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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的形势与任务
十八大后中央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内外环境总体趋紧的新形势，我国下一步如何看待对外开放，如何深入推进开放，更好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面临新的挑战，扩大开放的任务更加紧迫
当前世情、国情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国内矛盾增多，形势复杂、严峻多变，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对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呈越来越紧的趋势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复苏曲折漫长，给我国开放型经济带来新的困难。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避免雪崩，主要发达经济体印钞票、发国债，以债务危机置换金融危机，当前后遗症显现，欧债危机与QE退出的冲击明显，经济增长依赖政策驱动，后续增长乏力；新技术尚不成熟，难以形成内生动力与增长引擎；世界性人口红利减弱，制造大国人口进入刘易斯拐点，发达经济体人口老化，这些因素叠加，世界经济将出现较长的缓慢复苏期，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各国经济的交互影响加深，全球经济缺乏有效治理，一国的生产与消费失衡演变为全球性失衡，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下，为自保就业与增长，各国利益争夺更加激烈，保护声浪提高。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二十国集团成员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80%还在实施，影响了世界进口额的3.6%。发达国家对内面临高失业、高债务、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对外面临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压力，反全球化声音增强，并更加重视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回归与再工业化，并向高端制造、服务业、新兴产业迈进。趋紧的国际环境对我国的拖累显著增大，外贸连续出现个位数增长，今后出现正负波动也很正常。去年年实际利用外资减少3.7%。
二是国际经济格局面临调整，发达国家对我防范之心上升，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危机以后整个世界格局呈“南升北降”之势,2007—2012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28.4%提高到约40%。1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从第六位升至第二位，外贸由第七位升至第二位，综合国力此消彼长，与发达国家利益竞争增多，西方对我国的防范、扼制之心增加。美国等大国战略重点转移，因制度、文化差异而引起的政治不信任和不安定感上升，非经济因素影响到经济制衡，对我国进行经济战略挤压。如美国在大国格局调整中心态失衡，高调重返亚洲，除在多边和区域努力扼制我国外，还制造新的经贸摩擦。尽管我国贸易顺差连年大幅下降，但中美贸易摩擦有愈演愈烈之势。2011年底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指责中国“不守规则”美国政商界指责我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获得税收、金融等不公平竞争优势。美国还设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以监督和消除它国违反贸易规则的做法，明显针对我国；美国国会去年3月还授权商务部，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并可追溯到2006年。美国军民两用品项下限制对中国出口的产品涉及两千多个税种，美国务院所管的军品更是限制对中国出口。可以预见，在增长乏力、失业较多、大选角逐的背景下，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会有增无减。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也在增加，其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中资企业并购，近年就有华为、鞍钢、中海油等7起案例。其他发达国家也追随美国，从反倾销走向了反补贴，歪曲地针对我国土地价格、贷款利息等进行反补贴，明显针对中国的体制问题。
三是我国具有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双重身份，在国际博弈中处于两难境地，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新的挑战。我国对外利益关系的两面性突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利益交汇点，也都有利益冲突，面临的国际经贸关系更加复杂、更困难、更严峻。发达国家对我国合作与遏制、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期许与疑惧、周边国家对我倚重与防范、多边场合对我国追捧与孤立并存。这些对立面处理得好则左右逢源，处理不好则腹背受敌。发达国家在人民币升值、全球经济失衡、气候变化等领域把矛头直指我国，要求我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我国同质同构，在很多产业上矛盾增加，加之贸易逆差、失业加剧等压力，与我国利益冲突呈上升之势，相互关系面临新的考验。比如在二十国集团“参考性指南”议题上，我国是“1暶19”，事实上处于孤立状态。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出现了新情况，比如发达国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争夺，官方发展援助明显增加，占其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0.26%提高到2010年的0.31%，是我国的8倍；受援国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新生代政治精英深受西方影响，或对我国援外诉求提高，或认为我国搞“新殖民主义”对与我国传统友好关系的认同感下降。我国40%的对外投资、80%的对外工程承包,70%的石油与铁矿石进口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我国境外企业资产超过1.5万亿美元，在外劳务人员与侨民达数百万，防范风险、保障安全的任务加重，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友好互动、更加利益交融、更加宽松广阔的外部发展环境。
