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道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期党建的重要行动，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已经逐步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例如，由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三届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论坛的主题就是“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2016年8月召开），^[1]由此可见理论界对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思想建党等理论的学术敏感性。本部分，笔者聚焦理论界近两年的代表性研究文献，梳理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思想建设或者思想建党的研究成果。

（一）政治与理论：习近平的党建理论创新与理论界的阐释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和理论创新本身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思想在党的历史上源远流长，但是全面从严治党是近两年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和理论创新，作为“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他三个战略实现的政治和组织保证，意义非凡。^[2]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上是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和深化的自然结果。目前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文献资料，可以大致区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领导人的讲话（精神）；第二是党建理论的研究；第三是更为深入的学术探讨和研究；第四是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

第一个层面是领导人的讲话精神，主要是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中体现出来。理论界在梳理思想发展脉络的时候，都将2014年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开端。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战略部署。^[3]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思想，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提，使得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之一。^[4]王岐山在2015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坚持高标准　守住底线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就是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解释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重大部署。^[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6]

第二个层面主要是理论界的研究，目前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体：党的理论研究部门，例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理论研究者等。发文载体主要是报刊，学术类的发文也越来越多（见表1）。这些研究目前主要还是属于对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进行解读和诠释，行文也基本上按照习近平有关全面从严治党的框架、语言风格、讲话精神展开，也有一部分研究从理论高度和历史纵深等方面进行深化，但是细化的研究还相对比较缺乏，或者影响有限。^[7]在研究方法上也主要是传统的文本解读、历史梳理、文献整理等，对实证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系统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还非常有限。^[8]

第三个层面是从更为学术的角度来研究相关的议题，目前还是比较缺乏的，甚至在语言风格上有特点的文章都比较少见，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石仲泉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研究，注重从历史角度，特别是思想建党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数篇文章或者访谈内容上多有重复。^[9]政治学背景比较浓厚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的孙力、翟桂萍教授的《党内生态失调的破解：思想与制度建设的契合》一文着重从政治生态失衡的角度来论述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重要性，带有比较典型的学术性。^[10]

第四个层面是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飞跃”，目前还比较少见，江苏省党建研究会课题组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发表文章《改革开放30年党的思想建设经验研究》，提出：30年实践，30年探索，凝聚着党的思想建设的智慧结晶，积累了必须以定位为前提、以举旗为关键、以创新为灵魂、以服务为要旨、以教育为基础和以统筹为方法的六条经验。^[11]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实践性归纳的研究，观点鲜明，但是时效性不够强。当然，有一些地方宣传口的领导，在地方报刊上发表相关文章，但基本上都属于“学习与贯彻”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讲话精神，虽然其中有一定的地方实践特色的展示，但是基本上还属于学习和贯彻的层面。^[12]

最后，我们将中央领导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讲话和战略部署的时间，与理论界的研究发展时间整合到下面的表1中，以便于理解中国理论界，尤其是党的理论研究紧跟中央领导的讲话进行，并且注重从理论和学理角度进行论证和阐述的特征。2014年理论界的相关研究逐步开始，2015年井喷，2016年至今依然热度不减。我们有理由推测，近年关于该主题的研究还会不断升温，因为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的文章会越来越多。

（二）思想与制度：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的历史演变与内在关系

目前，理论界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绝大多数属于“整体性研究”，即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时代挑战、主要内容、主要途径、战略意义等方面进行阐释，^[13]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五个方面细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还非常有限。党建的传统理论将党建细分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方面，而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是比较新近的提法，当然，在党的建设实践中肯定也多是融合一体的。当然，关于思想建设或者思想建党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还算是比较早、比较多的；而且也算是有历史沉淀的，不少高校的硕士学位论文甚至博士学位论文也以思想建党为研究主题，不过，理论影响和社会影响都不算大。其中不少属于历史性质的研究，例如，关于井冈山精神^[14]、延安精神^[15]、《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6]等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思想建党的研究都密切结合制度建党来阐述，而习近平关于党建的系列讲话都是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被很多理论研究者视为重大的党建理论创新。那到底是不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呢？如果是，我们就应该从理论高度和历史深度来进行分析。很多研究者将我们思想建党的时间落在毛泽东时代，即20世纪20年代后期尤其是30年代开始，以延安整风运动为其高潮，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以及“两个务必”的提出等，都是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历史性贡献。石仲泉先生的《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就注重从党建的理论发展历史来梳理思想建党的脉络。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建党”的党建方略，主要就是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不断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党的革命斗争现实需要将大量的非无产级精英引入党内）。这一方面靠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教育，包括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教育广大党员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7]这些都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重要的思想和组织保障。那么，习近平关于思想建党的思想是不是直接继承于毛泽东呢？当然是继承，但是又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在新时期党建实践基础上的新的理论创新。^[18]因为很多研究者将邓小平的党建思想主要归结为制度建党，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强调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即强调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着力推动党的制度建设。

