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就必须……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1]（P194-195）。根据劳动价值论的这一基本观点，既然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创造的源泉，那么在不同产业部门的等量资本中，投向劳动力商品的可变资本的比例越大，剩余价值就越多，利润率也就越高。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不同产业部门中，不论实际的资本构成如何，在一定时期内等量资本得到的仅仅是平均的、等额的利润。这一问题从古典经济学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理论史上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尤其是在李嘉图之后，更是出现了一股瓦解和放弃劳动价值学说的趋势。[2]（P39-40）可以说，能否说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问题，成为检验劳动价值学说的一块“试金石”。为破解这一难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前两篇先后提出了“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化”和“利润向平均利润转化”以及“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理论。他说：“使生产价格成为价值的单纯转化形式，或者使利润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单纯部分，不过这些部分……是按照每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量的比例来分配的”[3]（P194）。

然而，就在第三卷出版后的不久，庞巴维克便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自相矛盾，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2]（P44）1907年，博特凯维茨把价值体系作为已知物，以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偏移率为媒介，通过线性方程组的求解引出生产价格体系。[2]（P73）然而，方程组求解的结果显示两个总量相等的等式，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不能同时成立。这就是博特凯维茨提出的“转形问题”。此后，温特尼茨、米克、塞顿等学者先后展开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在引进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的情况下，马克思的转形理论只有在所有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是均等的这种极为有限的场合下才成立”[2]（P109）。而另外一些学者如森岛通夫、置盐信雄、克里曼等，努力证明两个“总量相等”的等式是同时成立的。[4]在国内学者中，白暴力、沈民鸣、吕昌会、张理智、张忠仁、冯金华等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解法。[4][5][6][7][8][9]其中，丁堡骏明确地指出博特凯维茨方程中的两个偏移率是不同的，从而为破解博特凯维茨转形问题点明了关键一环。[10]他在生产价格总和等于价值总和的证明中，指出时间序列的某一期下二者之间的差额正是上一期价值转形体系下剩余价值分配的结果，并基于此证明了在整个动态过程中二者总是相等的。[10]总体来看，很多国外学者在谈到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时，都不会回避博特凯维茨提出的“转形问题”，而由于这一问题总是在争论之中，尚没有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因而很多学者始终认为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是不成功的。[11][12]

对于两个“总量相等”的等式来说，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直接通过逻辑推导而来，并没有像博特凯维茨及其后续诸多学者所研究的那样建立大量的初等代数方程、差分方程、矩阵方程组。那么马克思提出的两个“总量相等”的等式，到底有什么样的依据？并且，基于两个“总量相等”的等式，“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内涵？本章将绕过以往学者基于博特凯维茨方程组的传统研究思路，站在不同的角度，在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证明两个“总量相等”的等式是同时成立的，并分析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