四是多哈谈判深陷僵局，区域争夺更加激烈，多双边都需要谋求新的出路。多哈回合谈判中，发达成员心态失衡，对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提出过高要求，实际上是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不认同，想推翻原来的共识，提出新要价，片面强调为其创造更多市场准入机会。美国态度多变，先是以化工、电子、机械零关税向我国施压，没如愿后试图叫停多哈回合，并向我国转嫁失败责任。后又另起炉灶偏离多边，试图通过“服务挚友”诸边谈判方式，将服务议题独立出来，扰乱和阻碍多哈谈判进程。在多边受阻的形势下，区域自然成为各国的新选择。我国已签署10多个自贸协定，有5个正在商谈，涉及五大洲28个国家与地区。从已实施的情况来看，已产生了良好效应，我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2011年比2009年增长70.3%，与新西兰等15个自贸伙伴出口增长高于全国平均9个百分点。但是，我国自贸区建设面临更激烈的大国博弈与挤压，尤其是美国全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极力拉拢我国周边国家加入，设置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劳工和环保等苛刻标准把我国排除在外，架空我国在“10+3”的主渠道作用，扼制我国自贸区战略，削弱我国在亚太的影响。美国还希望我国尽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欧盟除禁止军售等以外，现在正在制定对国营贸易、政府采购的限制，这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欧盟同时加快向亚洲渗透，积极与日、韩、印、东盟发展自贸关系。在此大趋势下，很多国家复制美欧的做法。韩国、日本不断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不断说我们强制其技术转让，以各种理由指责我国不守规则。日本提出“10+6”设想，加紧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权的争夺；韩国很快完成了美韩自贸区谈判；在中亚与南亚，俄罗斯、印度对我国提议的上合组织与中印自贸谈判，或态度消极或明确拒绝，同时加快与其他国家的自贸谈判。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比如美国在IMF拥有唯一的否决权，发达国家把持了国际经贸议题设置权，焦点议题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被动应对，我国的话语权有限。在这种围堵中我国如何破局、冲出重围，需要更高水平的战略应对能力。
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利益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际互动显著增强。我国与外部也是动态博弈过程，相互影响更大。是走向争斗不止还是妥协互让，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互动，既取决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选择，也取决于我国的选择，甚至我们的态度越来越重要。面对趋紧的外部环境，如果我们应对得当，更加积极主动地趋利避害、扩大开放，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如果应对不当，相互恶性竞争，就会压缩我国的外部发展空间，影响我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进程。
（二）从国内看，我国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上一轮开放的边际效应递减，迫切需要新的开放动力
一是传统竞争优势减弱，新的竞争优势亟须培育。随着国际经济地位变化，我国“入世”初作为新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优势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生产成本提高的速度与人口红利衰减的速度都超过了预期，劳动、土地、能源等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失去，比如“十一五”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4.1%，预计“十二五”增长13%以上，一些外资企业也随之迁走，比如越南2010年取代中国成为耐克公司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环境、资源的硬约束不断强化，营销、技术、品牌、管理、跨国经营等新优势尚未成型，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新的提升。这样容易出现全球产业链低端流失到他国，高端自己又上不去、发达国家不给我国，导致发展徘徊不前，面临未富先老、未富先衰的危险。
二是经济增速回落及转型艰难，需要新的发展动力。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长，今后一段时期速度很可能回落2~3个百分点，从高速增长期步入中速增长期。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艰巨，投资强、消费弱的增长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服务业比重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新兴产业发展不快，体制机制的制约明显增多。在内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开放的倒逼机制，让老“幼稚产业”早日“毕业”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并促进国内的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水平，促进市场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从而提升综合国力。