当然，就对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两者的辩证关系的理解而言，这些显然是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途径，但是必然需要从两者的历史演变的脉络和复杂关系中，方可更为清晰地理解。有学者强调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实际上是关于建党初期注重制度建设的一个创新。^[19]但是，我们需要更广阔的历史纵深，在建党的准备时期，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从全局上说，我们建党的准备时期主要还是进行思想建设（当然还不能归入“党”的思想建设，因为中国共产党到1921年才成立。但是如果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则是不确切的，因为所谓的“1921年建党”只是一个“标志”，一个程序，不能忽略了党的“史前史”），即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国，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建党初期的几次代表大会，大多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方面的分析已经比较多了。^[20]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创新也只有放在建党初期过分偏重制度建设，忽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方才有更大的意义，甚至更需要更为直接地指出，毛泽东的思想建党是对当年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更正，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出发，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方才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还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类似地，邓小平关于制度建党的创造性理论意义重大。如果我们结合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视野来看，就能更加理解邓小平制度建党的意义。^[21]

类似地，如果我们不从党当前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和挑战出发的话，就很难从更深刻的角度理解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的重要性了。党建制度是越来越完善了，党的自身治理体系是越来越完备了，但是党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了。这主要是党执政的考验与时代的风险，即理论界现在热议的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不少研究指出，习近平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是党建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那是不是意味着此前的领导人就没有强调这种结合呢？是不是就意味着邓小平等领导人不重视思想建党呢？^[22]显然不是，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思想理论较为混乱的局面，邓小平提出要继续坚持思想建党的原则，并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对思想建党的重要贡献。^[23]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制度建党的一种调整甚至否定呢？显然不是，党的制度建设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迫，经过几十年的党建实践，我们发现如果只强调制度建党，而忽视了思想建党，那将是得不偿失的。这并不是对制度建党的调整，而是在强调制度建党的同时，更加强调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的重要性。例如，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在强调产权制度对经济绩效的重要性时发现，这种解释力比较薄弱，后来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将分析框架改为：产权制度、国家、意识形态三大影响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就是文化、信仰、习俗等软约束。^[24]浙江大学曹正汉教授的研究也强调文化观念对制度的生成、实施和制度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25]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同时注重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以至其他方面建设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比较好的借鉴意义。

（三）时代与挑战：思想建党面临的内外挑战

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背景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党员人数已经逼近九千万。就党员人数来看，这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巨大挑战，从来没有这么一个紧密的组织可以达到如此数量庞大的状况。我们说美国人通过联邦制和代议制解决了大国民主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则用民主集中制解决了超大型党组织的建设、治理和壮大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学者奥尔森看来，组织成员人数越多，组织向心力越小，组织控制难度越大，即为“集体行动的逻辑”。^[26]我们还可以以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结构来分析思想建党的难度。^[27]笔者将中组部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整理如表2所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组成按照职业特征进行区分，其中工人阶级只占8.16％，农民阶级占29.32％，技术和管理人员总共占据将近25％。实际上，工人阶级党员依然不占绝对优势。而在新加入的党员之中（以2015年数据为例），工人占6.92％，学生作为非稳定性群体占到36.52％，技术和管理人员新发展党员比例将近27％，而这些学生党员将来的职业去向应该也主要是企业技术、管理和政府管理等。总之，我们依然面临着比较棘手的党员思想教育，即党的思想建设的困难和挑战。例如，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黄百炼教授关于党内特权思想的研究实际上很具有针对性。^[28]很多研究将思想建党作为高标准来看待，将制度建党作为底线来看待，其实可能有一定的偏颇性。因为思想建党也是有底线的，我们在思想建党层面可以不设置上限，但是很多下限是要维持和不断提高的。逐步通过各种方法消除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改革的“突破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思想建党的底线。

