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李二曲被称为海内大儒，他与同时期的孙夏峰、黄梨洲并称为三大儒。但由于种种原因，李二曲的道德教育思想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为了更好地研究李二曲的道德教育思想，首先必须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一）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

1．悔过自新说

（1）悔过自新说的内涵

吴开流（1982）认为，李二曲存心复性的认识论以悔过自新说为基础并且从属于它。刘蔚华（1996）等认为，李二曲主张反省、检点身心过失，以恢复人的至善本性；同时又强调振兴礼义廉耻的纲常伦理，以达到倡道救世的社会目的。罗炽（1997）等认为，李二曲“悔过自新”的心性修养论阐释的是宋明理学家的道德修养功夫，旨在教人去除人欲，使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成圣成贤。俞秀玲（2002）认为，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以“有过则改”为立论依据，以“入德之门”为德育功能，以“立人之本”为形上追求。方光华（2007）等在《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中指出，“过”指身心过失，“新”指复性。人难免有身心过失，修存之道就在于“悔过”与“复性”。陈张林（2010）在其博士论文《李二曲思想研究》中指出，过，即过失，包括身过和心过；悔过，包括思过和改过；新，则是恢复本体；自新，即自识天然本面而恢复其本初。郑小升（2010）等从起点、立足点、功夫、动力和目标等方面阐述了李二曲悔过自新说的内容。从上述可以看出，学术界主要对“过”与“新”作了区分，其中“过”指身心之过，“新”则指恢复本初的善性。

（2）悔过自新说的思想渊源

刘蔚华（1996）等认为，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来源于性善论，苗润田、吴开流、陈张林和房秀丽等均持此观点。黄钊（2006）等认为，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主要是对孟子“求其放心”、朱熹“革欲复理”，以及王阳明“致良知”等各种形式的“反省内求”学说的融会贯通与继承发展。张波（2011）认为，李二曲在承接横渠、程朱有关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学说的同时，汲取了陆王以情欲、环境阐述“恶”的理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悔过自新”说。吴宗琴亦同意此观点。综上所述，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主要源于孟子“求其放心”、朱熹“革欲复理”以及王阳明“致良知”，即对孔孟原儒、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等学说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3）悔过自新说的实现路径

刘蔚华（1996）等认为，李二曲悔过自新说的实现途径，乃陆王心学所强调的先立本心致其良知的理论。黄钊（2006）等指出，实现悔过自新，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实践；第二，要从起心动念处下功夫，应时时切己自反；第三，要切实做到“慎独”；第四，要认识到“悔过自新”是一个长期的道德修养过程。房秀丽（2006）亦赞同此观点，并指出悔过自新需要转念和慎独的工夫。综合各家之言，悔过自新说倡导人们从本心入手，是一种内在的返本归新。

（4）悔过自新说的现实价值

黄钊（2006）在《儒家德育学说论纲》中指出，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启迪人们从内心深处正确认识并自觉改正过失。在道德修养过程中，人们需要在日用常行上下功夫，正确认识思想改造的艰巨性，继承和发扬“慎独”的传统美德。总之，悔过自新说要求人们在日用常行中约束自己的言行，尤其在独处时更要坚守内心的道德信念，时常反省过失，并及时改正以归于日新之路。这便是悔过自新说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一。

2．明体适用说

（1）明体适用说的内涵

侯外庐（1956）认为，李二曲明体适用的二元论，表面上看是平行的论列，但从思想内容上来看，“明体”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理学的余绪，“适用”则对理学进行了反面的修正。陈祖武（1992）在《清初学术思辨录》中称，李二曲的明体适用说是一种经世实学，主要突出的是儒学的经世思想。田文棠（1998）指出，李二曲所谓“明体”，多指道德修养的空泛内容；所谓“适用”，则指经世致用的具体方法。陈张林（2010）指出，明体适用说包含了“识心悟性”和“开物成务，康济群生”两个方面。方光华（2010）等指出，“明体”是理学家所说的心性修养，“适用”则是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二者是统一的。“明体”必须“适用”, “适用”也必须以明体为依据。就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和“明体适用”说而言，前者是后者的“明体”部分，二者并行不悖。综上所述，“明体”主要指心性修养，“适用”则是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方法。

