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国防
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国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就产生了，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由于时代性、历史性、社会性的差异，中国的国防可以分为古代国防、近代国防和现代国防几个时期，也可以分为奴隶社会国防、封建社会国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防等几个时期。不同时期，国防的内涵不同。
一、古代国防
我国古代国防是指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共经历了近四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其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锤炼，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培育出了自强不息、前仆后继、不畏强暴、卫国御敌的尚武精神，最终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疆域国家。
1．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国家。从此，作为抵御外来侵犯和征伐别国的武备——国防的雏形便产生了。在随后的几千年征战中，为保家卫国，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国防观念迅速得到强化。虽然当时的诸子百家在政治和哲学主张方面各呈异彩，但在国防方面却达成一致，形成了诸如“义战却不非战”“非攻兼爱却不非诛”“足食足兵”“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富国强兵”“文武相济”“尚战、善战、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武装和国防的重视，而且国防思想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全面奠定了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军事学术极为活跃。现存最早、影响最深的奠基之作《孙子兵法》，就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其他影响较大的还有《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十多部军事理论著作。在几千年的军事历史中一直被视为兵学经典的七部著作中，就有五部产生于这个时期。诸子百家的大量军事论述，共同形成了我国军事学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我国国防理论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战争观，并提出了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如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示战先算”“伐谋伐交，不战而胜”“以智使力”等。这些指导原则概括精辟，现在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总结出了一整套治军方法，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军队编制结构；重视改善武器装备，研制出了种类繁多的兵器装备；明确提出把军队的教育训练当作治军的首要任务，以此来提高军队的素质。
历史进入秦、汉、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国防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国经过十年的统一战争，先后兼并六国，结束了历史上的长期分裂局面，第一次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后的汉、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军事上也处于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至公元10世纪中叶的近1300年间，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始全面整理兵书，初步形成古代军事学术体系。通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理，形成了研究军事战略的“兵权谋”，研究战役、战术的“兵形势”，研究军事天文、气象的“兵阴阳”，研究兵器、装备的制造和运用技巧的“兵技巧”，共四大类，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军事学术体系。另外，战略思想趋于成熟，战略防御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
宋朝至清朝前期，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落时期，军事上则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因此，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上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北宋初期采用了以文制武，将中从御，结果导致重文轻武，国防衰落。宋仁宗时期，开办了“武学”，后又设武举，为军队培养、选拔了大批军事人才，同时也繁荣了军事学术。明清两朝将武举推向更深层次，甚至出现了文人谈兵、武人弄文的局面，大量军事著作面世，军事思想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从总体上说，我国古代国防理论主要有“以民为体”“居安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的国防斗争策略等。在这些思想和策略的指导下，华夏大地消除了无数次外敌入侵带来的战祸，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甚至在国防上曾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辉煌。
2．古代的兵制建设
兵制即我们常说的军事制度，也称军制，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组织、管理、维持、储备和发展军事力量的制度。我国古代的兵制建设主要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内容。
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夏、商、西周时期，一般由国王亲自掌握和指挥军队，没有形成专门的军事领导机构。春秋末期，实现将相分权治国，以将（将军）为主组成军事指挥机构。战国时期，将军开始独立统兵作战。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太尉为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隋朝设立了三省六部制，设兵部专门主管军事。宋朝则设置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官由文官担任，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将”拥兵自重。枢密院有权调兵却无权指挥，将军有权指挥却无权调兵，形成枢密院和将军相互牵制的局面。各朝代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各有千秋，但皇权至上，军队的最终调拨使用大权始终是掌握在皇帝手中的。
在武装力量体制上，秦朝之前武装力量结构单一，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支军队。从秦朝开始，国家的政治制度逐渐完善，生产力不断发展，各个朝代根据国家的状况和国防的需要以及驻防地区和担负任务的具体情况，将军队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种，并对军队的编制体制、屯田戍边、兵役军赋、军队调动、军需补给、驿站通道、军械制造和配发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且以法律的形式颁布执行，如唐代的《卫禁律》和《军防令》等。
在兵役制度上，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人口状况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战争规模小，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度。封建社会时期，民军制度逐渐演变为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兵役制度，如秦汉时期的征兵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宋朝的募兵制、明朝的卫所兵役制等。
3．古代的国防工程建设
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