三是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需要在开放中缩小差距。尽管我国的发展成就巨大，但是应该清醒：我国的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在创新能力与技术实力、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管理经验与法制体系、文化创新和软实力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小。特别是在原始创新与技术实力上，西方在相当长时期仍将是世界的领跑者，我们紧紧追赶才更有利。最近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如3D打印、社群式制造业，需要我们学习跟踪。所以只有通过进一步开放，才能开阔视野、发现差距，并取长补短、缩小差距。开放还可以缩小两岸四地的经济发展与体制机制差距，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四是开放的共识降低，对继续开放的认识不足。“入世”以来，我国开放有所扩大，在自贸区建设、双边经贸关系上有进展。但是总的来看，与“入世”前的20多年相比，开放的动力显著下降。有观点认为“入世”后我国开放任务已完成了，对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紧迫性以及开放的潜力与空间认识不足，甚至由于对开放型经济质量、内外需关系、外汇储备等的理解不同，反对开放的声音也在增大。特别是受极左思维与“文革”遗风的影响，以爱国和民族等面貌出现的“你死我活”斗争观念、“独立自主”的发展观念有所升温，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悖。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深入理解中央所强调的———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
（三）从历史看，强国盛世都是开放的，中华民族复兴必将是开放式复兴
今后半个乃至一个世纪，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复兴之路是追赶之路、开放之路、强盛之路。
一是强国大国都走开放道路，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历史长河昭示，强国盛世都是当时最开放的国度，如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我国的汉唐帝国等，近现代强盛的国家如荷兰、英国，以及当今的美国，经济主要是开放的。赶超成功的日韩，更是以“贸易立国”走的都是开放式发展道路。有关理论也表明开放增加活力、封闭导致衰败，市场经济天然是开放的，要求商品、服务和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被称为自然界最高定律的“熵定律”揭示，开放系统才有活力，封闭系统将会消亡。全球化是开放的市场经济系统，顺之开放则可能发达，逆之封闭则会被边缘化。
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表明：开放则兴盛，封闭则衰弱。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为什么自鸦片战争后170多年了，我国的现代化还在中途、民族复兴还在途中？其中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今后如何减少曲折？其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不断扩大开放，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学习、借鉴国际主流的先进文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才会加快。明清的闭关锁国扩大了与西方的差距，甚至有开放远见的郭嵩焘等还被时人骂为“勾通洋人”“有贰心”以至于后来推动“入世”的谈判者也被认为是“卖国贼”“洋奴”。然而历史滑稽地证明，由于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爱国者”往往成为“爱国贼”或“祸国者”，而“卖国贼”其实是“爱国者”，被传为历史笑谈。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抓住战略机遇期，赢得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取得的成就举世钦羡。
三是世界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值得吸取。“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些国家进入中等国家行列后，出现经济增长放慢、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结构转型艰难、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而难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60年代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中，成功跨越陷阱的仅10多个。一些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是自己挖的，比如阿根廷几次到一定程度就不开放了，开始管制外汇，把外企强行国有化，开放出现了三次倒退。我国2012年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属于中上水平，“中等收入陷阱”所列的诸多问题，我国都有不同程度存在，要实现这一跨越、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须迈过很多道坎。所以跨越这一陷阱的过程，将是我国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口。这一时期既需要强化国内的改革创新，增强内部发展动力，也需要为继续开放注入外部压力，拓展新的外部空间。如果我们应对得力、转型得当、开放得好，就会前景光明。
四是扩大开放将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从长远看，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开放经济支撑，这不仅仅指发展狭义上的“三外”组成的开放型经济，更是广义地指国民经济本身就是开放的经济体系，今后建立开放经济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可见，我国的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当前不是对外开放的终点，而是深化开放、扩大开放、提高开放水平的新起点。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对外经济开放，是个长期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
