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女子世界”的构想

晚清女报虽数量不多，但刊名的重复率颇高，如《女学报》《女报》都有三次以上的使用机会。《女子世界》在晚清倒是独一份（1914年又有一《女子世界》发行，与此处所论无关），其命名也大有深意。

按照丁初我的界说：“欧洲十八九世纪，为君权革命世界；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而此说本来自西方，柳亚子即称引“西哲有言”:“十九世纪民权时代，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1]认定20世纪女性将成为历史的主角，女子的命运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信念使得《女子世界》的编者自觉立身时代前沿，敏锐地提出“女子世界”的构想。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诸人的言说中，“女子世界”实与“女权革命世界”同义。与“女权时代”的开始期相同，丁初我即宣称，“女子世界”“自今日始”[2]。金一的《〈女子世界〉发刊词》更明言：

谓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3]

这就难怪丁氏写作《女子世界颂词》时，尽管驱遣大量撩人情感的词语，赞美20世纪为“壮健”的“军人世界”、“沉勇”的“游侠世界”、“美丽”的“文学美术世界”，却还是把最高的赞颂留给了“女子世界”：

吾爱今世界，吾尤爱尤惜今二十世纪如花如锦之女子世界。

在其主编的刊物里，受到热烈称颂的“女子世界”，放在中国情境中，也可与“女中华”置换。金一刊载于《女子世界》第1期的《女学生入学歌》，因此有“新世界，女中华”之句，编者与作者所期盼的“女子世界”，自是以出现在中华大地为最终归宿。

而且，为了使这一话题受到重视，深入人心，《女子世界》第1期在卷首广告页打出的《女学悬赏征文》启事，也将《女中华》一题置于首位，并规定，“不拘论说、白话、传奇体例”。从“首期初我当社”的说明，可知丁氏所作的《女子世界颂词》，实属于《女中华》的命题作文系列。

探究“女子世界”之所以令丁初我们神往，则不能不溯源于女子天然具备的生育能力。这样的表述未免让人扫兴，但确是打破后壁之言。当然，援用其时流行的说法更具积极意义：“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未来的国民既然要由女子诞育，金一以下的论断才可以说得如此斩钉截铁：

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然而，现实社会中，女子却处于已然身为奴隶的男子之下，即丁初我所谓“世界第二重奴隶”，其境遇之悲惨可知。同样依据“国民者，国家之分子；女子者，国民之公母也”的道理，从反面立论，丁氏也可理直气壮地以男子之奴役女性，为中国亡国灭种的根本原因：

长弃其母，胡育其子？吾谓三千年之中国，直亡于女子之一身；非亡于女子之一身，直亡于男子残贼女子而自召其亡之一手。[4]

两种论说一揄扬、一贬抑，均达至极点，看似矛盾，但在强调女性对于国家命运拥有根本的决定权这一点上，并无歧义。中国女子若能生育出文明、强壮的新国民，则中国兴；反之，则中国亡。而金一的激情阐述无疑对晚清女子更具感召力。从救国出发必须先拯救女性的事实逻辑，被倒叙为有新女子才有新中国的理想程式，使得两千年来深受“男尊女卑”观念压抑的弱女子，顿时获得了塑造未来的男性国民以及创造新世界的伟力，怎能不令其大受鼓舞！

不过，从现实所处的“三千年来不齿于人类”[5]的社会最底层，到理论推导出的掌握国家命脉的“国民之母”，其间的天壤之别，并非一蹴可就。为了增强晚清女性的自信心，使其自觉投入“女界革命”，迅速成长为救国之材，《女子世界》的男作者们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不只一般地劝告男子“自今以后，无轻视女子”，劝告女子“自今以后，其无自轻视”[6]，而且努力发掘女子优胜于男子的长处，甚至不惜故作偏激之论，以使女性在男性面前真正可以扬眉吐气。

丁初我在《女子世界颂词》中已有此说。尽管他将女性的受奴役判定为亡国之因，但随着论述的展开，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原来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共存。丁氏在肯定女性“其天性良于男子者万倍，其脑力胜于男子者万倍”之后，更引人注目的是夸奖女子，“其服从之性质，污贱之恶风，浅薄于男子者且万亿倍”。虽然言之凿凿，不过，丁文只下结语，未说根据，不免难以服人。倒是自立所撰《女魂篇》中的一段话，畅言今日中国教育纯为“奴隶教育”，可移为丁文的补充。在“奴风相煽，奴根不拔”的浊世中，作者却发现了未受污染的人群，那正是属于另类的女性：