我国古代国防工程建设中，城池的建设时间最早、数量最多。城池建设最早始于商代，随后，城池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因此，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伸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长城的建筑已经开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国防，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于公元前214年开始将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连为一个整体，形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的宏伟工程。后经各朝代多次修建连接，至明代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全长12700余里的长城。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兴建的伟大水利工程。隋炀帝时期，征调大量人力、物力，将原有的河道拓宽并连贯，形成北起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南至杭州，全长1794公里的大运河，把南北许多州县连成一线，成为军事交通和“南粮北运”的大动脉，具有重大的军事和经济作用。
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14世纪，倭寇频繁袭扰我沿海地区，明朝在沿海重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水陆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对抗击倭寇的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
4．古代国防的兴衰
古代国防的兴衰是与各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密切相关的。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国防史，我们不难发现，当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时候，国防就强盛；当统治阶级走下坡路，政治腐败，经济衰落，军事孱弱，民族分裂，国内混乱的时候，国防就削弱，甚至崩溃。从整个历史来看，我国古代前期，即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再到盛唐，国防日益发展，不断强盛。其后期，即从中唐到两宋，再到晚清，国防日趋衰败，以至于一触即溃，不可收拾。其间，虽然盛唐之前有两晋的糜烂，中唐以后有明清中前期的振作，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古代国防事业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由弱到强，再由强盛走向衰落。
从汉、唐、明、清等几个大的历史朝代看，国防事业也都是由兴而盛，由盛及衰。其间固然不乏极盛之前的短暂衰落，衰败之后的一时复兴，但终其一朝，由盛及衰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二、近代国防
我国近代的国防是孱弱、衰败和屈辱的。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凭借船坚炮利的优势，攻破了清王朝紧锁的厚重国门，对中华民族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面前，腐朽的统治者奉行的国防指导思想是“居安思奢”“卖国求荣”；执行的国防建设思想乃是“以军压民”“贫国臃兵”；倡导的国防教育思想却是“愚兵牧民”“莫谈国事”；制定的国防斗争策略甚至是“不战而败”“攘外必先安内”。其结果是有国无防，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惨遭蹂躏和屠杀。
1．清朝后期的国防
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问鼎中原，最终建立清王朝。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五代，前后近两百年是清朝的兴盛时期。但是经过“康乾盛世”之后，政治日趋腐败，国防日益疲弱。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殖民主义者大举入侵，从此清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有国无防，内乱丛生，外患不息，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清朝的武备
清朝的武备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
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1840年以前，清王朝先后设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兵部和军机处，作为高层军事决策和统率机构。鸦片战争后，开始实施“洋务新政”，成立了总理衙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朝统治者深感军备落后，试图通过改革军制来强军安国，于是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撤销原有的兵部，成立陆军部。
在武装力量体制方面，清军入关之前，军队是八旗兵；入关后为弥补兵力的不足，将投降的明军和新招募的汉人单独编组，成立了绿营；1851年以后，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帝号召各地乡绅编练乡勇，湘军和淮军逐渐成为清军的主力；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编练新军。
在兵役制度方面，八旗兵实行的是兵民合一的民军制。清王朝规定：所有十六岁以上的满族男子都是兵丁，不满十六岁的则编为养育兵，作为后备兵源。绿营兵虽是招募而来，但入伍后即编入兵籍，其家属随营居住，实际上是职业兵，直到年满五十岁才解除兵籍。湘军和淮军是由地方乡勇逐渐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湘军和淮军取代八旗兵和绿营兵，成为清军的主力。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和淮军大部分溃散，清王朝开始“仿用西法，编练新兵”。新军采用招募制，在入伍的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方面均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2）清朝的疆域和边海防建设
清朝初期重视边海防建设。在同国内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制止了分裂，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与外部侵略势力的斗争中，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这一时期的疆域西到今巴尔喀什湖，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北到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东北到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东面到海，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到广西、云南、西藏，包括拉达克，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从道光年间开始，政治日益腐败，边海防逐渐废弛。清军的精锐北洋水师“日久玩生，弁兵于操驾事宜，全不练习，遇放洋之时，雇用舵工，名为舟师，不谙水务”（《清史稿》）。边防废弛，海防要塞火炮年久失修，技术性能落后，炮弹威力很小，而且射程有限。西方殖民主义者乘虚而入，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19世纪中叶以后，香港、澳门和台湾、澎湖列岛相继被英国、葡萄牙、日本占领，东北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及西北地区今国界以外的广大地域被沙俄侵占，帕米尔地区被俄、英瓜分，拉达克则被英属克什米尔吞并。
（3）五次对外战争
1840年，英帝国主义以清王朝禁烟为由，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史称鸦片战争。1842年，战败的清王朝被迫在英国的军舰上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遭到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6—1860年，英国不满足于已获得的利益，遂联合法国，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西林教案”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王朝被迫与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签订《天津条约》，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北京条约》。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半殖民地程度加深。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完全占领越南后，开始觊觎我国西南地区。1884年至1885年中法交战。爱国将领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奋勇杀敌，在刘永福黑旗军的配合下痛击法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由此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倒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却一味苟且偷安，李鸿章认为法国船坚炮利，强大无敌，中国即便一时而胜，难保终久不败，不如趁胜议和。因此，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将广西和云南两省的部分权益出卖给了法国，使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