总的来看，中国的发展需要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坚持开放，要解决国内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困难挑战，也只有坚持开放。当前我国不开放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仅仅停留在原来的开放基础上而不继续往前走，不再进行更深入、更广领域、更大程度的开放，也是没有出路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理性探讨，增强开放的主动性，形成新的开放共识。
二、多种开放形式并举，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多的发展机遇
今后5~10年，我国仍处于必须紧紧抓住且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主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的趋势不会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会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的态势就不会根本改变。我们要用好甚至延长这一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化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的认识，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主动加入国际产业链条并向高端延伸，主动开始“入世”后的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初步设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立足自身发展需要和世界共同利益，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自主地选择开放，对等地扩大开放，以开放换取开放，延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创造一个更加有利、和谐宽松的国际发展环境。对内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建设“内需为主、内外互补、互利共赢”的开放经济体系，以开放推动全面小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复兴。对外以开放促开放、促共赢、促和谐，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均衡和谐”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开放促进我国与世界共同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扩大开放的实现路径是“加强沟通理解—经常谈判商议—注重彼此关切—相互退让交换—促成良性互动—扩大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可包括以下内涵：
（一）自主开放
自主开放就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以主动进取、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地选择对外开放，就是以开放的气度和胸襟，理性平和地看待与处理国际经济事务，展现一种真正的民族自信。70年代末我国竞争力那么弱，都敢于扩大开放，今天我们的综合国力与谈判能力强多了，产业竞争力也比“入世”前强多了，更有信心主动地开放。有时自己主动开放而并非要对方的对等开放，也可能对国家是有利的。不少学者认为，如果当年服务业及金融业开放力度大一点，有可能现在竞争力更强、与国际差距更小。当前自主开放，一是顺应发展转型的要求。当前国内发展的主题主线，都需要开放这一动力机制，来倒逼发展方式转变，倒逼国内改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开放的要求往往与改革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如金融向民营开放、垄断行业改革、政府采购协议、准入前国民待遇、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汇率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民营经济等等，开放后总体上利大于弊，是我们自身也应该推动的。二是顺应民族复兴的要求。从长远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是全面的开放式复兴，需要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完善法制民主、保障人权的开放型政治，建设传承创新、多元包容的开放型文化，形成海纳百川、活力四射的开放型社会，其中经济开放是全面开放的先导与核心。三是顺应全球化的要求。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界限仍是基础，我们首先应做一个爱国公民，同时由于国际共同事务大量增加，也需要我们增强世界公民意识，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所以我们的开放不是外力下的被动之举，而是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对等开放