独于女子世界，吾犹庆其因压制之故，而奴隶教育，尚未涵濡而灌溉之。……女子者，固囿于风俗之一方面，未曾囿于教育之又一方面者也。

因此，作者有“欲拯二万万之男子，与拯二万万之女子，则彼难而此易”之论。一转手之间，原本为女性痛史的丧失受教育权，反成为“生天既居人先，成佛岂落人后”[7]的令人歆羡的经历。女性之尽先觉悟，似乎已指日可待。

运用这一论说模式比较两性，极而言之，则男子有“做官、考试”这类“顶鄙陋的事儿”挂心，“学问不能长进”；女子之囿居家中，不能与闻国事，又可以其不幸而成其万幸：

女子幸亏没有这种鄙陋的事，扰累他的心思，正可以认认真真，讲求学问。将来能远过于男子，亦未可知；中国的灭亡，挽救于女子，亦未可知。[8]

即是说，女性不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干扰，与旧政权没有瓜葛，反更容易通过专心治学，完备品格，承担起救国的责任来。

以上乃言其大者。其他如称道“天下善感人者莫如女子；一切国家观念，社会思想，民族主义，胥于是萌芽，胥于是胎育焉，可也”[9]，是将时代最先进思想的发生与流播寄托在多情女子身上；推扬“年幼女子之锐敏于学，远过于男学生；而其感觉之灵捷，爱力之团结，则又非男子之性情涣散、各私其私之可比”[10]，是经过试验证实，对素质优于男子的女性施行教育，其成效当更高。诸如此类用心良苦的言说，都是将女子的品德置于男子之上，一反“男尊女卑”的旧说，而合力塑造出女性崇高的新形象。

追溯此“女尊男卑”新说在晚清的来源，金一的《女界钟》应是最主要的文本根据。丁初我作为事实认定、未加诠释的女子“脑力胜于男子者万倍”，出处即在金书。《女界钟》第四节《女子之能力》有言：

据生理学而验脑力之优劣，以判人种之贵贱高下，此欧洲至精之学说也。今女子体量之硕大，或者不如男人，至于脑力程度，直无差异，或更有优焉。此世界所公认也。又脑髓之大小，与其身之长短重率有比例：凡身体愈大者，其脑之比例愈绌。……然则女子身量弱小，正其能力决可以发达之证。

依据这一从西方输入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将其绝对化，金一便得出了“女子者，天所赋使特优于男子者也”的结论。他虽然也承认，男子通过文明教育，可以自扩脑力，“然后得与女子颉颃”；但随着“女子教育发达，则其脑量又必加增”，因此，女性在整体上仍高于男性，“二十世纪天造之幸运儿，其以女子为之魁矣”[11]，于是变得毫无疑问。

其他各说也多由《女界钟》发端。如论女子之品性适合于幼儿教育，诸长之中，金一也特别举出“无登科中式之谬思想，恶气味”。论女子之以真情动人，易收鼓动之效，金氏更肯定：“女子于世界，有最大之潜势力一端，则感人之魔力是也。”发为演说，则“百男子破嗓于万众之前，不如一女子呖音于社会之上”[12]。以之传播文明思想，自可转移一时风气。

如此，集诸般美德、天赋于一身的女子，自应受到卑污男子的崇敬，而最具缔造新中华的资格。这也是女子世界所以成立的根基。不过，对女性的超常赞誉只是《女子世界》全部论说的一个方面。如同将救国与亡国的根源均归结于女子，女性品德、资质上的种种缺陷，在另一面的论述中同样被放大，而成为国民性批判的标的。

继第1期的“颂词”之后，丁初我发表于《女子世界》第2期“社说”栏的打头文章，恰是题目刺眼的《说女魔》。套用“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古语，丁氏的做法可谓为“一正一反，论说之道也”。在此文中，崇高、圣洁的女子，又回到了污浊的现实世界，由丁氏揭发出其患有“情魔”“病魔”“神鬼魔”“金钱魔”诸恶疾。第6期刊登的《哀女种》也采用同一视角，让号称为“文明之祖”“国民之母”的女性对镜反观，落在丁氏眼中的中国女子形象于是变得丑陋不堪。“非爱种”“非侠种”“非军人种”的先天不足，“不知养育之弱种”“不运动之病种”“缠足之害种”[13]的后天失调，只令人对女性生出哀怜与痛恨。自立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女魂篇》，也痛心疾首地追究女性“柔顺”“卑抑”“愚鲁”的恶德。凡此种种病害，又因女性的生育能力，“遗传薰染于男子”，毒害了全社会。指认“魔力”与“进化”成反比例的丁初我，由此得出“半部分女子，其魔力之大，且远轶我男子万万倍焉”[14]的断语。并且，为了达到警醒人心的目的，其指证甚至前后矛盾亦在所不惜，如“情魔”与“非爱种”的集于一身。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接受了至高赞颂的女性，也必得为中国的衰亡负责。

