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苏联模式[1]
如何对待苏联模式问题，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待苏联模式、苏联经验的方针和态度，常常是我党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组成部分，它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思想路线，影响着党的组织路线，故对待苏联模式的方针和态度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现在，苏联虽已解体，苏共也难以恢复它先前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那种地位，苏联模式的影响将远不如前，但即使作为历史遗产，其影响也决不会消失。苏共90年左右、苏联约70年的革命和建设历史以高昂代价换来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于世界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于正在掀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高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如此。
毛泽东的一生，曾为我党树立了正确对待苏联模式的榜样，也有过重要的教训。因此，在纪念这位历史伟人100周年诞辰的时候，研究一下他是如何对待苏联模式的，作为我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同苏联模式是什么关系，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一
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沉浮、思想理论上的建树和发展，都同如何对待苏联经验、苏联模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坚持正确的方针和态度、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的结果。
诞生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来进行党的建设的。如果没有实际上是联共（布）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其早期阶段短短的几年中，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共一大），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二大），并分清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确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三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共四大）；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初步建立党的集体领导体制。
党在其早期阶段就把上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如果不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难以设想的，这是巨大的历史成就。这些要点的提出，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七、八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正确意见，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纲领、原则的确立和规定同这些原则、纲领的具体化、中国化还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过程，后者要求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此时我们的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终究还是幼年的党，缺乏斗争经验的党，对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2]因此，党还不能抵制陈独秀的错误，还难以摆脱照搬照抄俄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正如周恩来所说的，此时党的领导人员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高，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还没有建立起来。[3]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来了，但陈独秀一再阻挠其发表。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批评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结果被剥夺了表决权。
如果说苏联模式、苏联经验对幼年时期的中共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话，那么，在我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作用则主要是消极的、错误的。[4]这个时期大体上属于共产国际的中期，也是高度集权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即狭义上的苏联模式形成和基本上确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联共（布）通过高度集中的共产国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是要把苏联的全部经验和苏联模式强加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苏联党的这种错误做法，通过中共党内的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一再受到“左”倾机会主义压制和打击的毛泽东，同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点。[5]根据中央这次会议的精神，他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并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无间断革命”等错误主张，断言“现在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确定了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总策略，指责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解除了毛泽东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在第一次“左”倾路线被纠正后的两年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巨大发展。但1930年6月至9月，又出现了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的“立三路线”。这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全国已有“直接革命形势”，可以搞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并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立三路线”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左”的错误指导。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的决议、斯大林修改定稿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具体过问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等，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但也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当成革命的敌人；二是把城市工作作为中心。这是把俄国革命经验公式化、定型化的典型。它对“立三路线”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六大的“第三时期理论”“进攻路线”、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等观点，对“立三路线”的影响就更大了。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不但在实际斗争中发展了上述决议的正确方面，而且纠正其“城市中心论”等错误，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到农村，创造和发展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然而“左”倾路线却攻击其思想和道路是“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在实践中，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纠正“左”倾路线的错误，说服了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放弃夺取长沙、九江等大城市的计划，使红一方面军获得了很大发展。
从1931年初起，在共产国际代表全力支持下，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留苏学生王明，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开始了比第二次“左”倾错误更“左”的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长达4年的统治。不懂中国实际的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把自己装扮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右倾的旗号，以马列主义书本吓唬人，把苏联经验、连同其当时正在推行的某些“左”的错误方针政策搬到中国来。他们效仿苏联的做法，要在中国苏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他们根据斯大林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实行打击中间势力的政策；他们把苏联反右倾斗争的方针搬到中国来，要求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实行极“左”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对坚持独立自主和正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其错误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6]；他们在军事战略上则打正规战和阵地战。在苏区的政权建设上，从政权名称、形式、内容，如剥夺有产阶级的选举权、对工农实行不平等的代表权、采用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实行共产党一党独存政策等，都照搬苏联模式。
在气焰极盛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下，同这条路线尖锐对立的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正确路线，遭到了排挤和严重打击。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诬蔑为“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在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上，又批评毛泽东的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正确主张，指责“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纯粹防御路线”，是“右倾主要危险”，会后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1933年临时中央又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主要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的反对“罗明路线”和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革命蒙受惨重损失。直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领导，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后来总结说，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7]王明等人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除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8]，因此，才有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新的任务，我们党知识不足，经验缺乏，因此在建国初期，实行了“学习苏联”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是这一方针的倡导者。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苏联共产党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9]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的号召，要求党员、干部、各阶层人民“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10]1954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又一次号召“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11]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在建国初期的六七年间，在如何对待苏联模式问题上，在“学习苏联”的高潮中，有重大的成就，也有失误。具体总结起来，可分三类情况。
