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践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程的回顾
1．从建党到土地革命战争之前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开启阶段
这一阶段，党的从严治党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以确保党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党以来，就始终把从严治党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党明确了自己的纲领和奋斗目标，确立了基本的组织制度，并明确意识到在全党范围内落实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严治党的基础。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明确提出，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要以暴力革命作为实现党纲的主要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队伍，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单列“纪律”一章，明确提出“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并以此不断加强对党员的管理。这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认识到从严治党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此外，党还在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从严治党的具体措施。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草创阶段，党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在严酷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下来，党要解决的是如何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伟大革命探索，这决定了从严治党原则的落实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有一定差距。
2．从土地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是从严治党由探索到走向成熟的阶段
这一历史阶段，从严治党的根本任务是如何不断加强自身的革命队伍建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大革命失败后，党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党更加严格地开展自身建设。为此，党中央于1928年制定《巡视条例》，建立党内巡视制度。一整套紧密结合革命任务需要与党员队伍实际，完整、系统、有效的治党措施初步形成。1929年古田会议提出要解决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问题，评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在党内形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等优良作风。井冈山时期，党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对党组织的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治党方法趋于稳定和完善，保证了从严治党的有效开展。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开展了多次整党整风运动，通过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同志，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觉悟，加强了全党的团结，在全党内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把“四个服从”作为党的组织纪律明确予以确立，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此后党的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都突出强调了党的这一组织纪律及原则，并不断加以补充、发展和完善，从而为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统一领导奠定了基础，成为党从严治党的基本准则和基本原则。这一时期，是从严治党理论系统、实践丰富、成绩显著的时期，党实现了空前团结，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从严治党也相应面临着新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搞建设，朝什么方向走，采取哪些步骤，成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最现实、最紧迫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为此，他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同时在治党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党的组织建设中存在许多问题。不少动机不纯的人也借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1]，克服党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教育新老党员，保持党的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1952年，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显示了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对党和国家机关当时纯洁队伍、强健肌体、净化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党要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工作，继续发扬党在思想方面的优良传统。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指出，要坚持“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2]，大力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觉悟，改造党员的世界观，从思想上保证党的先进性，为治党管党提供保障。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两次全国组织能力建设会议，按照“五个统筹”的精神推进人才结构调整，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和优化环境，并规定了相应的制度要求。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回顾
1．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思考党的建设，强化党的制度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特色
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党内组织混乱、纪律松弛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党员干部面对的新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在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从1979年开始，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反腐倡廉建设措施，集中整顿了领导干部特殊化，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进一步完善党政监督制约机制，严肃党的纪律，严厉处置那些不合格的党员，坚决清除党内腐败分子，从而保持党的纯洁性。在法制建设方面，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体制。1983年，针对“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邓小平提出：“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每个党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3]除了强调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实现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之外，邓小平还强调要严格党员标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他曾经指出：“工作总是离不开基层”[4]。1985年11月，中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提出要“从严治党”。通过修改完善党章等党内法规，突出强调制度与执行，为全党统一思想、拨乱反正、严肃党的纪律和从严治党以及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保障。
针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从严治党。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关键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5]。在面对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困难时，邓小平坚决地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6]
2．随着改革开放工作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能够反映、表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这样才能凝聚起各民族的人心。同时，多样化的利益主体给人们带来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利益观念的种种影响，也对党的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和党群关系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使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较为突出，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对此，如何清醒地认识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掌握解决矛盾和问题的主动权，就成为党自身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党的十三大以后，“从严治党”作为党的一项工作方针出现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之中，党的十四大把“从严治党”正式写入了党章，成为一项管党治党的重要方针和基本遵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牢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大力改进党的作风，推进反腐倡廉。
江泽民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的现象”[7]之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一思想就不断地被提及。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反复重申了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的十七大把这一原则和方针进一步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项任务之中。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又对这一方针进行了重申，并将其作为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之一。
2000年，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在全国全党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习、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2000年底，中央决定用两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力地推动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科学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要求，明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在十六大的党章修正案中，将其写入党章，实现了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教育了全党同志，提升了全党同志的理论水平，促进了从严治党任务的实现。
3．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以改革创新精神提出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新世纪新阶段，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渐增多。此时，我国初步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党依然面临着严峻的长期执政的考验，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需要党根据自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004年4月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五个文件，推进干部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8]，培养造就大批年轻干部，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从严治理党的队伍。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将思想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并号召全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来武装全党，“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9]。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10]2005年初，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历时一年半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6年，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全国深入展开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关于党的建设的部署中，明确提出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这些活动对广大党员进行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推进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加强了党的凝聚力，丰富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促进了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从严治党。