不幸的是，由金一与丁初我抉发的女子之弊病尽在眼前，而女性之优长却有待认识。这实际意味着，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女性，并非天然合格的“国民之母”。痛极之言，则谓之：

以此今日孱弱污贱之女子，而欲其生伟大高尚之国民，是将化铁而为金，养鹯而成凤也，可得乎，不可得乎？[15]

既然以女子现在的德行，尚不具备进入理想的“女子世界”的资格，因此，丁初我大声疾呼，“苟非招复女魂，改铸人格”, “女子其终死，国家其终亡”[16]。虽然各人针对不同的疾患，开出不同的药方：丁初我期望“二万万善女子，发大慈悲，施大愿力，共抉情根，共扶病体，共破迷心，共舍财产，以救同胞，以救中国，以救一身”；自立则呼唤“魂兮归来，其悉举旧社会之恶德，而破坏之；魂兮归来，其勉成新国民之资格，而建设之”。不过，二人最终的目的完全一致，借用《说女魔》的结语，即是：

群魔却走，灵魂独尊；精气往来，一飞冲跃。我女子世界，乃得出现于自由天，而共睹云日光辉、万花璀璨、二万万裙钗齐祝女中华之一日！[17]

于此亦不难理解，被丁氏盛赞的“二十纪花团锦簇、丽天漫地、无量无边、光明万古之女子世界”，为何须合“军人世界、游侠世界、学术世界”而成，原是因为“军人之体格，实救疗脆弱病之方针；游侠之意气，实施治恇怯病之良药；文学美术之发育，实开通暗昧病不二之治法”。只有经过这一番“去旧质，铸新魂”的改造，才会有“女子世界出现，而吾四万万国魂乃有昭苏之一日”。[18]

以上的意思，在丁初我“欲再造吾中国，必自改造新世界始；改造新世界，必自改造女子新世界始”的表述中，已概括得十分清楚。只是，如何改造，各家的说法读来痛快，却仍嫌笼统，不易落实。即使专门讨论改造方法的《论铸造国民母》一文，提出了“断绝其劣根性，而后回复其固有性；跳出于旧风气，而后接近于新风气；排除其依赖心，而后养成其独立心”[19]的纲要，并加以解说，但还是振聋发聩之音多于超度彼岸之力。相对而言，自立的说法倒更可取，因其立有标准，尚可把握。

不言而喻，女子之为“国民之母”“文明之母”，首先须为文明的国民。所谓“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20]，讲的即是此理。而国民必须具备的品格说来话长，自立为普通女性说法、用白话演述的《谰言》，颇能撷取精要，纳万有于一芥，堪称金玉良言：

一来要没有倚赖的心肠，便是独立；二来要肯做公共的事情，便是公德；三来自己勿做伤风败俗的事，便是自治；四来要合些同志的人，一同办事，便是合群；五来要不许他人侵犯着我，并我亦不可侵犯他人，便是自由；六来任凭什么事，苟是自己分内所应得的，不可让人，便是权利；七来我所应得做的，该应尽心着力的做，便是义务。这七件以外，尚有一项最要紧，最不可缺的，叫做参与政权。至于完纳租税，教育子女，都是国民的责任，也不消说了。

以上所列举的国民责任，均为汲取最新学理组织而成，因为取代“臣民”的“国民”，本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既然“一个国内，要生出许许多多、纯纯正正的国民，所可靠的，只有女子”，身负“国民母”之责的女性，对于上举国民的诸般品格，当然也就“无一件不当尽的”。因此，“国民之母”并非只是一顶给女性带来“最敬重、最尊贵”荣誉的桂冠，而实在蕴涵着脱胎换骨的改造与重塑国民的使命。自立要求女子“晓得国民母的责任不轻了”, “晓得国民母更不容易做的了”[21]，用心在此。