第一，在政治体制和政权建设上，我国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体制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其一，我们没有照搬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根据中国实际，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2]。“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3]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也包含无产阶级民主，毛泽东领导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实质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但两者是有区别的。突出之点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14]，但却属于人民的范围。其二，我们没有沿用苏联的苏维埃的政权构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三，我国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的存在、各级人民政协的建立，是我国政治体制与苏联的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体制的重大区别，也是前者优于后者的重要表现。共产党以外的人士在国家和各级政权机关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其四，我们没有搬用苏联的联邦制的国家机构形式，而是建立单一制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可见，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吸取苏联模式的某些经验，但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我们在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也曾存在仿照苏联体制的问题，如干部管理体制和党委对政府部门的直接对口领导体制；我国政治体制也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苏联政治体制的那种弊端。
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毛泽东注意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遵循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马列主义原则，领导我党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毛泽东指出，这种做法“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髙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15]对于富农经济，我们没有采取苏联的没收和驱逐富农分子的做法，而是采取由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从而避免了伤害富裕中农利益和生产力破坏的恶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则是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设想过、但在俄国并未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当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存在缺点和偏差，如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后来并没得到纠正、反而扩大了，这与毛泽东同志对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认识上存在局限性也有关。
第三，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文化建设上——“学习苏联”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有巨大成绩，也有突出的照搬照抄的毛病。在这几年间，苏联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实施是给予很大的帮助的，它帮助中国兴建了156个项目，是这时工业建设的中心。苏方派来我国的技术专家达3000人，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达7000人，实习生5000人，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我们采取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在当时是需要的。因为我国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如同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这时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6]。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理，我们照搬了苏联的许多东西，建立了以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为主要管理手段的体制。毛泽东后来总结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17]在文化教育体制上，也存在这种情况。总之，在经济文化建设和体制上，“学习苏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确实存在照抄照搬的局部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问题。这里仍然是把苏联模式、经验绝对化、神圣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苏联经验“不能有丝毫怀疑”，“科学技术上也要倒向苏联”等口号和观点反映了这种教条主义错误，甚至于人家的短处也去学。毛泽东曾风趣地举一例子：“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18]更为严重的是把对待苏联的态度不加分析地作为衡量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的标准。1957年反右斗争中，一些人就是因为在对苏问题上发表过一些并非错误的言论，便被打成右派。
在建国以后的几年间，在对待苏联模式方面的正确与错误，都不能仅仅归功或归咎于毛泽东个人，但也与毛泽东的认识和理论观点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在总结这个问题时，总是把自己摆进去的，如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他主动承担责任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19]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1956年，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一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建立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成为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这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在苏联、中国和国际上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4月，在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汇报和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研究了我国建设发展中的问题，初步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毛泽东强调对外国的经验，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照搬，指出由于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更要引以为戒。
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鉴于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的教训，我们要处理好重、轻、农三者的关系，“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0]鉴于苏联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中的教训，特别是“把农民挖得很苦”，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教训，我们务必更好地处理好三者关系、特别是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21]；鉴于苏联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这一教训，我们在强调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等。[22]
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方面，毛泽东清醒地指出我们要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民族问题上，“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处理好我国的民族关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23]。在镇反问题上，斯大林“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24]；我国过去镇反是必要的，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内部清查反革命，则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25]。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是非问题上，毛泽东尖锐批评斯大林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不分错误与反革命的界限犯了错误就杀掉……错杀了许多人[26]。根据这一惨痛教训，他郑重地重申我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这里特别要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苏联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光，只剩下共产党，结果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27]。根据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明确宣布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同时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大方针。他认为，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28]毛泽东在这里实际涉及执政的共产党如何看待反对派的问题。他说，民主党派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29]
综上所述，毛泽东此时对苏联模式的问题和弊病，看得是很中肯、很深刻的。在此基础上，他为我党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的正确方针，实际也是提出了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时期毛泽东对苏联模式及其弊端的根源的分析，《论十大关系》和紧接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
在以后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又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和体制建设的许多经验，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严重失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这些失误又发展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在这场由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一套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论点，其中有不少是他本人过去提出过或支持过的。毛泽东的错误的表现形式、实质和根源有一些恰恰是同他批评过的斯大林的错误、我党历史上发生过的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的错误相类似的。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认真总结的。
二
毛泽东是如何对待苏联经验、苏联模式的，其中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呢？总结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这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把苏联的根本制度、基本经验与其具体制度、体制、具体政策和做法区别开来。坚持两点论，“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30]。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他始终肯定的。[31]这指的是不能走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路。“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32]但中俄两国国情毕竟有不少差异，两国的革命和建设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不完全一样。所以，中俄两国革命必经的主要阶段、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就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夺取政权之后也同样有同有异。因此既要“以俄为师”，又不能照搬照抄。我们拿毛泽东同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分歧最大的两个问题来看。
一是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方针。毛泽东既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但又不照搬俄国在民主革命中孤立和麻痹资产阶级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33]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妥协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于后者不能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待资产阶级的方针。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即使对于大资产阶级，在特殊条件下，也要把它们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34]。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阶段也具有两面性，建国以后，我党对其也采取了如前述的不同于苏联的方针。
