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

不同的人性观导向不同的治国方略和廉政措施。对人性抱有信心的儒家，自然注重对执政者的人文教化，试图通过社会风气的改良来培养清官廉吏。而对人性抱排斥态度的法家，注重通过法律的约束和制度的安排使各级官吏就范，以达到清除腐败的目的。而这正是“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在政治路线上的分野。

通过理想与道德礼法的教育来追求政治的清廉始终是儒家思想家们的目标之一。同时，历代思想家的廉政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通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层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后向现实转化。历代诸多有为的帝王、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往往都鲜明地体现着思想家的智慧。孔子主张，人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把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升华为远大的社会理想。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号称弟子三千，其中他最喜欢、最欣赏的是颜回。孔子这样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用非常简陋的竹器吃饭，用瓢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乐观态度。孔子还说，人要有自我反省的意识：“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孟子则倡导“清心寡欲”的意义，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荀子则要求人们志节高尚，不贪货利，他说：“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荀子·修身》）到了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竭力反对采用单纯的刑罚举措，他说：“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他认为，“教化废而奸邪并出”“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1]

除了德教思想外，历代思想家们还把敬畏之心和忧患意识看作廉政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在此“三畏”之中，孔子强调的是畏天命。他说“五十而知天命”，并将“命”与“天”联系起来，强调天的可敬可畏。《尚书·虞书·大禹谟》中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韩非子·初见秦》记载：“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唐太宗集·自鉴录》有“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也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2]

儒家“以德治国”的政治方略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为政以德”。古时候，强调“德”的“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从个体角度看，“德”是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和修养；从国家层面看，“德”可以化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为政以德”，就是强调个体与社会乃至国家的融合度和契合度，其目标就在于以“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颜渊》也说：“君子之德风”。“德”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一个有德之人，可以让周围人都高尚起来。即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孟子·梁惠王上》记载：“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其用意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德行”帮助魏襄王施政。^[3]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儒家认为，吏治的好坏，关键是取决于官吏的“德行”。所以，个人的道德水准是最起码的，也是最重要的。正所谓有仁人而后有仁政，有德行而后有德教。为政者要有好的道德水准，而后才能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良。具体应有三层含义：一是强调修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是最根本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孔子家语》）这也就是儒家倡导的“修身为本”的精义所在。修身一般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统治者而言，“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周书·苏绰传》）。“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宋史·选举一》）简言之，就是统治者要“先正己后正人”，以良好的人格魅力实现治理国家的最终目标。二是要知廉耻。“人不可以无耻”，为官者应谨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呈现“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日知录》）。也就是说，要做到老老实实为官，清清白白做人。三是要践行道德理念。在儒家看来，道德的学习固然重要，道德的实践更为重要。即“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4]

[1] 参见卜宪群：《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及历史价值》，载《中国监察》2006年1月1日。

[2] 祝和军：《敬畏之心与忧患意识》，载《光明日报》2013年3月15日第15版。祝和军是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中外比较研究”的成员。

[3] 参见祝和军：《重民爱民，万世根本》，载《光明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12版。

[4] 参见陈锋：《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腐败与世风》，载《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