1894年，日本以清朝出兵朝鲜为由发动了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被进一步肢解，半殖民地程度加深，民族危机加剧。
1900年，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以保护在华侨民“利益”为借口，组成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70多年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大大小小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近160万平方公里，共赔款2700万元，白银7亿多两（不含利息）。如把利息计算进去，仅《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庚子赔款”本息就达九亿八千多万两。当时，在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清王朝竟找不到自己享有主权的港口。国家有海无防，有边不固，绝大部分中国领土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俄国在长城以北；英国在长江流域；日本在台湾、福建；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中华民族美丽富饶的国土被蹂躏得支离破碎。
2．民国时期的国防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彻底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历史。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各派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加紧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已。中国依然是有边不固，有海无防，人民有家难安。
（1）军阀混战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由于革命的不彻底，仍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帝国主义依然在华夏大地上横行无忌，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他们纷纷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是张勋复辟，各派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割据称雄，混战不休。直、皖、奉三大派系军阀先后窃取中央政权，贿选国会议员和总统，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二十一条”的签订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充分暴露出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的命运，激起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决心和勇气。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新阶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把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推向新的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2）日本的入侵及中国人民的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味奉行不抵抗政策，出卖民族利益，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陷。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肩负起救民族于危难的神圣使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终于取得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抗击外敌侵略的完全胜利。
（3）解放战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休养生息的环境，中国共产党顺民心，从民愿，不计前嫌，准备与国民党第三次携手，合作建国，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经过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统治，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有国无防”的屈辱历史。
三、现代国防
新中国国防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初创时期（1949—1953年）。
这一时期，新中国处在外御帝国主义侵略，内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时期。国防建设主要完成了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解放了祖国大陆和大部分沿海岛屿，肃清了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平息了匪患，建立了边防和守备部队，加强了海边防的守卫。二是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三是建立健全了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和军事制度，建立了全军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机构，加强了对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海军、空军和各兵种部队，逐步开始从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全面建设过渡；建立了100余所军事院校，为国防建设培养了大批现代化建设人才；统一了军队编制体制；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
第二阶段，全面建设时期（1953—1966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的重大时期。195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是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国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还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措施，包括：精简军队，压缩国防开支，加速发展工业，为国防现代化打基础；加强国防工程建设，在沿海、边防和纵深要地建设防御工程体系；实行义务兵、军官薪金、军衔三大制度；大办军事院校，重新划分战区，完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加强动员准备，建立各级动员机构和动员制度。这些重大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体系。经过十年艰苦努力，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基本建立，常规武器基本实现国产化，某些领域已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并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第三阶段，曲折中发展时期（1966—1978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防和军队建设尽管遭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保持了军队的稳定，顶住了国际霸权主义的压力。同时对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始终没有放松，成功地进行了地地导弹核武器试验和地下核试验，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实力。
第四阶段，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12月至今）。
