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9日在《儒藏》主编工作会议（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教授专家：
大家好！
首先谢谢大家！我的讲话不能叫做总结发言，只是讲一讲这两天对会议的一些想法和我的一些意见。我一向反对在学术研讨会上作总结发言，因为学术只能是大家在一起讨论，百家争鸣。所以我有一个说法，学术问题不能有一个指导思想，如果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无法百家争鸣。所以我在这里只讲一些我的意见，而且我不能把大家所有的问题都讲清楚，因为有些问题还要我们在会后研究一下，看看怎样做能更妥当一点。
我非常同意李明友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的主编会议一次比一次好，杭州这次会议比深圳好，比上海也好。为什么我们的会议会一次比一次好，就是我们的工作一次比一次有进展，有了进展，就比较容易展开工作。这次会议我有一个总的意见，可以说，它是一次有成果的、有意义的、有希望的会议。为什么说是有成果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从领导上讲，教育部对我们这次会议非常支持。首先，教育部领导肯定《儒藏》编纂工程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不仅杨光同志这样讲，在北京，我们也曾向社科司张东刚副司长汇报过，他看了我们的成果，也认为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总之，他们肯定了《儒藏》的成就，从内容到印刷各方面对《儒藏》编纂都作了肯定。另外，杨光司长对我说明年年初将由教育部组织各合作单位主管行政的负责人和社科部部长或助手召开会议，明确这个项目的意义和重要性，从教育部在行政领导上支持《儒藏》工程工作。同时，他们承诺要加大经费的投入，加大多少虽尚未确定，但加大投入是没有问题的。再就是《儒藏》校点成果如何计算，将来评职称，评工作量，到底怎么算，教育部都要作研究。他们认为古籍校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著作成果。杨光司长已将这些事情交代给了马建通处长，让马建通处长负责具体落实。马建通同志向我说，他一定把这件事情落实做好。我想，从教育部讲，教育部肯定了这个项目，而且会给我们有力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从我们主编这一方面来说，大家提了非常多的好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第一条，大家都同意我们《儒藏》工作将来的成败、好坏在于质量，质量是第一的。只能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大力度，这是大家的共识。第二条，从各位部类主编的报告中可见，他们是非常认真负责地做这一工作，而且基本上安排了他们所负责的每一本书的进度。从他们安排的进度看，大概2009年至2010年是最关键的两年，是交稿数量最多的时期。这就说明，相当部分的部类主编对稿件进度都有很好的安排。第三条，部类主编非常注意培养人才，因为除了专家参加这个项目外，还有很多研究生和并不是十分熟悉古文献整理的学者参加，他们在工作中得到了培养和提高。当然，我们《儒藏》编纂中心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的这些参加《儒藏》校点工作的博士生和年轻的博士经过两三年、三四年的锻炼，他们在逐渐成长，有的已成为骨干力量。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在大家的汇报中间，这些成果都可以说保证了我们这个工程顺利完成。
第三，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的校点工作不仅启动了，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比如韩国学者，他们经过了二十八次关于定目的讨论。大家要知道，韩国的儒学派别很多，真正定出一个非常好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目录是非常不容易的。否则他们何必经过二十八次来定这个目录呢？最后总算定出一个目录，有这么一个目录，就非常好办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北京大学接待了韩国成均馆馆长、韩国的儒林领袖崔根德先生，我和他进行了交谈，他也非常重视这个工程。他请我相信，韩国一定支持《儒藏》编纂工程。特别是梁承武教授，他非常认真负责地做这个事情，很不容易。我有时觉得，他召开那么多次的会，召集那么多的人，我也参加过他的会议，能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这是非常困难的。日本的《儒藏》编纂工作，是由户川先生来主持，这次他因事没能来参加会议，但今天有两位日本的编委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日本的目录定下来是非常早的，而且人员也都定下来了。而他们定下的目录，刚才日本学者也讲过了，他们的目录是一个革新的目录，是与过去目录不同的。它是要和中国文化相衔接的一个目录，这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工作。我们昨天和他们交换意见，希望由户川先生写一篇文章来讲他们的目录，包括他们为什么定这样一个目录，这个目录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和过去有怎样的不同，希望能编在我们的《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集刊中。日本的学者对于《儒藏》编纂这件事是非常认真来做的。