（2）明体适用说的实现路径

苗润田（1998）认为，要建立明体适用之学，首先必须读明体适用之书。田文棠（1998）指出，为了强调适用，李二曲还提出了躬行。在李二曲看来，一个人一生只要能踏踏实实干几件事，即使他终身无所议论、无所著述，亦不妨碍其成为有所作为的“君子”。吴宗琴（2010）在《李二曲理学思想探析》中指出：其一，李二曲主张通过“讲学”来宣传“明体适用”思想；其二，李二曲提倡人们读“明体适用”之书，让人们明白何为“明体”、何为“适用”；其三，对于其“明体适用”思想，李二曲不仅仅停留在对这一理论的宣扬上，企图以此来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他更主张人们要学以致用，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一主张，以达到影响民众、改造社会的目的，最终将理论落到实处。由此看来，人们应当从阅读明体适用之书入手，同时不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3）明体适用说的历史价值

苗润田（1998）等认为，李二曲的“明体适用”说是对其“悔过自新”说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发挥。既讲明体，又论适用，在客观上也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修正，这对清初经世思潮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田文棠（1998）认为，李二曲的“明体适用”说是一个调和折衷的思想体系，虽然其基本的理论前提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但强调适用、提倡务实，要求打破等级界限、主张愚夫愚妇一样平等的思想，却具有初步民主主义的启蒙色彩。这种思维定势，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明末清初处于重大变革中的新旧时代之间的矛盾运动，同时也反映了思维定势转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罗嵘（2010）在《从明体到适用》中指出，李二曲学说从三个方面体现了明体适用说的价值：其一，为人性善奠定了形上学依据；其二，为道德修养提供哲学架构；其三，为人生真理的求索提供终极依据。总之，李二曲的明体适用说具有民主主义的启蒙色彩，它对清初经世学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教育思想

王云五认为，李二曲将“衣食”“为己”与“为人”作为教育的目标。许鹤龄（2004）从目的、施教者与受教者、场域、内容、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入手，阐述了李二曲的教育思想。房秀丽（2005）认为，李二曲以性本善与人皆有“过”作为自我教育的起点，以转念与慎独作为自我教育的方法，以个我之“新”与社会之“新”作为自我教育的目标。林继平（2006）在《李二曲研究》中提到李二曲的教育思想，是以人文精神和通才教育作为教育宗旨，以体用全学作为教育内容，以启发式教育、无言之教和六经注我作为教育方式。因此，就教育思想而言，李二曲更加注重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倡导经世致用的理念。

（二）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的学术宗旨与历史定位

1．学术宗旨

吴开流（1982）认为，李二曲学说以“悔过自新”标宗，其目的是为了倡道救世，达到世治。陈俊民（1986）在《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中指出，李二曲的学风论旨从根本上说是对儒学的回归，从王阳明“致良知”向孟子“性善说”的还原，并且最终以原儒的方式终结了理学。赵馥洁（1997）指出，李二曲从“立本”和“正学”两个方面来建立价值主体，使知识分子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担当者，从而完成“康济时艰”的时代重任、实现“足食知礼”的社会理想。林乐昌教授亦赞同此观点。可见，李二曲的学风论旨是返归孔孟儒学，最终实现倡道救世的社会理想。