二是关于革命斗争的形式和道路。毛泽东坚持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暴力革命学说，他多次引述了斯大林的论断：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35]但他没有停留在坚持武装斗争的抽象原则上，而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拒绝和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照搬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做法。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名篇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条件，指出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得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的出发点。[36]正是在这个理论分析之上，形成了中国式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在其他问题上，毛泽东都是采取这样的分析的态度。如在新民主主义体制和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上，他一方面坚持和继承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又根据中国的实际创立了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式，即毛泽东所称的“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37]。他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原则，从民主革命开始就创造性地确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指出，“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和个人，对于共产党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38]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明确地否定了限制社会主义民主的苏联式的一党制，即使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也多次讲民主党派还是要的，政协还是要的。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之所以能以正确的方针和态度对待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抵制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的错误方针和态度，是因为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和那些脱离实际、空谈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斗争中，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注意不断地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其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中国的革命道路，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周恩来在1944年的一个报告中曾谈到，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1925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但对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即使在上井冈山时，毛泽东也还没有这些思想。后来他总结了1929年红军发展的经验，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工作中心。[39]
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是建立在正确的思想路线之上的。而为了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方针和态度，毛泽东一贯非常重视从思想路线解决问题。1930年5月，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提出离开实际调査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王明的教条主义一再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之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下了很大的力气，在全党从理论到实践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阐述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尖锐地批判了脱离中国实际、空谈马列的教条主义。1942年，毛泽东又创造和倡导了全党整风运动。其中心问题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通过这次整风，我党才基本上克服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谈到我们经验缺乏，知识不够，必须从实践出发，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他仍然十分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教育全党，以便端正思想路线，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高领导水平。
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里的“结合”，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对理论与实践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是从理论这一端开始，而是以实际为出发点。在毛泽东那里，对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采取分析的态度，即分清根本制度、基本经验与具体制度、体制、经验、做法，这种辩证方法也不是用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是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即使判定什么属于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也应是以实际为出发点，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毛泽东提出，必须“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40]。
总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采取对苏联模式、苏联经验的正确方针和态度，不断纠正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错误，是因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那么，从理论到实际坚持同教条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对斯大林的错误已经有了相当中肯和深刻认识的毛泽东，为什么在其晚年还犯了类似他本人曾经批评过、反对过的错误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总的说来，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和实践——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指出的那样，“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在理论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左”倾的方针和政策；从实际上看，是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主观主义的、完全错误的估计，如说党内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根本没有事实根据”，而且在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了他自己制定的对待马列主义的正确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虽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但与苏联模式和他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却有一定关系。1956年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我们的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个历史进程很曲折，反复性也很大。因此，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尽管我国的体制在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特点，但也始终未能真正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在经济体制上的所有制过于单一，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作用，在政治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等，都说明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既是这种弊端的表现，也是以它为背景、为根源的。把阶级斗争问题当成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理论和“肃反扩大化”没有本质区别，而且理论形态更加完备了。个人集权、个人崇拜是苏联体制的突出特点和弊病，毛泽东对此缺乏正确认识。他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过存在着正确的和必要的个人崇拜问题，加上相同的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他终于没有避免斯大林晚年的这种错误，发生了削弱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指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斗争，其间充满着胜利与失败、交替出现正确与错误。人们在实践中受了挫折，吃了苦头，得到锻炼，有了经验，于是又前进了。我们党经过这次严重挫折，吸取了历史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开始了新的征程。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这个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党已经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表明我们党对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一个适合的社会主义体制。十几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向世界展现了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和光辉前景。
（原文载《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 本文讲的苏联模式，既指狭义的，即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也指广义的，即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经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模式、苏联经验一部分是以共产国际的决议的形式出现的。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3]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4] 《周恩来选集》（下），第304—305页。
[5] 见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记录。
[6]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3页。
[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8页。
[8]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7页。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
[1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5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14] 同上书，第1479页。
[1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185页。
[1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
[17] 同上书，第831页。
[1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2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2页。
[21] 同上书，第728页。
[22] 同上书，第729页。
[2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2页。
[24]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6页。
[2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490页。
[27] 同上书，第489页。
[2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3页。
[29] 同上书，第734页。
[3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32] 同上书，第1469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3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609页。
[35] 《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第98—99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2页。
[38] 同上。
[39]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4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