谈到越南方面，他们已经有了成果，交来了一部校点稿，阮金山教授昨天还给大家演示了“喃”字的功能和含义，并答应提供给我们关于越南的儒学目录，这当然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成果，从教育部讲，从各位主编讲，从韩国、日本、越南学者与我们合作上讲，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从这些成果看起来，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说，《儒藏》这样一个大学术文化工程，应该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个是出成果，就是《儒藏》这部书。第二就是出人才，就是培养一些有扎实功力的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人才。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比我老一辈的学者很多都不在了，和我同龄的，也不行了，严佐之先生这批专家，年龄也慢慢大了。所以如果不再培养人才的话，将来《儒藏》工程也很难完成。因为《儒藏》工程我们说是2012年完成，但是大家也都知道，2012年真的完成很难很难，要靠大家的努力，2012年能否完成也是个未知数，还是要努力做才能实现。那么怎么办？必须培养人才。可喜的是，不仅我们北京大学，很多单位都注意在培养人才。我是搞哲学的，我的古文献功底是很薄弱欠缺的，因此深深感到，如果你真的想把哲学、文学或历史的研究作好，没有一定的古文献知识是不行的，所以需要培养人才。人才应该是复合型的，是古文献的人才，但知识面应很广，文史哲都应该知道一些，这样的人才将来才可能继续作这个工程。《儒藏》“精华编”作完，按计划还要作一个更大的《儒藏》“大全本”。我们正在编《儒藏总目》，仅“经部”这一部分的目录，大概就有两万余种。将来怎么做，这就需要非常多的人才。我们要明确的是，不仅要出成果，还要出人才。第三，要出经验。这么大的项目，怎么组织，怎么组织好，既能节省精力，节省经费，又能高质量把它作好，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组织模式才行。拿《儒藏》“精华编”来讲，编出来的本子，中国的这一部分，就有281册，再加上韩国、日本、越南的，大概至少接近400册，这比《佛藏》要大得多。《佛藏》正藏也就是120本吧，再作《续藏》，《续藏》作出来加起来也顶多是200本，《道藏》总共也就是46本，《儒藏》工程当然比《佛藏》和《道藏》大得多。那么，这么大的工程，怎么样把它组织好，我想组织大型人文学科项目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上面情况看，我们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出成果，出人才，出经验。那么这个工程才能说是真正作好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进一步作好《儒藏》，大概也只能提几点看法。第一点，要再一次明确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选择校点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校点者水平有问题，责任心有问题，那《儒藏》显然很难做好，所以要明确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我想，我们多数，至少相当数量的校点者都是能胜任的，都是很优秀的，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可能他手头的工作太多，顾不过来，因此会发生问题。当然，在校点者的选择上，也可能由于原来了解得不太充分，有一些是没有经过一定古籍整理训练的博士生。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儒藏》是一项庞大的重要的学术文化工程，要质量很高，又有时间限制，就会出现有些校点者很难胜任这一工作的问题。我们曾和一些部类主编讨论过更换实难胜任的校点者的问题。这两天讨论，有些部类主编说他们已经在换人了，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办法，有的校点者没有时间，有的确实是基础太差，因此不得不换人。当然，换人主要由部类主编来考虑，如果部类主编有需中心帮忙的地方，那么大家可以一起商量怎样来换校点者。还有一类情况，我们这个工程，校点者做出的书稿，初审大部分由中心完成，如果初审能够通过，就交给通审，通审都是请专家来做。有的稿子质量有很大的问题，常常多次退稿。第一次退稿后，校点者第二次拿给我们，仅改了我们看过的提了意见的部分，其他部分就没有改，只能再退稿。所以有的稿件，退稿三次仍存在很多问题，审稿专家甚至于给他改了上千处的问题，改得非常非常多，你再退给他就不好办。那怎么办？一些部类主编提议变更署名，要加上审定者，否则审定人的工作就无从体现。审定人确实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做，而校点者自己不做，又不好把他换掉，这点请主编谅解。校点者的问题应该明确，校点者是最重要的，他是第一责任人，他头一关做不好，后面就会成问题。
第二点，因为校点体例已经定下来了，从原则上讲，大家还是应该按照校点体例。但如赵伯雄先生所说，可以稍微灵活一点，有的“校记”稍微多一点，但是不能违背了校点体例。如果“校记”和校点体例完全不一样，那是不好的，还是应基本上遵循校点体例，在此基础上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但不能说不要校点体例，抛开校点体例。如果他的校记很长，确实有特殊的学术价值，我们有简报，可以放在简报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刊物，叫做《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也可以放在这里，以表现他的研究成果。如《说文解字注》的一些相关校勘，确实有学术价值，但又有违于体例，删掉又可惜，怎么办？可以放在我们的简报和刊物里面。