2．历史定位

侯外庐（1956）认为，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是“在浅易平实的道理中含有如欧洲启蒙学者的‘再生’的意义”。蒋维乔（1978）在《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指出，李二曲学说根基于陆子，而兼取朱子之长，不偏于一派。吴开流（1982）指出，李二曲的学术思想属于“王学”，他对理学的态度具有两重性，其两重性主要体现在对理学的承继与修正。林继平（1984）在《从李二曲成学经历再究宋明理学真相》一文中指出，李二曲对理学持折衷和融合态度。韦政通、方光华、房秀丽、罗嵘、孙萌和张亲霞等人均持此观点。在林继平看来，李二曲毕生学力在折衷程朱和实证陆王上，他的学说是既不同于程朱路线、也不同于陆王路线的“第三条路线”，其“明体适用”说从不同方面弥补了程朱和陆王的缺失，是对两派学说的超越。徐世昌和唐鉴皆持“调和”说，只不过二人在李二曲主取程朱还是陆王的问题上有所不同。徐世昌认为，二曲论学虽然兼取程、朱，但实际上却以陆、王为主体，方光华等学者亦赞同此观点；唐鉴则称，二曲为学宗主程朱。陈俊民（1986）认为，李二曲持一种温和、不露锋芒的反思理学的态度。邱汉生（1987）认为，二曲学具有启蒙思想的性格。房秀丽（2006）在《追寻生命的全体大用——李二曲理学思想及其教育价值》中指出，李二曲学说是理学内部的自身反省和对原始儒学的返本开新。陈张林（2010）在《李二曲思想研究》中指出，李二曲对朱子和陆王之学进行扬弃并重建儒学。邢立宇（2010）在《李二曲“明体适用”说研究》中强调3点：其一，李二曲学说形成和发展的能动性和实践性；其二，李二曲学说处于当时环境下对理学再诠释的价值；其三，李二曲学说产生的经世价值。张波（2011）指出，李二曲走的是陆王路线，强调的是内省与体证。可见，李二曲学说是程朱学和陆王学的和合，只不过在主取哪一派的问题上认识不一。

（三）评价及现代价值

1．评价

侯外庐（1956）在《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指出，清初学者的“实学”并非科学范畴内的历史实践和革命实践的实学。它之所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想要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去追求个性的解放与社会的变革。但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它倡导的实践内容是依附于个性的道德律令。张波（2011）从摒弃儒学门户之见、推动清初经世学风的发展和重振关学坠绪三个方面来阐述李二曲思想的历史影响。总之，李二曲学说对清初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现代价值

张艳婉（2006）在《李二曲道德修养论》中指出，李二曲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包括：激励培育理想人格、提高人的道德自主意识和增强人们的社会道德意识。房秀丽（2010）从生命化的教育来讨论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对现代人格教育的启示。她认为，教育应直面问题、回归实践，是生命的自我净化与提升。房秀丽同时指出，生命化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透视生命化教育理念、挺立生命化价值之源、追求科学与人文的兼融。可见，李二曲思想对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总的说来，自1980年林继平先生的《李二曲研究》出版以来，有关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呈上升趋势。1996年，在陕西周至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李二曲研究会。1996年，陈俊民先生点校的《二曲集》问世以后，相关论文、论著逐渐增多，研究相对系统，范围相对较广，其中包括对其哲学、政治和教育等思想的研究，但成果依然有限。从笔者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有关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研究的专著仅有：大陆学者朱康有的《人道真理的追寻——李二曲心性实学研究》（2003），房秀丽的《追寻生命的全体大用——李二曲理学思想及其教育价值》（2010），张波的《李颙》（2011）、《李颙评传》（2015）以及点校的《李颙集》（2015）；台湾学者林继平的《李二曲研究》（1980），许鹤龄的《李二曲“体用全学”之研究》（2004）和叶守桓的《李二曲思想研究》（2010）等。除此之外，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教育史等大部头著作中均有少量涉及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的内容，另外，大约有40余篇CSSCI来源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以及13篇硕博学位论文（其中4篇博士学位论文先后以专著形式出版）涉及到李二曲的生平经历、思想内涵、时代背景、学术宗旨、历史地位及现代意义，等等。有关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与现代社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相关专著尚未问世，相关论文目前还没有出现，期刊论文中涉及到此内容的部分也仅就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的某一方面进行简单介绍，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与国内相比，国外学界有关李二曲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就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专著仅有美国学者Anne D. Birdwhistell的Li Yong（1627-1705）and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Philosophy和日本学者荒木见悟的《李二曲》。另外，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在2010年冬举办了李二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上述专著和讨论会中涉及到李二曲思想研究的相关内容，但对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相关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认识。

