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信贷配给和结构调整

陈平

陈平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通货紧缩、信贷配给和结构调整”的报告。他首先指出中国的通货紧缩是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处在了自1979年改革以来的十字路口上，同时这场辩论对宏观经济学的许多学派思想提出了挑战。

陈平教授首先回忆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近来举行的一次关于通货紧缩的“专题讨论会”，与会者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观点并进行了辩论：林毅夫采用凯恩斯方法，他认为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引发的改革热造成了1992—1994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过剩生产能力，而要走出通货紧缩最好的办法是“新农村运动”，即政府投资于农村基础建设以启动农村需求。宋国青采用了货币主义方法，认为通货紧缩是由于货币增长率的下降导致的，并建议扩大货币供给。易纲从货币主义转向奥地利学派观点，认为货币机制可能是内生的，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先后7次降息把利率从11%降到2.25%，却仍未能显著地启动投资。他认为，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国有企业的微观经营机制是这次通缩的重要原因。海闻从国际贸易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东亚主要的出口竞争对手大幅贬值其货币之后，人民币不贬值对1998年、1999年上半年的出口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出口增长率由1997年的20.9%降至1998年的0.5%，对国内市场形成了供给冲击。另外，经济增长率的“保八”政策使得国内一些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继续发挥，存货增加。不过在通货紧缩部分抵消了人民币相对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后，1999年下半年出口增长率重新回升。而陈平教授指出传统的微观基础理论和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上效果有限，他认为这次通缩主要是金融中介的问题，是“信用配给”导致了通货紧缩。

陈平教授批评了以卢卡斯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微观基础理论，他们认为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是由微观企业和家庭的理性选择的涨落引发的。这种猜测是无根据的，因为这违背大数定理。陈平教授认为经济系统并非是微观—宏观两层结构，而是微观—中间层次—宏观三层结构。中间层次包括金融市场和产业组织，经济周期是由中间层次的内生不稳定性产生的，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波动。微观涨落加总引起的宏观波动和成正比。以1980年的美国经济为例，当时有8000万个家庭，有300万家企业，微观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比宏观波动少200—3000倍，而产品市场的波动比宏观波动少10—100倍，因此可以说，所谓的微观基础理论是没有经验根据的。而中间层次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只比宏观波动少2—60倍。

陈平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垄断了金融市场。1997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银行总资产的70.1%，存款的64%，信贷的61.3%，而其他金融中介如信用社、非国有银行等，虽然他们的效率更高，但市场份额却少得多。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还相信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开放民营、加强竞争；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片面地理解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防范风险的名义下，加强垄断，集中风险，企图用大银行联合的办法，为进入WTO后与国外银行竞争作准备，这是个不好的倾向。因为，四大国有银行仍未完全商业化，仍有政策负担，政府控制最后只会形成信贷配给的局面。在金融危机之前，各大银行都争着要信贷配额，而危机之后，他们又都争着把信贷配额还给中央银行，以防范风险，结果形成了银行中有大量存款，而企业却贷不到款的奇怪现象。

同时，中国的三角债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91年的2500亿上升到1997年的15000亿人民币，已相当于1/3的流动资金。由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用不定期的推迟还债来投资基础建设（打白条），这成为三角债的一个重要源头，加剧了信用危机。

因此，陈平教授认为要走出通货紧缩，除了传统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外，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次的压力进行大步的结构调整，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向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以及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等。

金甫春评论认为，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薄弱。从需求面来说，国有银行系统的无效导致个人消费和个人投资不能弥补政府消费，投资的下降、个人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同时引起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金融系统的无效也阻碍了个人财富转化为实物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从供给面讲，银行和金融系统的问题是过剩生产能力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利率和价格都未能起到传递投资机会信息、融资成本信息的作用，从而不能促使企业及时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需要。而在银行和金融系统完全有效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和银行都能有效地约束企业行为，制止许多企业的过度投资，从而阻碍全方位过剩生产能力的形成。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银行和金融系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