交换本身体现了平等与利益互换。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换来更大的利益，换来更好的发展环境，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在开放领域的选择上，首先应区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算好总账大账，有取有舍，代价合理，核心利益不让步、重大利益可互让、一般利益可取舍。我们应以几个领域的更加开放，换取他们的开放，赢得双方的战略互信。要以市场换市场，以资本换资本与技术，换得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更好的国际投资环境、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更多的先进技术引进，更优的国民经济结构、更强的国民经济活力，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发展环境。当前推行对等开放策略，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有谈判的实力与底气。国内市场有强大的“吸引力”预计“十二五”进口有10万亿美元，几年后将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国内市场也在坐二望一，成为超过日本的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这是巨大的磁石，是扩大相互开放的坚实基础；我国为日韩等1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第一大市场，欧、美的第二、三大市场，近两万家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合作，近30万家外资企业包括500强的480家在华投资兴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我们有3万多亿外汇储备，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欧洲应对债务危机的重要求助对象。我国在多哈回合逐步进入原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谈判核心层，有利于参与规则的制定。我国硬实力与影响力的提升，有利于我国平衡利益格局、增加反制手段，带来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二是有相互交换的空间。我们可以稳步有序地扩大货物、服务、投资领域的市场开放，换取我们需要的技术、市场、资本、人才、品牌、管理、机制与活力，主要是以我国13亿人口、高速增长的巨大市场，换取世界57亿人口、温和增长的大市场。我方可以扩大开放的领域包括：货物贸易更深的开放，更大的进口，服务贸易更多领域、更深程度的开放，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更多的投资领域与更好的投资环境。争取外方开放的领域包括：更多的高技术出口、更少的投资限制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限制、更稳定的资源供应、更少的国际战略打压，以及更和谐的外部环境。最后究竟以什么换什么，将是双方反复博弈的结果。
三是有对等交换的动力。当前中外双方都有交换意愿。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并不愿意保护主义恶性循环、减少其复苏希望，有扩大开放的需求。西方在我国“入世”时的限制条款边际效应快为零了，比如2013年要取消特保条款、2016年非市场经济地位到期，反倾销中引用第三国做替代国的做法也得取消。西方手中的砝码快没有了，要压我国扩大开放，也只能走交换道路，相互讨价还价和妥协让步。我国扩大开放后，即使个别开放领域受到冲击，还可以运用规则来合理缓冲与保护。
（三）良性互动的开放
开放增加了各方接触的机会、各种观点交锋的机会，有利于相互补充完善，避免偏颇，至道中庸。
一是开放与发展、改革、创新的良性互动。这四者紧密关联，发展是目的、是主题，开放与改革、创新是发展的三大动力；发展增强了开放的实力与能力，开放又进一步提高了发展水平；某些关键领域的开放需要以深化改革、加快创新为前提，而这些领域的改革创新迫切需要开放的外部压力与动力，形成倒逼机制。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是我国3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入世”以来，三大动力中开放的作用尤其突出，可以是发展的主动力。当前随着某些利益的固化、某些体制的复回，改革创新的内部动力有所减弱，开放这一外部动力显得更加重要、更加不可或缺。
二是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对外开放是对内开放的助力。当前中西部、民间资本的开放愿望强烈，已经向外资开放的领域，必须向内资开放；即将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首先对内资开放；凡是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首先对民间资本开放。促进对外投资与向中西部投资的均衡、开拓省外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均衡、对外援助与支援中西部的均衡，推动区域间开放的均衡。对于开放时有顾虑的领域如金融与部分服务领域，为不影响部分人所担忧的产业安全与宏观大局，可率先在西部进行开放试点，并可能缓解区域发展失衡问题。
三是内需与外需的良性互动。扩大开放并不影响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内需与外需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内需扩大既可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出口，也可以增加进口，平衡国际收支。外需扩大既可以拉动国内投资，也因为增加就业与收入从而扩大消费。改革以来，我国只提出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放型经济、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等观点，从未提过“出口导向”战略。事实上我国实施的是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互补的混合外贸政策。即使是实行了“出口导向”的“四小龙”与“贸易立国”的日本，也是世界成功的典范，被他国所仿效。2001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从20%提高到2006年36%的最高点，去年已回落到22%。今后，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经济结构转型和汇率的波动，外贸依存度将会趋于下降，内需必然会更加重要，但这并不能否定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与双向投资。过去10年我国投资年均增长25%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5%以上，是世界上内需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且统计局公布的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比大于9暶1,即使折中后也大于3暶1,这说明我国经济不全是出口导向的，而是事实上的内需主导战略。出口零税率是国际惯例，虽然我国去年出口退税9800亿元，但进口税收16000多亿，外贸直接“净税收”6000多亿，加上间接带动的税收将增大几倍。世界上主动收缩国际市场的例子极少，主要是两类，一是受外力压制而被动收缩，如80年代的日本；一类是主动排斥开放，如南美的部分国家，但最后都成了失败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极力扩大国际市场，最发达的美国也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国际市场份额此消彼长、来之不易，我们应善加珍视并积极利用，促进内外需协调发展。