（一）美国的李二曲思想研究

1996年，斯坦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Anne D. Birdwhistell的专著Li Yong（1627-1705）and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Philosophy。Anne D.Birdwhistell教授主要从“Toward a Search Frame”, “The Learning of the Sages”, “To Teach”, “Li Yong's Teachings”,“To Learn”和“Concluding Observations”等方面阐述了李二曲及儒家哲学认识论上的特点。具体说来，该书第一章趋向一个探索框架，指出中国人不像笛卡尔对“实在”区分身心两界域。作为卫道之士，李二曲也十分重视泰西水利、农学和地理等实学。青年李二曲对史书无太大兴趣、不参加科举考试，反对写诗词、注疏和非哲理性散文，然而最终却成为大儒大师，受到人们的尊崇。依照孔子标准，李二曲是历史意义的传承者和知识论的创造者。为了重建李二曲的思想体系，Anne D.Birdwhistell教授区分以世代为单位的“学者时间”和局限于一世的“师生时间”。李二曲终生苦于令明朝衰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其父可从亡于镇压李自成的叛乱中，因此李二曲一生不仕清朝，一方面表明他对明尽忠，另一方面则体现他对父尽孝。即使这样，二曲依然认为自己不孝，称自己为“惭人”或“罪人”。李二曲不喜游，他南行有3个目的：其一，出于孝的责任，为父招魂；其二，出于道德责任，回报骆钟麟在盩厔任上对自己的救济之恩；其三，出于文化和教育的责任，传播儒家学说。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曲停止讲学，更加注重内省和自修。该书第二章为圣人之学。李二曲将道学等同于儒学，并且指出儒学包括孔孟、程朱和陆王，即对照异端的“圣学”。在知识论方面，Anne D.Birdwhistell教授提出5个问题，即信念起源、理想社会远见、知识目标、方便儒学的最佳条件和知识如何传播才能更有用。二曲将盐商王艮、木匠朱恕、文员兼农夫李珠、陶匠韩贞、商贾林讷、农夫夏廷美、兵士周蕙、油贩陈真晟和织工朱蕴奇视为英雄。第三章为教导。Anne D.Birdwhistell教授认为，李二曲阐述了5对概念，即教化与政化、师道与王道、言教与身教、讲学与讲书、人师与经师。第四章为李二曲之教，阐释古典意蕴和程朱名儒罗钦顺等人的思想。李二曲指出，朱子少年时缺乏良师，因此受佛道误导，暗示李侗引导他成为万世之师。朱子不是事功模范，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诸葛亮和王阳明才是。王阳明强调体用不分或知行合一，李二曲主张达到体用之间的平衡，对于内圣和外王不偏其一。二曲认为，儒家官吏应通晓军事，主张为己之学，突出悔过自新。他还将张横渠、谢良佐、朱子、吴澄、薛瑄、罗汝芳、王阳明、南大吉和董澐等人视为“改过”的典范。第五章为学习，援引法国涂尔干的“失序”观。二曲指出，五百年才能出一位如此睿智的圣贤，即孔孟、宋儒及王阳明，却不知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与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相隔只有两百年左右。李二曲主张居敬，仿照禅学将学习规则分为皮肉、血和骨髓等方面，警惕机会主义的俗学和迂腐之学。二曲仰慕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而否定模拟圣贤为大学问，反对复制圣贤的末迹而忘记根本。二曲还主张人应当志于“本”，反对黄梨洲将本体视为工夫的观点。李二曲推介罗钦顺的《困知记》、胡寅的《崇正辨》和冯少墟的《辨学录》。同时，他侧重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丘浚的《大学衍义补》，并称晚上适宜读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或宋明大儒语录，进行讨论时可以使用吴与弼的《语录》、吕柟的《语录》及薛瑄的《读书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王阳明的《传习录》，其次是便于初学者阅读的《近思录》。“四书”方面，二曲推荐三书，蔡虚斋的《四书蒙引》、冯少墟的《四书疑思录》和吕泾野的《四书因问》。《周礼》方面，二曲称赞魏庄渠的注疏。比起《尚书》，他更重视《春秋》三传，同时称赞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和啖助的《春秋啖氏传》。二曲称赞《周易程氏传》，同时对朱子《周易本义》所具有的过多占卜观念表示不满。书目末尾是邓潜谷的《五经绎》和郝京山的《九经解》。历史方面，李二曲喜欢读薛方山的《宋元通鉴》和《皇明宪章录》, 《沈氏嘉隆闻见记》及邓元锡的《涵史》上、下编。文学方面，二曲推崇唐宋八大家，推介茅鹿门的《八大家文钞》。最后一章为总结的观察，强调时间框架，辨别伦理系统与逻辑系统。Anne D.Birdwhistell教授不读马浮、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冯友兰、贺麟和方东美等学者的著作，却从陈俊民和林继平的著作入手来研究李二曲的学术思想。

