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儒藏》的经验——在“《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一、我们为什么要编纂《儒藏》
我们编纂《儒藏》是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学术文化常是儒、道、释三家并称，但儒学在三家中一直居于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流地位。然而历史上编有《佛藏》、《道藏》，而无《儒藏》。明、清两代学者都曾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但因工程浩大，未能实行。当前，我国由于经济发展良好，有能力把编纂《儒藏》提到日程上。此一项目于2004年启动并已取得初步成果。
二、《儒藏》的编纂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认为，编纂《儒藏》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明，《五经》是承载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传世文献，它是中华文明发育、成长的学术文化之根。为了民族的复兴，我们不得不抓紧时间编纂《儒藏》。
三、我们编纂的《儒藏》特别重视“经学”
北京大学《儒藏》中心现正组织海内外学者400余人把儒家典籍编纂为一套大丛书，以校点排印本的形式首先出版《儒藏》“精华编”，然后再出版《儒藏》的“大全本”。《儒藏》“精华编”收书近600种（其中包含韩、日、越历史上的儒学者以汉文写作的儒学典籍），《儒藏》“精华编”以四部分类，而其中“经部”占全书总量的1/3。这是因为我们对“经书”特别重视。我们编纂《儒藏》的目的是希望为世人提供一种较为可靠、经过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的大丛书。整理古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需要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北京大学牵头组织的《儒藏》“精华编”，现已出十五册约一千二百万字，就目前情况看，质量基本上得到保证。今年将共出五十册四千万字。
四、马一浮说：“国学”即“六艺之学”
在二十世纪，我国曾有三位重要的儒学大师，他们被称为“现代儒学三圣”：就是作为哲学家的熊十力、作为文化学家的梁漱溟和作为经学家的马一浮。现在我们常常谈“国学”，但是何谓“国学”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作为“经学家”的马一浮，他认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先生这个看法，确有其独到见地。他认为，“国学”可以说就是“六艺之学”，可以用它代表我国所固有之学术，它包罗甚广，且精粹深微，其学术内涵无所不备。“六艺之学”，即“六经之学”，然因《乐经》已失，故只有《五经》。盖《五经》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而其后我国历代之学术皆源于此，每朝每代通过注疏而有发挥。故作为中华文化之源头“六艺之学”其中必有“普世价值”的意义。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现由“孔子学院总部”组织，由施舟人教授和袁冰凌教授主持翻译《五经》，让世界各民族人民共享《五经》的丰富内涵，此实是一大功德。
五、饶宗颐说：“经书”讲的是“常道”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最近写了一篇题为《〈儒藏〉与新经学及文艺复兴》的文章，文中说：“经书是我们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想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经’的重要性，由于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饶宗颐先生对“经”的重视，其意甚深。盖同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必会遇到某些相同的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不同民族都会提出一些对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行之有效的理念和方法，这些理念和方法经过积淀而成为“经书”。“经书”所讲的“道理”就是“常道”，这样我们就有了做人行事的准则，而这些做人行事的准则应是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我们编纂《儒藏》就是希望把“经书”中的“常道”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同时我们也会十分重视其他民族“经典”中有“普世价值”的意义的“常道”。为此，饶先生说：《儒藏》“这项巨大的工程必将对经学、对我国的文艺复兴作出重要贡献”。
六、编纂《儒藏》的几点经验
经过近六年的劳动，我们大体上摸索出一套整理古籍的经验，它也许对整理古籍有点帮助。下面我概略地介绍几点我们的工作经验，供参考。
第一，要慎重选择合作单位和每部书的校点者。现在《儒藏》“精华编”是由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四国学者共同承担，例如《经部·易类》的承担单位，我们选择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来承担，因为他们无论人力还是所藏《周易》方面的书，都比较强；又如，我们选择《集部》中的元人儒学文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承担，因为他们所整理的元人文集刚出版，受到好评，因此有良好基础。日本方面，我们请户川芳郎教授任主编，他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威望和学术造诣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选择“校点者”，我们得先制定一比较详细而又可行的《校点体例》，要求校点者按照《体例》进行校点。这是因为参加校点的专家学者约400余人，难免校点习惯不同、水平不同，如果没有统一的要求，这部书可能杂乱无章。因此，再大的专家，我们也要求他按《体例》来进行校点。至于“校点者”，我们一般请各部类主编选定，因为每部类主编对他负责部类的专家、研究人员最熟悉，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校点者”。我们中心只是在审稿时发现校点质量不好，才会向该部类主编提出：请更换“校点者”，或向该类主编推荐新的“校点者”，或由我中心的“通审专家”仔细校改后与原校点者联合署名。例如，刘劭《人物志》和魏了翁《尚书要义》就有这种情况。“校点”质量不好，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是确实“校点者”的学术水平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及早更换校点者为好；另一种是“校点者”的学术水平不差，但是因为事情太多，没有精力认真校点，这是责任心问题。对后一种情况，我们一般请“通审专家”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请校点者认真修改。这种情况有时要经过三四次的修改过程才能定稿。
第二，要慎重选择每本书的底本和参校本。同一种书往往有多种不同版本，选择一个好的底本，对这部书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邢昺的《论语注疏》我们没有采用习见阮元校刊的《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而采用线装书局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蜀大字本为底本，以《十三经注疏》本为校本，同时吸收阮元校勘记的成果。事实证明，蜀大字本确实比阮校本为好，如阮校本第二、第五、第九等卷中，疏文多有夺漏。因此《儒藏》“精华编”的《论语注疏》校订本，明显超过了影响已久的阮校《十三经注疏》本。根据我们的经验：校点者，在校点之前必须仔细考察所校点书的版本源流，这样才可以保证选到好的底本。所选底本不好，影响质量很大。例如：《周易王韩注》，校点者用的是“无求备斋”本为底本，此为宋本；而用“涵芬楼”本为校本。“涵芬楼”本也是一种宋本，与“无求备斋”的刻板时间差不多，但“涵芬楼”本优于“无求备斋”本，因为我们发现如用“涵芬楼”本可以大量减少“校记”，于是要求校点者更换底本，从而提高了校点质量。又如：《韩诗外传》有“苏献可通津草堂”和“薛来芙蓉泉书屋”两个系统的本子，但校点者仅用了苏本，经我们建议后，校点者又用了薛本作校本，从而书的质量大大提高了。
为了让“校点者”能较快地了解到各部书的情况，我们编辑了《儒藏总目》。现在“经部”已完成，著录书籍共14000余种，除可从中看到各种的版本流传情况，而且我们注明该书收藏在何图书馆或博物馆或私人处，便于“校点者”利用。
三、要严格地把住审定书稿的每个环节。北大《儒藏》中心的做法大体有五个步骤：初审、通审、校点者与审定专家会审、责任编委抽审和专家终审，最后再由责任编委与出版社责任编辑一起交印刷厂付印。
从出版社方面说，要经过三审：即责任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三审制，并设有专门校对科，负责全过程的校对工作，错误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
七、做学问必须谦虚
由我主持这一巨大而艰难的学术文化工程，我自知力所不能及的，但国家需要，时代需要，只能承担，“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吧！但有400余位专家学者的全力合作，我们定能把《儒藏》“精华编”出色完成。我衷心希望得到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学者专家的支持和指正。《五经》的翻译同样是巨大而艰难的学术文化工程，通过这次会议，《五经》研究与翻译定会更加顺利、更加有效地前进。祝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