而要使女性洗心革面，具有上述国民觉悟，真正“能尽一分国民母的责任，占一点国民母的地位”，则培养与实行的途径亦不可不讲究。《女子世界》中较为系统的论说仍然要推举自立，其《女魂篇》所举示的“教育之纲有三：曰德育，曰智育，曰体育”，以此发明新道德，研究新知识，锻炼新体魄，于是，女学不得不讲。除确认女子“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个人之权利，与男子无异”，该文更特别关注女性被剥夺的权利如何恢复，要求女性获得“出入自由”权以求学，取得“营业自由”权以自立，把握“婚姻自由”权以使家庭美满[22]，因此，女权不得不讲。这与金一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将杂志的宗旨定义为“振兴女学，提倡女权”取向一致。

为“女子世界”的论述做总结，用得上《论铸造国民母》文中的一段话：

夫十九世纪，如弥勒约翰、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溉灌自由苗，培泽爱之花，则我女子世界发达之一日，即为我国民母发达之一日。

在20世纪初输入的西方近代女权思想的启发下，晚清先进的知识者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23]，及时构建出“女子世界”的理想。基于女性生殖繁衍后代的能力，论者有意夸大了女子对于国家命运的操控权，因而，这一理论上以女性为主导建立的新中国，便被冠以“女子世界”（或曰“女中华”）的美名。为尽快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过渡，判定为天资胜于男子的女性，本身亦必须改造人格，增进知识，才能获得进入“女子世界”的资格，成为合格的“国民之母”。而这只有通过“女界革命”才能实现，兴女学、争女权正是“革命”实现的两个基本途径。众多名副其实的“国民母”一旦构成“女子世界”的主体，则文明、强大的新中国必将诞生。因此，“女子世界”最简单的定义，也可以指谓女权伸张、女学普及的国家。[24]

据此，由晚清最推崇女性的文人学者所构想的“女子世界”，其根基明显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欧美妇女的要求平等权，是根据天赋人权理论，为自身利益而抗争；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女子世界”理想，昭示着中国妇女的自由与独立，却只能从属于救国事业——“女子世界出现于二十世纪最初之年，医吾中国，庶有瘳焉”[25]。因此，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进程与国家的独立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理解晚清的妇女论述，才不致出现隔膜与偏差。

[1] 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倪寿芝（实出柳亚子）《黎里不缠足会缘起》, 《女子世界》4、3期，1904年4、3月。丁初我之说显然出自金一的《女界钟》，该书第六节《女子之权利》称：“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女界钟》56页，1904年再版）

[2] 初我《女子世界颂词》, 《女子世界》1期，1904年1月。

[3] 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 《女子世界》1期，1904年1月。

[4] 分见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初我《女子世界颂词》。

[5] 初我《女子世界颂词》。

[6] 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

[7] 自立《女魂篇》第三章《铸女魂之方法》, 《女子世界》3期，1904年3月。

[8] 夜郎《劝女子入学堂说》, 《女子世界》10期，1904年（?）。

[9] 初我《说女魔》, 《女子世界》2期，1904年2月。

[10] 竹庄（蒋维乔）《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 《女子世界》3期，1904年3月。

[11] 《女界钟》34—35页，1903年初版，1904年再版。

[12] 《女界钟》39—41页。

[13] 初我《说女魔》, 《女子世界》2期，1904年2月；初我《哀女种》, 《女子世界》6期，1904年6月。

[14] 自立《女魂篇》第二节《女魂之概念》、初我《说女魔》, 《女子世界》2期，1904年2月。

[15] 亚特《论铸造国民母》, 《女子世界》7期，1904年7月。

[16] 初我《女子世界颂词》。

[17] 初我《说女魔》、自立《女魂篇》第二节《女魂之概念》。

[18] 初我《女子世界颂词》。

[19] 初我《女子世界颂词》、亚特《论铸造国民母》。

[20] 亚特《论铸造国民母》。

[21] 自立《谰言》（一）, 《女子世界》2期，1904年2月。

[22] 自立《谰言》（一）、《女魂篇》第三章《铸女魂之方法》、第四章《光复女子之权利》, 《女子世界》2—4期，1904年2—4月。

[23] 如天醉生《敬告一般女子》云：“鄙人也是个男子，并非巾帼中人，为什么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呢？咳！不知道一国的女子，占国民的半部；女子无权，国力已减去了一半。把这一半拖妻带女的病夫，去当那四面的楚歌，岂不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么？”（《女子世界》1期，1904年1月）

[24] 陈志群即是在此意义上，把美国称为“女子世界”[见志群《（短篇小说）女子世界》, 《女子世界》14期，1905年]。

[25] 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