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法治国的政治理念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的治国思想重视的不是人文教化，而是外在的束缚和强制。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一旦失去了外在的束缚和强制，私欲和贪念就会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一发而不可收。^[1]法家思想的践行者商鞅在其《商君书》中将“人性之恶”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人性之所以是恶的，是因为人在本性上都是趋利避害的，“好爵禄而恶刑罚”，所以只能用赏罚而不能用仁义道德等办法来进行统治。离开了以赏罚为核心的法律，就好比“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根本就不能成功。正因为此，法家强调法治，反对教化。

至于法家治国的具体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编制法网。法家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法治”的思想。唯有健全法制，才能有效地束缚各级官吏。当然，在君主专制的传统社会，法律并不是来自民主的“公意”，而是自上而下的集权。但是，能做到所有事务都依法办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凡是能够做到依法治吏的王朝，贪污腐败就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相反，一旦法律形同虚设，贪污腐败就会屡禁不止。纵观历代王朝，唯有大秦帝国是最廉洁的。究其原因，就是商鞅变法为秦国留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在秦国，专门有一套针对官吏的法律，称为“置吏律”。“置吏律”是关于地方机构任用官吏的法律规定。对违反“置吏律”的人，要予以处罚。在《云梦秦简》中，有关任用官吏不当而犯罪的律文共有六条，占官吏犯罪条例总数的1/6。除了法律规定以外，秦国还在县级地方机构中专门设置了监督官吏执法的部门，称为“尉杂”。“尉杂”是专职的司法人员，主管有关官吏职务的法律规定。同时设置“御史”，主管法律的司法解释。每年正月，“尉杂”都要到“御史”处核对法令，核对完毕后予以公开、公布，使官吏、百姓清楚明了，相互监督。

除了加强法律监督外，秦国通过保举制度加大对官吏的选拔和教育。秦国有很多官吏，既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也不是由君王一手包办的，而是采用保举制度。秦国有专门负责人事工作的部门和干部，他们的工作就是向君王保举人才。保举不同于推荐，相当于现在的担保。推荐者可以对被推荐人的行为不负法律责任，但是保举者对被保举者必须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在人才选拔上，秦国有着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规定和制度保障，没有亲疏贵贱之别，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秦君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这种保举制度基本上杜绝了负责人事工作的官吏滥竽充数的现象。只有敢于向秦君保举人才的人事官吏才有获得升迁的机会；而那些不擅长人事工作的“东郭先生”最后只能溜之大吉，否则将自取其辱。那些一心想拉帮结派的人，自然不敢任人唯亲，否则就是自取灭亡。秦国的法律只向有能力的人提供升迁的机会。致贤之路一旦畅通无阻，那些有能力为秦国建功立业的人就能脱颖而出了。

二是轻罪重罚。传统社会的法律虽然繁杂，但却是以刑罚为主。总的说来，都是用于管理人的。比如，在法家的商鞅看来，人性之恶在于人有欲望。而欲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的社会性所引发的欲望，对名利的追求。商鞅说：“民之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君书·算地》）“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商君书·君臣》）对待争先恐后扑向名利的人，就扔块骨头，让他们奋不顾身。这也就是商鞅所说的“赏之以其所欲”。另外一种则是生理的欲望，即贪生怕死的生存欲望。既然有些人怕死，怕被处罚，对付他们的办法自然是“杀之以其所恶”。正是基于这一点，商鞅说，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重罪轻罚”，也不应该“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而是要“轻罪重罚”。重罪施以轻刑，则罪犯无所畏惧，将导致不断犯罪和用刑。而对重罪施以重刑，轻罪施以轻刑，则轻罪难以遏制。既然轻罪不止，重罪同样也无从遏止。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重轻罪的刑罚，因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对轻罪严厉处罚，轻罪就没有了。而轻罪没有了，重罪就无从谈起了。此所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正是受商鞅的影响，后来的王朝在惩治腐败问题上大多采取“轻罪重罚”的措施。比如在明朝和清朝，对于当时科场盛行的舞弊陋习，朝廷不断强化打击力度，较之宋朝的降职贬官的处置方式，明清时期则体现了从严从重处罚：对情节较重的，明朝规定除了降职免职外，往往是逮捕问罪，或当廷杖死。清朝的涉案官员会实施杖击并发配充军，情节严重的往往被处以斩首。如“丁酉科场案”，北闱考官有七人处斩，南闱主考官全部绞决。一定程度上，严厉的处罚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

三是赏罚有信。《荀子·强国》曰：“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荀子的观点是，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执政，虽编制法网、轻罪重罚、用法苛刻、执法残忍，但却是赏罚有信，绝不欺民。正如一个人，虽然无情无义，但却是很讲信用。这正是法治的特点和优势，一切都摆在明处，决不在背后搞小动作。秦国的法律虽然苛刻，却体现了“正”。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遵循了“依法”进行。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这就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商鞅的新法纵然有万般不是，但凭“赏罚有信”这一点，就已经贯彻了法家思想的精髓。同时，在视百姓的生命如草芥的战国时代，一个“信”字就足以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大大抬高老百姓的生存底线。^[2]

“诚信”和“法治”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不可分割。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等于没有法律了。正因为此，变法伊始，商鞅首先做的是让老百姓相信政府是讲“诚信”的。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百姓将信将疑。于是他想出了个办法取信于民，“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对法律的长久产生了怀疑，“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史记·商君列传》）。施刑太子师傅以戒太子的做法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可以想见，当时商鞅也曾经徘徊过，但是在法律和个人利益面前，他选择了法律。

就这样，一个“信”字让秦国在诈力横行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就连一直恪守德化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中对商鞅大加赞扬。他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可见，以法治国要在完善法律体系上下功夫，但要使得法律能够为百姓遵守，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其先决条件。以法治国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法宝，这是秦国的历史给我们最为重要的经验。

[1] 参见曹文泽、祝和军：《秦国的吏治与廉政》，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21期。

[2] 参见曹文泽、祝和军：《秦国的吏治与廉政》，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