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世界语境

梁漱溟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看法？除了他对东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的深刻体认之外，世界变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语境。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是在世界现代性的发展中被规定的，受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影响而发展的。单纯的“激进—保守”的解释模式，并不完全能够解释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保守”不一定是对“激进”的直接回应，而是产生于世界政治—文化进程中的复杂互动。随着20世纪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不仅大大进步了，而且更加及时了。西方社会与思想的新的发展，在中国都会很快引起注意。特别是有关东西方文化与人类文化前途方面，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动向，中国人更为敏感。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内部紧张与分歧，新文化运动的变化和发展，并不都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独立产生和孤立发展的。决不像郭湛波所说的，是陈独秀等提倡西方文化，然后忽起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而是，批评、认识西方文化弊病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批评言论，除了根于中国国内的社会变革的态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世界的社会状况，与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与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最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得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对欧洲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东方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激化和爆发，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与反思。所以十月革命以后，倡导东西文明调和或重新肯定东方文化价值的人，与清末及民初的保守派根本不同的一点是，他们对西方文明认识甚多，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有清楚的了解，他们对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批判，受到马克思和其他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常常切中其弊。而在此后，不正视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事实，照样完全抹杀中国固有文化的全部价值，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充分暴露的矛盾和弊病加以辩护，再把近代西方文化说成完美无缺，反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合潮流的。^[1]这种世界文化环境对正待大力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一种二律背反的宿命。

梁启超1919年赴欧洲，游历一年，在欧洲目睹了大战后欧洲的衰败凄惨，十分震惊，又与欧美的思想家交换意见，得到不少劝告。经过考察思考，归国后写了《欧游心影录》, 1920年3月至8月在《晨报》连载，引起一时讨论。

梁启超告诉国人，当时的欧洲充满了“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论调，他说：

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作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们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2]

他又说：

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敬可爱，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了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

又有一回，和几位社会党名士闲谈，我说起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的“兼爱”“寝兵”。他们都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我想我们还够不上说对不起外人，先自对不起祖宗罢了。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3]

梁启超是到欧洲考察学习的，但在欧洲大战之后，他所遇到的欧洲思想家和名士们，却都想着输入东方文明，这种对东西文明的认识，与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期陈独秀等的绝对欧化论差别甚大。这种西方的情形对一心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的中国人来说，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其实，在这一时期，不仅中国人到欧洲听到了这些对西方文明不满和丧失信心的言论，一些著名欧美思想家也到中国来，提出同样的观点。梁漱溟也必然受到这些看法的影响，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从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说起：

大约自从杜威来到北京，常说东西文化应当调和；他对于北京大学勉励的话，也是如此。后来罗素从欧洲来，本来他自己对于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难免说中国文化如何的好。……后来梁任公从欧洲回来，也很听到西洋人对于西洋文化反感的结果，对于中国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羡慕。^[4]

杜威、罗素，这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有肯定的方面，故认为东西文化应当调和。欧洲最有影响的一流知识分子，往往是对西方文化有严厉批判的人，他们所说的话，特别是他们到中国来对中国人说的话，当然会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重大影响。

不仅西方一流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东方的情形与19世纪也大不相同。事实上早在中国的变法运动时，托尔斯泰就曾写信给中国人，劝中国人不可变法。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冯友兰当时称他为“东方的一个第一流人物”，他在回答冯友兰问东西文化问题时表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等级的差异，而是种类的差异，“西方的人生目的是 ‘活动’，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西方讲活动进步，而其前无一定目标……现在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 ‘智慧’，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 ‘活动’”^[5]。他认为真理有两个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强调一面，东西方文化应可调和。

西方思想家当然并非全都持此种看法，但这些一流西方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和要求东西文化调和的主张，却代表了当时西方文化内部的一个潮流，必然对中国的文化讨论产生影响，这是我们了解20年代初梁漱溟这一类思想家出现的重要背景。

在这种世界性变化中，中国思想与学术界，也逐渐发生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绝对欧化主义不同的转折，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1920年蔡元培赴欧考察，“北大同人为之饯行，席间讲话，多半认为蔡先生此行，于东西洋文化之沟通关系颇大，蔡先生可以将中国文化中之优越者介绍给西方去，将西方文化之优越者带回到中国来”^[6]。此时，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主张已经成了北大“多半”人的主张了。

[1] 参看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的演变》,《从“西化”到“现代化”》代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 引自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349页。

[3] 引自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371—372页。

[4]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31页。

[5] 《三松堂学术文集》，第12—13页。

[6]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