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制限制了政府预测
——来自中国的理论与证据

李稻葵

香港科技大学的李稻葵教授作了有关银行匿名制的报告，介绍了他与白重恩、钱颖一、王一江合写的文章“匿名制限制了政府预测——来自中国的理论与证据”。

尽管中国还未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一些惯例制度（conventional institution），如相关法律、分权及言论自由等，但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谜。根据传统的观点，在没有建立惯例制度的情况下，政府难以承诺不对私人经济进行任意的干预（包括各种税费），因此对私人的激励低下，进而导致经济难以快速增长。在对这个谜的解释中，有两个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第一个问题是，在建立传统的市场经济惯例制度之前，中国的改革如何使政府的不干预承诺变得可信，从而给予私人以激励；第二个问题是，为何一个未受约束的政府有激励约束自己，即政府如何从改革中获利。答案的关键在于银行匿名制和温和的金融压制。

银行匿名制意味着政府放松了对现金交易的限制。具体来说，在1978年，流通中的现金占GDP的比例小于6%，而到了199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7%，最近几年为13%。这种放松意味着政府不能观察到交易收入，同时意味着政府不知道个人的财富，这两点使得政府难以任意地干预。但在银行匿名制的同时，国家保持了一定的金融压制，即国家仍控制着金融部门和利率调整，同时还管制着国际资本流动，这种金融压制使得国家能从金融系统获得可观的准金融收入（quasi-fiscal revenue）。

模型假设居民和政府分两阶段博弈，居民在第一阶段工作并消费，得到一定产出，而第二阶段只消费。居民决定努力水平和消费量，而政府决定税收。以第二阶段所需的最低消费高低来区分两种类型的居民，即低消费类型和高消费类型，政府不知道居民的类型。

在非匿名制的时候，政府对产出可观察。当政府能观察到居民的产出水平时，它可直接对产出征税，最后的均衡是：政府收走所有剩余产出，给所有居民提供同一水平的消费，所有居民都提供低努力水平。这是因为当政府不能使承诺可信时，对所有剩余可观察收入的边际税率都可能达到100%，给予私人的激励很低。

在匿名制下，政府只能观察到居民的总储蓄，对产出不可观察，因此只能对储蓄征一个统一的税，而且国家征税存在一个上限，超过这一上限，那些贫困的人可能会难以生存。假设居民的储蓄是税率的减函数，税率为100%时，储蓄为0，税率为0时，储蓄为一半的产出；政府的税率是总储蓄的增函数，当总储蓄未超过所有人都是低消费类型时的储蓄时，税率为0，而当总储蓄超过所有人都是高消费类型时的储蓄时，税率为100%。最后的均衡是：政府对储蓄征的税率小于100%，而居民实现高努力水平、高收入水平。不过这一定理的前提是人均资本不是很高。

从中国的数据来看，由于一定的金融压制，政府的准财政收入（包括货币税和对储蓄的暗税）在增加，这一收入在1986—1994年接近GDP的9%，约为1/3的总财政收入；同时金融深化，居民储蓄占GDP比例从1978年的6%增加到1996年的56%，M2/GDP从1978年的小于50%发展到1996年的111%。

银行匿名制加上温和的金融压制是一种转型的经济制度，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制度既可以提高对个人的激励，又不会减少政府收入。然而这仍只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中国应继续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努力。银行匿名制终将被取消，金融系统的透明度届时将增加，但这些改革必须有配套系统的改革，特别是约束政府的法律法规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