四是我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影响，不可避免地与大国发生关系调适。我国的发展与复兴，已向世人昭示了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并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所以绝不会再走殖民大国的武力掠夺、以“斗”为主的老路，那样路子只会越走越窄。因而我们只能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和策略，来创造一个和平宽松、有利于我们的发展环境。主动进行协商谈判、开展利益互换，以我们的开放带动世界的更加开放，将会大大拓展我们的发展空间。
（四）合作共赢的开放
我国实行自主开放和以开放换开放，绝不是主动出卖国家利益，而是尽可能以小代价换取大利益，增加各国共同利益，扩大各方利益汇合点，最终达到在开放中共赢。
一是展现我国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我国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形象已得到国际认同，我们继续扩大开放如能换来对等的开放，对我国发展十分有益；即使换不来我们就不开放，也会占据国际舆论高地，在国际上赢得主动，西方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这样，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将会更加巩固：我们要坚定不移做全球化的推动者，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践行者，全球规则的参与者，全球新秩序的建议者，全球挑战的共同应对者，全球责任的分担者，全球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和谐世界的建设者。
二是遵循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全球化时代，不是商品走出国界，就是士兵走出国界。近代以来的国际舞台上，西方国家主要争夺的还是商业利益与经济利益，这就有“和、商”的可能。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确实是帝国主义的霸道与侵略，同时也存在清朝封闭太久而不理解英方的商业诉求、双方误解、自己不争气等内因。“二战”后，经济利益争夺主要是通过谈判协商、利益交换来解决的，其过程是：相互要价—讨价还价—互作让步—达成一致—互利共赢。如果有一方觉得利益受损，是“卖国条约”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我国15年漫长的“入世”谈判，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的开放策略仍然应该是谈判协商与合作共赢。
三是接受正和博弈理念。国家经贸关系是一种动态博弈，博弈可分为封闭状态下的零和博弈、开放状态下的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现代国际经贸交往中，主要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斗争式的零和博弈，而是谈判协商、妥协互让的正和博弈，即“利己”不一定要“损人”最终实现双赢或共赢。达到共赢首先需要摆脱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市场交换或利益交换就是一种正和博弈。
四是培养现代文明意识。开放可以使我们增强规则意识、契约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共赢意识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公认观念，也是中华传统文明中相对缺乏的观念，是我国建设市民社会、推行法制民主的要件。特别是平等谈判、让步妥协、互利共赢等观念，更是我们适应和平时代要求、转变战争年代“斗”的思维的必需观念。
总之，我国主动扩大开放，采取开放博弈、合作博弈的策略，就可能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世界走向良性循环，改善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
三、今后5~10年扩大开放的思考
客观地看，我国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实力比改革开放初及“入世”时强多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条件更为成熟。到2020年前后，我国在总体上应该有更大的开放，有顶层设计的一揽子开放。扩大开放总会有利有弊，只要整体上利明显大于弊，就值得开放。下一步可以交换的开放领域与值得注意的开放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贸易领域的开放
我们要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国际贸易体系，扩大市场准入、优化关税结构，促进进出口均衡。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市场，要继续通过开放市场、引进先进技术，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一是用好进口筹码，增强交换能力。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超过5万亿美元，国内市场规模将位居世界前列，今后每年约2万亿美元的进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与吸铁石，能够吸引对方使其妥协让步，换取对方减少或取消对我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扩大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公司的开放。推动进口自由化与便利化，提高汇率市场化水平，提升进口综合效应，促进贸易平衡，增强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与时俱进调整奢侈品进口税率，扩大消费品进口。大力发展技术贸易，促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落实中美贸易投资一揽子合作计划，继续敦促美国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既促进国内创新，也扩大技术引进。对于机械、化工、电子领域的关税减让，要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争取让这些行业逐步“脱稚”。主张保护幼稚产业的李斯特，也提出了一定要尽早“毕业”；从现实看，保护过度而不“毕业”的拉美国家，正是长期长不大、无竞争力的国家。即使这些产业开放初期有冲击，我们还可以用世贸规则来保护，出不了大问题。所以，我们既要合理保护，也要让这些产业早日参与国际自由竞争。