学术界关于思想建党的重要性的讨论也比较泛泛，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大谈各种挑战和风险，但是至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诸多挑战，对作为一般党员，甚至党员干部的感受可能还是比较轻描淡写的。因为党是民主集中制的超级大党，其主要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依然来自党中央高层。但是，这个执政的难度还是非常突显的，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一个就是被领导人和学者反复提起的以苏共为代表的诸多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丢失政权的教训，^[29]另外一个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中国历史周期律的一个问答。但是，学术界显然比较忽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即政党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受到了重大的削弱。政党政治诸多功能受到了社会的诸多挑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学者谢茨施耐德50年前提出所谓的“半主权的人民”，而将政党作为重要的社会整合性力量，^[30]但是50年之后，英国政治学者皮特·梅尔在《对虚无的统治》一书中提出，“半主权的人民”也已经名存实亡了，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重要的沟通性组织机制已经大大丧失了其历史性的政治地位。^[31]而西方普遍的利益集团政治、社会运动政治兴起都是对政党政治的强烈的替代。国内学术界此前关于政党改革的一些研究中，大多在现代化视角下研究政党现代化，以及现代政党政治改革。^[32]例如，江苏省委党校刘长江教授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表明，西方主要政党的转型（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并没有给这些政党带来机会，反而是深化了政党政治危机，因为政党政治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中产阶级的兴起。^[33]但是，目前少有文献从政党政治受到利益集团政治冲击的角度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机制。当然，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扎根于基层的，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西方利益集团利益表达、利益整合、精英录用等功能。党组织的外围组织和广泛的社会组织又在共产党组织的整合之下。当然，这里面需要观察、思考和归纳更多复杂的实践经验和应对机制，将来可以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来加大相关研究的力度。

（四）小结：思想建党如何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齐头并进地努力建设，方能整体推进。所以思想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途径。而思想建设也有其自身的逻辑或者规律，目前学界对思想建党的途径或者方法的创新性研究还比较缺乏，更多的是从传统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党性修养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等方面展开论述。兰州大学万小龙博士将思想建党的基本经验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出了包括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思想建设的核心、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思想建设的本质要求、不断加强思想武装是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党的思想建设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等。^[34]深圳市委党校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易永胜教授将习近平的思想建党的内涵概括为：坚定理想信念是核心，加强道德建设是基础，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保障。^[35]晋中市委宣传部高庆林直接论及“全面从严治党要把加强思想建党放在首位”，并将其具体途径归纳为五点：一是从理论武装上下功夫，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二是从道德教育上下功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从改进作风上下功夫，做心中“四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四是从宣传引导上下功夫，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氛围；五是从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为思想建党打牢基础、做好保障。^[36]主要的途径和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是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37]

嘉兴学院马赛博士的《论〈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对“思想建党”的初步构划》一文比较有特色，即从《之江新语》一书中发掘习近平关于“思想建党”的诸多思考，然后勾连当前党建的诸多实践，进而对如何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之江新语》总共232篇，与党建有关的就有80多篇，其中有关思想建党的有40篇之多。该文将其归纳如下：第一，忧党之心；第二，党性修养是关键；第三，“宗旨意识”是核心；第四，先进典型是“标杆”；第五，加强学习是保证；第六，党内生活是手段；第七，良好的精神状态是体现。^[38]

