还有个“参勤交待”制度，大大小小的藩主按期轮番到江户伺候一年半载，由此确认并确立御恩与奉公的主从关系，集权于幕府。忠君不忠义，主子让他杀人就杀人，更没有舍身取义的观念。江户时代儒教在一定程度上把武士对主君（藩主）的个人性忠诚（忠君）转换为对“天道”“天命”之类思想性原理的忠诚（忠义），主从关系趋于非人格化，渐变为君臣的身份性、制度性服从关系。对于无德君主的“反叛”正当化，成为明治维新的一个导火索。
白河法皇（天皇让位，削发为僧，叫法皇）严禁杀生，听说平氏的家人加藤大夫成家无视禁令玩鹰，命有司处置。成家说：违背主人平忠盛的命令，就会被处以重罚。源氏、平氏所谓重罚是斩首。若违背敕命，不过是监禁、流放罢了。对主子绝对顺从，这种主从关系超过了父子，孝也就不复存在。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指出：武士的主从关系是“直接的、感觉的人格性相互关系”，是“私谊关系”。那完全是“以对主君的人格性忠诚为轴心的私党性团结”，是对顶头上司或主君的献身或忠诚，不是被更上级、更高层次的统治关系直接包摄的，也就是不忠于天皇。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家言听来大概更生动易懂，他说：“这很有意思。忠这东西只是在直接领薪水的主子和仆从之间成立。例如，德川将军家和萨摩的岛津家之间建立了形式上的主从关系，但那个时代的一般人不认为德川家和岛津家有主从关系，只认为岛津家加入了德川系统。就像子公司，没有对母公司的忠诚心，时代、时势到了就推翻德川幕府。不过，对于萨摩的武士来说，对岛津领主必须忠。那种忠也比较复杂，并没有画上画的那样忠。”小团伙加入大团伙，小团伙的兄弟只是对小团伙的头目忠诚，不忠诚于大团伙的头目。比起天皇来，日本人更尽忠于给他发薪水的老板。
幕末的志士们把忠诚的对象从藩主变为天皇，很是苦恼了一番。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把对藩主的忠诚切换为对天皇的忠诚，而是促使藩主转向尊王，这就能忠孝两全——忠于天皇，“孝”于藩主。为使忠诚心集中于天皇，必须否定人格性主从关系的观念。一九〇〇年前后，现实中旧武士阶级的生活态度、规范意识趋于衰亡，却兴起被美化的山寨版武士道热，与随着日中、日俄两场战争而高涨的军国热合流。“忠君爱国”变成全民的武士道意识，这个君不再是藩主，而是天皇。忠君就是把封建时代武士对主君的人格性忠诚延长到天皇身上，而爱国，这是明治年间才产生的词语，得到了近代市民的支持。武士的忠心基于直接的人际关系，近代的爱国之心基于统治关系，忠君与爱国实质上互相抵触。一九四五年战败投降后，对天皇的忠诚几乎大部分又退回到忠于藩主，这回的藩主是公司老板了。
忠是顺从的代名词。不同于君臣，主从关系更具有私人性，虽然对主子的奉公也会转化为对权力或体制的忠诚。这种私人性的主从关系迄今在日本也随处可见，如传统艺能、手工艺以及黑社会。伦理学家和辻哲郎认为武士社会的主从关系是对君主的献身道德，克服利己主义，实现无我。不过，他所依据的资料全部是文学作品，把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作了现实的武士社会习惯，过度美化。正因为现实中净是些装作献身的利己行为，无私之类的描写才产生文学效果，打动人心。实际上，人们对于武士之忠的认识基本上得自历史小说、武士小说以及影视剧，大半是想象的幻影。不仅日本人自己大加美化，我们的影视也帮着美化。日本人何曾那么忠，动不动拿刀切肚皮来着？全国上下齐刷刷转向，向美国大兵投降，欢迎被占领，真的是听从昭和天皇的一纸广播吗？只怕是人们早就厌战，心里早已不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