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不断缓和，特别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从而确定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在这一正确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我军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着眼时代特点，根据历史条件和我国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紧紧围绕“打得赢”和“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任务，提出了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把加强质量建设作为实现我军现代化的基本指导方针，转变我军建设的发展模式，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根本转变；按照“五句话”（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建设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防。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针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历史任务进一步明确指出，军队要为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提供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安全保证，为国家利益拓展提供强有力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积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围绕国防和军队改革，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多次军队会议，多次深入解放军、军队院校和武警部队进行视察，系统总结了我们党建军治军的成功经验，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人民军队的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加强练兵备战，有效遂行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亚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武器装备加快发展，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四、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我国四千多年的国防历史，有过声威远播、天下归附的武功，有过遍体鳞伤、不堪回首的屈辱，也有过抗敌卫国的巨大胜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征途中，重温这一漫长的国防历史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1．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
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强大依赖经济发展，这是我国国防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国富才能兵强，自强方可自立，无不把发展经济作为巩固国防、争夺霸权的重要措施。春秋时期，晋国还是一个弱小的国家，晋文公执政后，通过整顿内政、发展经济、扩充军队等一系列的综合治理，使晋国实力急剧膨胀，有“晋国天下莫强”的声威，先后兼并二十余国，一跃而成为中原霸主。秦国重用商鞅进行变法，推行了“开阡陌”“废井田”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秦军南征百越、北逐匈奴，最终吞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由“贞观之治”达到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更是当时统治者注重发展经济的结果。与此相反，各朝各代衰落、灭亡，遭受外敌的入侵而不能自保，几乎毫无例外是由于政治腐败与经济落后，结果动摇了国防的根基。由此可见，只有经济强盛，才能有强大的国防，才能有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安全。
2．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
国家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防的兴衰。只有政治昌明，才能有巩固的国防。这是国防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又一深刻启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十分注意修明政治，变法图强，把尊贤厚士、举贤任能、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作为强国的根本大计。汉高祖得天下后，实行“文武”政策，建立法制，修明政治。此后，文帝、景帝至武帝，都实行比较开明的治国之策。国力的昌盛为西汉长达两百多年的基本安定奠定了基础。相反，秦朝实行暴政，激起农民起义，终至推翻秦始皇梦想千秋万代、子孙相继的基业；宋朝由于机构臃肿，官员奢侈腐化，国力衰竭不堪，无力抵抗外侵，终为元兵所灭亡；明朝由于皇帝昏庸、宦官专政、结党营私，始被起义军所败，后又为清兵所亡。特别是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政治日趋腐朽，国防日益虚弱，面对列强入侵屡战屡败，乞降求和，割地赔款，使国家遭受了奇耻大辱，将中国人民带进了苦难的深渊。
总之，王朝的更替、近代中国的百年国耻都深刻地告诉我们，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3．科技进步是国防强大的保证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得出的深刻教训。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过几次军事革命，它们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军事革命发生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从此宣告了火器时代的到来，步兵成为新的主角。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近代第二次军事革命在欧洲和北美风起云涌，火枪和火炮在战场上开始亮相并发挥出十分强大的威力。近代第三次军事革命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欧洲、北美和东亚，后装枪炮取代前装枪炮，无烟火药取代黑色火药，蒸汽舰船取代木制帆船。这几次军事革命都与中国擦肩而过。保守而高傲的中国封建帝王视新的军事技术和制度为“蛮夷小技”，宁愿谨守传统，而不愿进行积极的改革。随后，西方列强正是利用军事革命的成果——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内忧外患下，中国被迫参与了第三次军事革命。但是，受观念和制度的限制，当时的变革只触及皮毛，不具备军事革命的本质属性，中国又一次成为军事革命的落伍者，并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世界近代第四次军事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特别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中心，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等新兵器纷纷出现，战场从平面发展到立体，从二维发展到三维。而中国当时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中国的军事变革已很难跟着时代潮流做一种正规的运动。结果，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十分不寻常的道路，尽管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中华民族所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
近代以来的第五次军事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又被称为“核时代”的军事革命。在这次军事革命中，新中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成为“弄潮儿”，在较短的时间里进入了核技术国家行列。
上述历史清晰地表明，一个国家科技是否进步，军事革命中是否有作为，将会对它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当前新技术革命和新军事变革中，中国别无选择，只有顺应潮流，奋起直追，积极创新，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保障。
4．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
我国国防史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关头，只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共同抵抗，才能筑起一道坚固的国防长城，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有国无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不仅不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甚至企图借外国侵略者之手消灭抗击侵略军的义和团。这样，尽管广大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但始终处于自发、分散的状态，缺乏统一指挥，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无法改变战争的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侵略。同时，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同全国军民一道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历史证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全国军民一致抵抗侵略的精神和意志，才是国防真正的钢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