二是扩大服务业开放，发展服务贸易。稳步推进金融、电信、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服务业及社会事业开放，特别是要率先对国内开放，推动垄断部门加快改革。扩大重点领域服务出口，增加专有技术、专业服务进口，大力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正确区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笼统地把一、二产业看成实体经济、把服务业当作虚拟经济是不准确的。服务业中只有金融深化及地产、博彩等易生泡沫的一部分才是虚拟经济。即使是虚拟经济，只要不过度发展，对经济发展也是有益的。而大部分服务业其实是“实”的，如生产性服务业的物流与金融，提高了经济效率；产品前端的研发设计与后端的营销创牌，是一种高智商的创造；生活性服务业改善了居民生活，服务业同样创造了价值和增进了人民幸福。
三是保持出口稳定，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正确认识我国外贸的地位，外贸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没有根本改变，要继续稳定传统市场、扩大新兴市场出口。加快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注重培育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品牌，既要注重前端的研发设计，也要注重后端的国际营销网络与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改变当前国际营销渠道受制于人、销售很不稳定的状况。同时还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提高国际分工地位。
（二）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
以投资协定谈判为契机，加大投资开放力度，推动双向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将是我国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当前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十分必要：我国多年发展真正形成的一个新优势，是我国的制造能力、装备能力与大型工程承包能力，可以广泛参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钢铁、水泥、建材等许多行业产能过剩，过去简单依靠审批限产甚至“关小”毁掉的行政方法，多年来证明难以有效地调节产能过剩，我们只有更加地开放，既让外资进来，也让自己走出去开辟新路，更多地用市场办法来解决过剩；我国要保障境外资源供应，逐步掌握研发、营销与品牌，都需要参与国际投资；要消化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减少美元贬值而造成的损失，也需要通过对外投资把货币变成实物。我国“入世”后仅仅过了10年，国际投资协定就攻守易势，这需要我们增强前瞻性，积极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
一是积极推动多边与双边投资协定。多年来我国和美欧的投资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目前国际投资协定中主要采用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我们要积极研究，推动制定多边国际投资规则。针对美国出台的“选择美国”促进对美投资倡议，敦促其解决对我投资安全审查、国有企业投资等的歧视性做法，并为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提供法律保障，创造公平、稳定的投资环境。积极准备《中美投资协定》谈判，针对其中的劳工规则、国有企业、业绩要求、环境条款等不利条款，要善于交换，争取早日完成谈判，减少长久谈判的代价，也利于与其他发达国家签署投资协定，推动西方打开玻璃门。积极推动投资体制、审批制度改革与有关法规的修改，推动投资审批向登记备案制转变，为国际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做好准备。
二是积极研究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是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内容。我国经常账户自由兑换已实施多年，在我国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渐趋成熟。人民币自由兑换可能有利有弊，但对我国的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完善市场机制、缓解内部与外部失衡的好处是明显的。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与国际化进程，也需要以开放的思维，研究一个时间表，并有目标、有步骤、有对策地稳妥推进。
三是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我国不缺资金，但仍缺资本及相关的人才、管理、技术、服务，以及市场。我们不断提高引资水平，利用外资要与调结构、转方式相结合，与促进国际国内竞争力相结合，与换取国际市场更加开放相结合，充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和综合带动效应。引资时要清醒地看到，我国虽然在生产、加工与制造能力逐步占有优势，但在相当长时期与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会有差距。紧跟第三次工业革命步伐，关注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新材料结合的新趋势，关注制造业数字化带来的从流水线、大批量生产到个性化、灵活化的新变化，以及可能出现的产业回归问题。引进外资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要充分发挥每年六七百万大学毕业生、学科体系健全的人才优势，引资与引智结合，在一些更高更新的领域吸引国外的研发团队，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与研发中心，利用全球科技智力资源推动国内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