总之，目前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和学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是一个从高层思想与组织动员向理论论证和诠释发展的阶段，将来学术性质的研究应该会越来越多，以实践为基础的经验研究估计也会越来越多。这一课题的生命力在于，这是一个现实的，甚至是一个紧迫的现实命题，倘若我们能够比较好地回应甚至回答好这个命题，那将是对人类组织化生活研究和实践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按照政治学理论，党的思想建设，主要就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际上可以归属于政治社会化范畴。对于一般人而言，政治社会化有一个最佳的年龄，即青少年，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加强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发展大学生党员也是一个重要手段，而对八千多万的中共“存量”党员主要依靠各种“再社会化”的方法和手段实现党员教育。当然，我们也需要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守住思想建设的底线，同时也不过分强制性地拔高思想境界，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实施的过程，同时也会有一定的限度，否则不免会犯一些错误（如拔苗助长）。在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当然是必要之举。而思想建设也需要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作为政治保证，否则将会显得“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是全心全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党组织、党员都能做到如此。与腐败分子的斗争，不仅仅是要与其进行思想斗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更是生死搏斗。所以，将思想建设和党建的其他建设紧密结合，并且使得它们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必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撰稿：陈兆旺；修改定稿：商红日）

[1] 参见刘海飞：《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第三届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论坛综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2] 参见石仲泉：《“四个全面”的关键是全面从严治党》，载《文汇报》2015年7月1日。

[3] 参见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8日第1版。

[4] 参见《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第1版。

[5] 参见王岐山：《坚持高标准　守住底线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第1版。

[6] 参见《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　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3日第1版。

[7] 参见张世飞、陈顺伟：《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评述》，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8] 参见阮博：《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载《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9] 参见石仲泉：《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硕果新征程——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石仲泉：《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之路——学习习近平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石仲泉：《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现中国梦之魂》，载《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8期。

[10] 参见孙力、翟桂萍：《党内生态失调的破解：思想与制度建设的契合》，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

[11] 参见江苏省党建研究会课题组、柯广坚、苗成斌：《改革开放30年党的思想建设经验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

[12] 参见陈涛：《思想建党的时代要求和现实路径》，载《唯实》2016年第3期。

[13] 参见张世飞、陈顺伟：《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评述》，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阮博：《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载《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14] 参见余伯流：《井冈山“洗党”与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建构》，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

[15] 参见任晓伟：《延安时期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历史经验》，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16] 参见康厚德：《思想建党的里程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西南交通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17] 参见石仲泉：《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8] 参见贺瑞、贺书琛：《试论习近平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载《党政研究》2016年第2期。

[19] 学界很多文章都不同程度地类同石仲泉先生关于毛泽东思想建党的论述。

[20] 参见彭文龙、陈世润：《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党建规律的伟大探索》，载《探索》2015年第2期。

[21] 于光远先生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前后后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当时饱受动乱“文革”影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和革命家对民主法制建设的诉求。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2] 南开大学肖文存的文章明确提出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都重视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结合。参见肖光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辩证关系思考》，载《学习论坛》2015年第5期。

[23] 参见陈朋：《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思想建党：新场景与新使命》，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2期。

[24] 参见〔美〕道格纳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5] 参见曹正汉：《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6] 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7] 参见刘筱勤、程建军：《关于党员队伍规模的考察与反思》，载《理论视野》2014年第5期。

[28] 参见黄百炼：《消除特权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载《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

[29] 深圳大学黄卫平教授对国外长期执政政党进行了分类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参见黄卫平、涂谦：《国外长期执政政党的比较分析——执政方式、现实困境与转型》，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1、12期。

[30] 参见〔美〕E.E.谢茨施耐德：《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胡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1] See Mair，Peter．Ruling the Void：The Hollowing of Western Democracy．Verso Books，2013.

[32] 参见何增科：《政党的转型和现代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林尚立：《政党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发展》，载《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期；桑学成：《政党转型与党的现代化》，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33] 参见刘长江：《政党的转型与政党的卡特尔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4] 参见万小龙：《再论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基本经验》，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

[35] 参见易永胜：《习近平思想建党的重要理论内涵研究》，载《特区实践与理论》2016年第6期。

[36] 参见高庆林：《全面从严治党要把加强思想建党放在首位》，载《前进》2015年第3期。

[37] 参见何克祥：《严格党内生活：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重要结合点》，载《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38] 参见马赛：《论〈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对“思想建党”的初步构划》，载《嘉兴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