第三点，怎么利用现在新编辑的整理本校点。利用前人已有的好的新的整理校点本，这毫无疑问当然可以，因为人家的成果你完全不利用，那是不对的。但还是应该找到已有的整理校点本所用的底本，再根据那个底本来吸收整理本的成果，不要直接用现在出版的整理过的标点本。因为我们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收录的书都是1912年前，就是清末前的。所以可以利用这些整理本，但整理本所根据的底本，你必须找到，要利用这个底本作底本，如果有更好的底本，那更好，如果没有更好的，就利用那个底本，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我们的体例要求来做。当然这还有一个问题，会上提到，有的先生也问我，有些书已有新的整理本，比如《二程全书》、《王阳明全集》，到底是用以前的版本呢？还是用现在的整理本？我们说，还是得用1912年以前的本子，我们不要用现在人作的，但可以参考。
第四点，怎样利用电子版。我们本来说不要用电子版，后来有些校点者用了电子版，所以现在就说可以用电子版。可以用电子版，但必须提交电子版所用的底本，否则就没法对校以判断电子版稿件的错误率。电子版的稿件要保证质量，因为我们发现有的电子版脱漏、错误非常多，甚至到千分之一，因为电子版的书稿一不小心就会输入错误，错误一定要保证在万分之一以内。错误太多，等于我们又要校对一遍，那我们就不好办了，工程量太大。
第五点，请各位部类主编审查书稿。过去我们中心有个缺点，就是中心有时候直接和校点者联系，而没有告诉部类主编。这个问题后来有所改正，但以后一定要加强和部类主编的联系。部类主编一定要看稿，如果我们和校点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仅要告诉校点者本人，同时也要告诉部类主编，让主编了解具体情况。总之，在校点的问题上，基本上是要按照体例的要求，多一点，少一点，灵活点，有点自由度是没问题的，但不能太多。有些稿件仅牵扯技术性的问题，技术性的问题比较好办，有校点体例可以遵循；如果牵扯到学术性的问题，我们中心不要妄下断论，一定要和校点者及部类主编保持沟通，共同讨论。关于版本的问题，我想赵伯雄先生的意见是很好的，后来严佐之先生又补充了一点意见。这样来做校点，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王承略先生写了五条意见，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第一条，在底本选择以前应该有一个关于版本的调查。第二条，通过初校选择比较好的版本，从版本的选择讲，恐怕也没有绝对好的本子，有时有些相对性。选择版本的时候，希望选择最好的版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最好的版本里也有错误，要选择比较好的可靠的版本。第三条，通过初校，要排除差的版本。第四条，如本书已有较好的整理本，尽量避免用整理本，而要用整理本所用的好的底本。第五条，选定底本以后，不要轻易更动，轻易更动是非常麻烦的。这些意见我觉得都很好，都很有意义。所以把赵伯雄先生、严佐之先生、王承略先生的意见结合起来，也许版本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了。现在当然还有很多困难，因为我们不能掌握所有版本，有新版本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发现的新版本更好，那就还得换。所以这些问题只能互相谅解了，大家来讨论。
第六点，中心收到稿件后，要尽早尽快地和校点者见面。我们确实希望尽早尽快地和校点者见面，我们将努力做到。有了问题，有了意见，有了不同看法要尽快沟通，不要压稿，在这方面我们有缺点，必须改。
第七点，关于经费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会进一步解决，因为教育部领导已有承诺，要加大经费的投入，如有更大的经费投入，我们的经费会多一些，问题会好办一些。但也有一条，我们不大可能30万字给60万块钱，那是绝对给不起的。但是大家要想到，我们这个《儒藏》工程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杨光司长讲，它是和我们民族复兴相联系的。因为民族复兴需要有文化的复兴才行，没有文化复兴作支撑，民族复兴就会落空，所以必须有文化的复兴来支撑。而中国有儒释道三家，从来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如果一个民族想复兴，而不能很好地培育它的文化根基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复兴是会成问题的。所以怎么来看待这个工程，它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和我们的民族复兴相联系，是和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相联系，是和传承我们的文化命脉相联系，是和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相联系。特别是张国有校长讲，儒家思想曾经对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法国启蒙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对伏尔泰都有很大的影响。它过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影响，而在现实讲，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虽然我觉得文化发展是多元的，我反对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了，我们绝对不能有一个东方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论，但中国文化在将来会越来越发生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儒藏》工程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经费一定要加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讲，《儒藏》工程如果作好了，是我们对祖国、对世界的一个很大的贡献，这样来考虑它，也许会更全面一些。
