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产业区”理论中就论及企业间彼此位居邻近产生显著的外部经济效应,“弥漫在空气中的秘密”对于产业区的成员来说“不再是秘密”,“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arshall,1920,p.225)。马歇尔虽未直接提及但完全隐含地理邻近的创新促进效应的思想。但由于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地理邻近并没有由此引起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在经济普遍萧条的大背景下,以意大利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德国的巴登—符腾堡(Baden-Wurtterberg)以及美国加州的硅谷地区等为代表的少数地区却呈现出与大萧条相悖的另一番景象——经济稳步增长。学者们对这些地区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地区与约一百年前的马歇尔笔下的“产业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众多中小企业集聚于本地(位居邻近),形成了基于高度专业化分工与紧密合作的地方网络,这种地方网络与本地特有的地方文化融为一体形成显著的本地根植性,因此催生出一种内生增长机制,在这种内生增长机制的驱动下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Storper,1989;Bellandi,1989;王缉慈,2001)。这些地区被称之为“新产业区”(New Industrical District)(Bacattini,1990)。“新产业区”现象的出现使学者们又重拾了地理邻近论题并予以高度关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区域研究学者(包括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创新地理学等)对地理邻近论题的关注集中在地理邻近与知识溢出及创新等主题,如Audretsch和Feldman(1996)从“本地知识溢出”视角、Maillat(1991)从“创新环境”视角、Storper(1997)从“新产业空间”视角、Morgan(1997)从区域创新系统视角,探讨了地理邻近与组织网络及创新等相关论题,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地理邻近对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分析的逻辑假设大致是: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内的组织,地域上的邻近促进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递,并激励冒险与风险共担,进而假定企业创新过程从本地联系中较非本地联系中获得更多的益处。20世纪9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以法国邻近动力学派(French School of Proximity Dynamics)为代表的学者对地理邻近在创新中的作用提出异议。他们认为,邻近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除了地理邻近之外,还应包括组织邻近、制度邻近等(Torre和Gilly,2000;Rallet和Torre,1999),单一的地理邻近分析视角无法充分解释组织间交互学习与互动创新机理;地理邻近并不意味着行为主体间永久性地处于相同的地域,将交互过程中对地理邻近的需要误解为对共同地理位置的需要是有害的(Torre和Rallet,2005);地理邻近的需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影响创新过程的某些阶段,以专业技术人员短期或中期的访问为依托的“临时性地理邻近”可以满足创新过程中相关主体间的知识交换的需要(Torre,2008)。随着法国邻近动力学派的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及其学术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欧盟其他国家的许多学者和机构也日益关注邻近问题的研究,并大体一致认为,邻近性具有多维特性,地理邻近本身既不是交互学习和创新产生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它通过强化其他形式邻近性的作用来影响创新(Boscham,2005,2009;Menzel,2008);地理邻近对创新具有负面影响,太多或太少的邻近都不利于创新(Boscham,2005,2009)。
多维邻近性与创新论题已成为西方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但总体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迄今绝大多数是从宽泛意义上探讨多维邻近在企业或产业创新中的作用,而针对产业集群创新的多维邻近影响机制与效应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Boschma,2005;Carrincazeaux,2008)。
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各地政府建立开发区(包括高新区)浪潮和高新区企业集聚迅速发展的实践背景下,学术界掀起了对高新区产业集聚(或产业集群)、高新区产业集群与创新等论题的关注热潮。在众多有关高新区产业集群化发展、高新区产业集群创新优势等论题的研究中,都会提及诸如区内相关主体间的地理邻近对知识溢出与创新的促进作用之观点,但以“地理邻近”作为标题(“地理邻近”出现在标题中)的相关研究却较少。汪涛、曾刚(2008)解析了地理邻近对高新区企业创新的影响;李琳、郑刚等(2012)探讨了地理邻近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影响机制;李琳、杨军等(2012)从地理邻近的二维性出发,探讨了永久性地理邻近和临时性地理邻近对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的动态影响机制;李琳、梁瑞(2011)探讨了临时性地理邻近在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时间和场所,以及信息通信技术下临时性地理邻近的实现机制。王缉慈(2005)、李福刚和王学军(2007)在探析地理邻近对工业园区(区域)创新的影响的同时,作为地理邻近效应的辅助因素提及了其他维度邻近,而对于多维邻近论题的专门研究较为罕见。李琳、韩宝龙(2009)探讨了多维邻近维度的划分与概念界定,并构建了组织合作视角下的多维邻近概念框架;何明升、徐占忱(2007)从社会学角度解析地理、社会和行业接近性与集群创新的耦合机理;李琳、杨田(2011)探析了地理邻近和组织邻近对集群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以我国6大汽车产业集群为例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李琳、韩宝龙(2011)探究了地理邻近、认知邻近对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以我国国家级软件园软件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王庆喜(2013)考察了地理邻近和技术邻近下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省际知识溢出效应。综之,国内关于多维邻近性与创新论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关注的热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严重滞后于西方。鉴于此,本书将在综合考察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着将多维邻近性引入产业集群创新的分析中,对多维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应论题进行深入探究,旨在为弥补国内在多维邻近与创新论题上研究的严重不足做些努力。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价值。鉴于在国外“多维邻近与创新”论题已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热点而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研究现状,本书在综合考察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多维邻近性与产业集群创新为研究对象,通过解析“LKS”(本地知识溢出)视角下的单一永久性地理邻近创新效应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局限性,ICT(信息通信技术)背景下永久性地理邻近和临时性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的动态影响机制,重点探析地理邻近与组织邻近的组合、地理邻近与认知邻近的组合对集群创新的交互影响机制与影响效应;探究地理、组织、认知三种邻近形式与集群创新能力演化的动态耦合机制,来试图构建一个较完善的多维邻近性对集群创新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成果对于弥补国内在多维邻近论题上研究的严重不足,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有关产业集群创新的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现实意义。力推产业集群发展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公共政策导向。然而,我国产业集群普遍面临创新能力不足和整体竞争力缺乏的瓶颈制约,究其原因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从多维邻近视角看,单一的地理上邻近(扎堆)而组织与认知上不邻近的问题是集群内企业缺乏创新驱动机制进而创新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集群技术创新过程是以群内相关主体间的交互学习为关键机制,而交互学习机制的实现有赖于相关主体间的多维邻近关系的形成以及基于多维邻近关系的协调、控制和促进效应的产生。然而,由于我国大多数集群始于政府优惠政策的引导而扎堆于开发区或高新区,在成长过程中政府更多的是关注集聚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优惠等“硬”条件的改善,而忽略了区内主体间互动交流机制构建等“软”条件的建设,故“陌生的邻居”现象在集聚区内普遍存在,集群创新所依赖的主体间交互学习机制严重缺失。基于此,如何引导我国集群从过去依赖于单一地理邻近的外延式发展模式转变为有赖于地理、组织与认知多维邻近关系的内生式发展模式,构建有利于集群主体交互学习的创新促进机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课题。这正是本书的研究目的所在。本书将深入探究多维邻近性对集群创新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我国软件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探索性地采用SEM-PLS方法[即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估计和检验模型参数]对地理邻近与组织邻近以及地理邻近与认知邻近对集群创新影响效应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出重要结论,进而创造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对于促进我国各级政府制定重视集群内相关主体间多维邻近关系的建立与邻近效应的利用,进而有效提升集群创新能力与整体竞争力的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