Anne D.Birdwhistell（1996）认为，李二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是王阳明的追随者，是折衷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重要学者，同时也是关学学派最后一位思想家。Anne D. Birdwhistell教授指出，Li Yong（1627-1705）and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Philosophy有3项目标：其一，透过比较哲学的视角来为儒家哲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支撑；其二，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来综合考虑，尤其注重它的认识论方面；其三，以一种特殊思想家的思想作为思想家阐释儒家传统的范例。他还指出，尽管圣学可以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达到不同的目的提供理论指导，但核心却在于如何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不得不承认，Anne D.Birdwhistell教授从儒学认识论的角度对李二曲思想进行了详细剖析，其深度与洞察力不亚于国内学者，甚至在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上还弥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不足。

（二）日本的李二曲思想研究

日本东京明德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先生的著作《李二曲》。荒木见悟先生（1989）在书中指出，二曲学是对程朱和陆王两派学说的“合并归一”。该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解说”，从第7页至第31页，对李二曲其人、其学、其书做了比较全面而又简明的介绍，同时评价了林继平先生的专著《李二曲研究》。第二部分是“本文”，是对《二曲集》部分内容的选取，从第31页至第201页，包括《悔过自新说》《学髓》至《四书反身录》等8种，共选出81段。在每一种书后，分别有“余说”, “余”是荒木见悟先生的自称，这是对该段文字的说明；“语释”，逐一对该段文字中的重要词汇加以解释。

2010年12月中旬，日本东京二松学舍大学举办了李二曲思想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约4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其中国内有3位学者参加，即关学专家林乐昌教授、张横渠后裔和李二曲后裔。日本学界历来重视对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研究，但以李二曲思想为主题而召开的学术会议尚属首次。这次研讨会上提交了多篇有关李二曲思想研究的论文。其中，小川晴久教授提交的论文被译为中文以题为《东日本大地震与实心实学》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小川晴久在文中指出，李二曲是明体、适用同时兼备的儒学的集大成者，并且表示对二曲将“心”视为“灵原”的观点感到“瞠目结舌”。小川晴久还在二松学舍大学《阳明学》上发表《光辉的儒者》、在该校大学院纪要《二松》上发表《最高的儒者李二曲》，文中称赞道，李二曲所谓的人死时让除“灵原”以外的东西都消失掉、只把出生时获得的“灵原”归还于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是全人类的模范。会上，日本青年学者久米晋平也提交了相关论文，此外，他还写过多篇有关李二曲思想研究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久米晋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李二曲思想为研究对象，这也是日本学术界有关李二曲思想研究的首篇博士论文。

由此可见，国外学术界有关李二曲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美国学者Anne D.Birdwhistell出版的Li Yong（1627-1705）and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Philosophy，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出版的《李二曲》和日本其他学者所撰写的相关论文、日本学界召开的李二曲思想学术研讨会，有关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几乎空白，有关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与当代社会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李二曲思想已经开始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关注。

综上所述，李二曲的学术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梳理、分析，但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对李二曲思想的宏观把握上，对其思想的具体内容如道德教育思想还缺乏系统地论述，对二曲道德教育思想与现代社会的研究亦有待于进一步开展。总的来说，李二曲思想还有待后世学人去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