第八点，我们想将来和校点者补签一个合同。为什么要和校点者补签一个合同呢？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校点者的权利，校点者的权益没有合同保证是不行的。一方面可以明确对校点者的要求。因为过去我们只和部类主编签合同，可是没有针对校点者的权利和要求。对校点者的权利必须保护，对校点者的要求也必须明确，这样比较好办事，而且对校点者、部类主编工作也比较方便，否则部类主编也不好干。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要切实保证校点者的权利，明确校点者的责任。
第九点，我们的《儒藏》工程除了编纂还有研究的任务。我们前一段时间主要在编纂校点这一方面，对研究没有顾得上。在2007年时，中心决定在2008年开始工程的研究这一方面，因此发过一个通知给大家，请大家来做这个研究工作。今年，我们对“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丛书这个项目来进行申请，申请的人数23人。由于经费的原因，我们每年只能支持5人，这次23人，我们想既然这么多人申请，就不如把2008年和2009年作一次来评出。经过专家评审，评出10个或者11个人来，分2008年和2009年两年给予资助。对于没有申请上的，如果想继续申请，就希望他能考虑得更好一点，因为到2010年，我们还会作第二次申请。在编纂《儒藏》“精华编”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资助20本，他可以申请2010年的和2011年的，因为他申请的不一定是他已完成的书稿，是正在作的，没有完成的，我们给他的期限是比较长的，三年之内做出来就可以了。书的出版给以资助。关于这个项目还有一些问题，将来如果《儒藏》编纂中有一些很好的东西，比如底本非常有价值，校点也非常好，我们不能放在《儒藏》这部书里面，那么也可以申请这个项目，我们帮助出版。
最后我想讲讲中心的工作。《儒藏》“精华编”工作流程，昨天已给大家演示了，有什么建议，请提出。我们中心是新成立的单位，学校给我们六个编制，给我们一定的返聘的权利，我们可以返聘一些教授，一些退休的教授到我们这里工作，总共加起来也就十一个人，现在要面对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的一共三十几个单位，面对接近三百人的学者队伍，这么大的工作量要我们来做，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我们也是新建的单位，不是有很多经验，特别我本人是作哲学的，对古籍整理没有经验，而且我在北京大学从来不担任行政上的工作，没有行政上的经验，因此组织这样一个大的项目，可能说是很不胜任的。我们中心这些年轻的同志，像谷建、沙志利这些同志，是非常辛苦的，这一点我有时甚至觉得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星期天几乎都没有，他们的职称将来怎么办？我觉得谷建在我们这已经四五年了，她的职称我们到底怎么给她定？非常多的问题。他们确实非常辛苦，由于人力不足，经验不足，难免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我自己应负责任，做得不好，这方面我们向各位主编表示歉意，确实没有办法。有些我们应该做好的没有做好，那应该作检讨。比方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注意到，有的稿件的样稿交到我们中心，几乎两年我们都没有答复，这样是绝不允许的，我们认真批评了责任人。这个我不知道，说明我检查也不够。另如在同一个稿件上，红蓝笔迹的不同引起了混乱，这些本来应该检查出来，却没有检查出来，这些责任应该由我负责，没有真正负好责任，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发生了，是不对的。当然，由于水平可能没看出问题，可能提出一些错误的意见，这个是难免的，因为水平有限，不是不认真。我们只能提高水平，不断改进工作才行，请大家谅解。比方说底本的印制问题，我们确实应该加快，但有主客观的原因，有些我们和国图及其他图书馆交涉多次，也都拿不到，非常困难，这是客观原因，但是也有主观上的原因，我们可以比较快拿到的没有及时拿到，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应该加快作。还有我们给各单位的校点者提出的意见，有些可能没有表达清楚，甚至在态度上不够谦虚，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同志都应该抱着谦虚的态度来和大家讨论，这样才行。所有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不能怪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非常辛苦，到我们中心来看一看，他们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星期天也不能休息，有的连爱人都找不着，这个事情很麻烦，责任应该在我，所以请大家谅解，谅解我们的困难。我们就那么几个人，一个新建单位，也没有太多经验，但可以负责任地、凭良心地说，我们是在兢兢业业地、尽心尽力地工作，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一定把这个工作做好，特别是很好地和大家合作。最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更多地给我们中心提出意见，我们还是坚持每年都要开一次主编会，这样不仅是交流经验，不仅是提高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增进我们的互相了解，增进我们的友谊，这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时间太紧，我不可能说得很多，说得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原谅。
最后谢谢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