4．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突显期，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新形势下，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近年来，不可否认地，党内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党员以党压民，以权谋私，逐渐腐败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建设，“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得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力度空前加强，依法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了从严治党的要求和部署；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可以说，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针，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路径，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新篇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
（三）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经验和特征
如果从理论的高度来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经验与特征，这里尝试作出如下概括：
1．全面从严治党是传承历史的政治
自世界由封闭的传统社会步入开放的现代社会，现代组织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而现代政党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最先进的现代政党，必须拥有最先进的组织性，因而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必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的建党和治党原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严密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政党发挥其作用和功能的前提，严明的纪律传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其工作和实践的保证。这也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保证，使得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在资本主义（军事）包围的险境下建立、发展和完善，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正是依靠从严治党，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才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世界大国。
因此，自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从严治党。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改革开放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一再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如今，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传统的新时代条件下的传承。因此，中国共产党既书写了自己的总体历史，也分门别类地拥有自己的思想建设史、组织建设史、政治建设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统一战线等）、理论建设史等。所有这些历史话语都具有中国共产党伟大实践的基础，都能够用从严治党的命题来统摄。
2．全面从严治党是开拓创新的政治
优良传统是必须继承的，但一个政党，如果只是停留在传承的阶段，可能会走向故步自封，甚至是抱残守缺，可能会被淘汰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多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其关键不仅仅在于其对光荣传统的继承，更在于发展；而发展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创新。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传承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光荣传统，而且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实质性的开拓创新，真正做到了将传统经验发扬光大。全面从严治党开拓创新的基本经验与实践特征，大致可以分为理念、体制机制和技术三个方面的创新。
其一，理念创新。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创新经验，首先就是其崭新的政绩观，将党的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大框架内。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对经济发展政绩观的片面强调，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政绩考核的导向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长期的GDP崇拜惯性依然存在，这既与生态与永续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也与管党治党这个执政兴国根本保证的要求严重背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这一全新的政绩观，是深刻总结党的建设以及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内涵，对于理解和把握管党治党的全面性、严格性和治理性，具有重要指引和方向的引领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尤为强调对权力的约束。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段话是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制约权力新理念。这种新理念落实到实践，就是一系列教育、制度与实践举措，将错误的“官本位”向真正“民本位”转换，真正地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中。
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崭新的文风。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善于引经据典，体现其出众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大量使用群众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语言。这使得全面从严治党在理论上的高深与表达上的通俗易懂有机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无疑是一个通过严谨科学论证的高深战略思想，但也是一个要落实到最普通基层的平凡生活常态。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将宏大的战略思想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实处，采用最平凡的语言与最简单的方式，真正深入群众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切实做到了“接地气”。近年来的党建成果，也证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真正做到了落实到基层的目标。这是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也将其落到实处的重要表现。
其二，体制机制创新。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其以新的理念来指引，也在于其以新的方法来实施。新的方法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使得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得以顺利实施。例如“八项规定”、中央巡视制度与网上举报机制等，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体现。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3年8月，中央纪委建立了落实“八项规定”情况的月报制度，每月由中纪委监察部以汇总表形式向社会公布。八项规定的实施，其覆盖范围之广，问责落实之深，查处力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
在落实中央巡视制度前，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那就是对省市县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监督不到位，因为纪委为代表的同级监督往往难以达到应有的力度，而上级部门的监督又往往鞭长莫及。自从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通过建立专门巡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实现密切监督后，巡视制度填补了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的一项重要空白。
而创新网上举报机制，如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定期通报制度在反腐倡廉实践中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从严治党战略实施也同时利用网络这个渠道，不断调动人民群众从下往上监督的积极性，真正发动可以克服历史周期律的“人民监督”，成为干部队伍“不敢腐、不易腐、不能腐”的重要机制。
其三，技术创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代表。若中国共产党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脱节，即使拥有再先进的理念与方法，也将日益落伍。因此，全面从严治党的开拓创新，必须与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技术创新相结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采用先进技术来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服务，这种技术创新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对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运用。
上文提到的网络举报机制创新，不仅是一种新的方法，也是一种新技术运用的体现。网络技术的应用，克服了以往“上访难”的时间、空间各种条件限制，使新技术真正服务于民，做到了向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转变。网络技术不仅运用在由下往上的群众反映，由上往下的中央教育宣传与政策发布，也通过各种网络乃至新媒体渠道，做到了快速、高效、节约，加快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入落实的步伐。最关键的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快速沟通，真正实现了党员干部与基层群众的无缝对接，有效地解决了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各种现实困难。由此可见，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能在如此之短的时期内，取得惊人的成果，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贡献良多。
3．全面从严治党是说到做到的政治
一种政治，即使能够传承历史，又能够开拓创新，但若是最终不能落到实处，那也只能沦为一种乌托邦。空谈只能误国，实干才能兴邦。全面从严治党，其重要的基本经验和实践特征，不仅仅在于其是传承历史的政治、开拓创新的政治，更是在于其是真正说到做到的政治。这个说到做到，体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的决心，体现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政治实践的力度，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指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还特别强调“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决以零容忍惩治腐败”。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一个说到做到的政治，所下的坚定决心。对此，海外媒体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不仅仅是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中所体现出的态度，更是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行为，实实在在地印证了这股决心绝非空谈。
这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行为，自十八大以来，全国范围内不断开展的从严治党活动中，无论是教育宣传、制度建设，还是查处违法违纪现象，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前所未有的力度。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打老虎、拍苍蝇”的过程中，查处了一大批上至政治局、下至基层的党员干部。自“八项规定”贯彻实施至2015年10月底，查处案件共计104325个，处理人数共计137843人，受到党政纪处分人数共计55075人次，且月平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些都说明了各级党组织对违法违纪现象的处理的持续发力。[11]
全面从严治党最关键的在于，这是实实在在地要落实为一个说到做到的常态。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不仅“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中央巡视制度、网上举报机制等已成为常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修订并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体党员干部明确了道德标准与行为界限。诸多实践业已证明，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常态。
（撰稿：张坤、兰剑；修改定稿：陈兆旺、商红日）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
[2]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6] 同上书，第314页。
[7]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9] 同上。
[1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11] 参见李斌雄：《立纪、知纪、守纪、执纪：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基础》，载《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