四是把走出去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积极、有效、安全地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海外延伸与整合产业链，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我国从引资大国到对外投资大国。加强战略规划、全球布局，明确重点，推动合作区方式与集群式走出去。国际工程承包既是高技术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要积极承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海外投资基础设施1元能拉动六七角的产品与设备出口，这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抓住欧债危机、流动性短缺的时机，推动企业并购或参股方式获取品牌、技术和营销网络，参与欧洲基础设施建设。
（三）加强对外开放的软硬件建设
加强开放的顶层设计，观念转变与制度建设并重，推动国际开放与促进国内开放并重，完善开放的体制保障，创造更加开放的软硬环境。
一是培养开放心态与全球思维。全球化的世界产生了全球利益，需要有全球化的思维与全球化的战略，用开放的心胸来观察世界与中国。如果我们的世界观还停留在比较封闭的思维里，沉浸在某些狭隘民族主义与非理性爱国主义里，情绪很强烈，最终不但维护不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更可能害国害民。在开放中把爱国落到实处，维护国家利益与增进世界共同利益并行，是全球化时代需要的国民素质。要学会理性爱国，引导媒体与民众更加理性、成熟地看待对外开放，注意防止极端思维特别是极左思维，清理“文革”遗风。要加强开放的顶层设计与总体布局，充分认识到各领域开放的关联性，特别是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让世界理解中国，理解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发展差异与制度差异，增强与世界各国政治上的战略互信，为经济开放做好铺垫。
二是完善开放的国际战略布局。全面发展国际友好经贸关系，均衡开展经济外交，争取谈而求和、争而不破。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其主渠道作用，大力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坚决反对保护主义，促使贸易体制更加开放自由。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如果半途而废，谈判失败再等新一回合，我国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大得多，这类教训在“入世”谈判时已屡屡重现。坚持区域是多边的有益补充，加快开放的区域与次区域合作，在自贸区战略上更有作为，争取5~10年形成“覆盖周边、辐射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在亚太加快推动中韩、中日韩、中加、中澳自贸区谈判，消除TPP的负面影响，尽早结束与澳大利亚、海合会等的自贸区谈判。积极推进“大图们倡议”合作、大湄公河合作，加强次区域的产业对接与市场融合。完善对外经贸关系布局，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发展，扩大双向投资水平，扩大利益共同点；深化与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扩大相互战略利益，支持欧洲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加强节能环保合作，探讨“稀土换技术”扩大高新技术贸易，支持日本灾后重建。深度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及周边国家合作，提高援外效果，推进我国市场的多元化，维护海外资产安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持二十国集团的主要平台作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机制，增强全球经贸议题设置能力，积极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推动国际经济制度建设，维护开放、自由、公正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三是强化开放的国内制度保障。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完善开放的制度保障。更加重视以开放促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审批体制、投资体制、金融外汇体制、国有企业等改革，增强创新活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整合部门职能，推动加入《政府采购协定》，培养开放的经济安全观，注重风险的事前防范，把握开放的力度与节奏，增加过渡期、例外条款或缓冲空间，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优化开放的区域格局，形成东部开放水平高、中部开放步伐快、西部开放有特色的新格局。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实施特殊政策，打造沿边开放平台。强化国内外政策的统筹协调，开展官方与民间的多层次开放，发挥地方在开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加强开放型人才培养，重视150万留学生、5000万海外华侨的开放桥梁作用，让他们成为我国解放思想、更大开放的和平使者。加强软实力建设，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传播，让世界更多了解、更深理解中国，树立自信开放的国际形象。
历史的洪流奔腾不息，开放的车轮滚滚向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提升国力、改善民生的开放事业不可阻挡。那些以爱国、民族之名不愿开放的做法，终将成为历史笑谈。中国在历史新起点上的新一轮开放，将在民族复兴史上写下新的一页。
（写于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